王鸣录相声作品集《皆大欢喜》
高英培、范振钰演出了王鸣录的大量作品
《新相声》作品集 ◎辛酉生
3月下旬，天津著名相声作家王鸣录先生去世。熟悉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相声的人，一定听过《教训》《不正之风》《聊天儿》，知道“坐地炮”“万能胶”“李大白话旦”等相声演员用声音塑造的无比鲜活的人物，王鸣录便是这许多优秀相声的作者。重温相声的辉煌，也提示我们思考当下相声创作的问题，繁华背后也有隐忧。
王鸣录1938年生于天津，13岁拜师张嘉利学习相声。“文革”结束后他的相声创作进入高峰，后调入天津曲艺团，津京很多相声名家如常宝霆、李伯祥、苏文茂、马季、赵振铎、李金斗、赵伟洲等，都表演过他的作品，特别是高英培、范振钰演出了王鸣录的大量作品，三人也被称为创作、表演的铁三角。
王鸣录演员起家（现在还能听到他表演的《十八愁绕口令》等），创作成名。对他的创作特点，高英培、范振钰在其作品集《皆大欢喜》前言中有很好的总结：善于创造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选材严谨，从人物性格出发安排情节结构；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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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和其他表演艺术一样，总是演员更为人所熟知，但若没有隐在幕后的优秀作者，便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张三禄、穷不怕、恩绪所处的相声发展早期，演员同时兼任作者，作品在一代代演员的表演中逐步完善。清门相声《八猫图》之类，以及《报菜名》等具有一定文学性、知识性的作品，未必没有文人参与，只是无从考据。
随着相声的发展，部分作品有了较明确的作者，如《打白朗》《揣骨相》《哏政部》《庙游子（地理图）》作者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相声文本渐渐成为一种消闲文字，具有了独立价值，上世纪30年代张笑侠编辑、戏曲研究社发行的《相声一集》，就是较有代表性的相声文本集。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基于市民趣味、口传心授的作品，突然跟不上时代的需求，相声演员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的脚本。侯宝林、孙玉奎等演员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找到回国不久的作家老舍，老舍欣然命笔创作多篇相声作品。而后在老舍、吴晓铃等作家、学者的帮助下，相声演员逐渐开始创作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品，如小立本的《社会主义好》等。
但老舍创作的《假博士》《维生素》《对对子》等都不是很成功，没有成为某位演员的代表作，甚至几乎没有表演录音流传下来，而小立本的作品几乎就是口号。老舍、吴晓铃等人更重要的作用是帮助相声与时代合拍，这种合拍既包括表演内容，也包括表演本身。同时相声创作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更多演员之外的人参与到相声创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版了大量相声作品，报纸杂志也刊登相声作品，北京文联主办、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更是专门刊登曲艺作品的杂志。身先士卒的相声改进小组曾编辑多本题为《新相声》的作品集，由宝文堂书店出版。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有演员、作家，也有文艺爱好者，许多相声文本是某一运动或活动的命题作文（现在还有不少宣传新《婚姻法》的文本和录音），其中还有不在少数的国际问题题材，这在1949年前不可想象。这种命题创作方式，更是一直影响到今天。
随着院团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创作员成为院团中和演员并立的组成部分，将创作作为一种岗位的设计，也是相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南开大学教授、著名曲艺研究家薛宝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主要从事相声创作。
这个阶段出现的比较好的作品，有北京市公安局交通队郎德沣等创作的《夜行记》，天津著名相声作家何迟更是佳作迭出。何迟是北京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做过抗日剧社演员，1949年后参与领导天津文艺工作，曾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由他创作、马三立等表演的《买猴》《似曾相识的人》《十点钟开始》，成为相声史上的经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创相声作品，大部分情节都是社会变化、发展已经超越主人公的思想和行动。其中，歌颂型作品大都是主人公努力追赶社会建设需要；讽刺型作品大都是人物本身有各种落后思想，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后经受教训、自食其果、成为笑料，如马三立《买猴》中的马大哈，《十点钟开始》里夸夸其谈毫无行动力的人，侯宝林《打百分》《跳舞迷》中沉迷扑克、舞蹈的人等。这个时期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不多，何迟创作了《开会迷》《统一病》中塑造的热衷开会的主任和凡事必要统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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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低潮，相声迎来井喷式发展，老演员焕发活力、优秀青年演员涌现的同时，还出现一批优秀的相声作者。北京曲艺团有王存立、廉春明，铁路文工团有沈永年、杜来，天津的作者有王鸣录、刘梓钰。
这个时期的作者们，一方面还在写人思想落后于社会，如王鸣录创作，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跟谁对着干》，早点部卖老豆腐的营业员受“四人帮”思想毒害，经过学习决心为“四化”做贡献。另一方面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王鸣录的作品《不正之风》中灵车拉新娘现实中不会出现，但“肉头换料头、料头换果头”“辈小点、嘴甜点，净吃香东西”的现象，在当时恐怕时有发生，“万能胶”这个名字入木三分。《石厂长》中的厂长“石棉瓦”，所有问题没有文件精神就不办，能挡就挡、绝不决策，以不办换不错；《扯皮专家》中的专家对所有问题都胡扯一气，各种民生问题拖黄为止，都是群众切身所感。此外如王存立、廉春明创作的《驯马专家》，有个性的良马被电击、被整治，成为统一驯顺的庸马，对人才使用中的问题做了深刻揭示。梁左的《虎口遐想》等作品则通过一个事件列举多个社会问题，没有明显褒贬而引观众遐想，是反映现实手段的又一种拓展。
面对这些相声作家的作品，演员通过二度创作让它们立起来，也让文本更加完善。高英培、范振钰有个著名故事，1980年代初两人已大火，东北演出，各地名家汇聚一堂，二人攒底表演《石厂长》却效果不佳。高英培极痛苦，拉着范振钰一宿没睡改本子。第二天一早演给各位演员听，得到了同行一致赞许。
《石厂长》文本从立意到包袱都堪称优秀，可是看文本和看演出是不同的感受。演员的二度创作要让不够口语化的文本真正口语化，符合相声表演规律。以何迟的《买猴》为例，文本中马大哈和对象这样对话：
“咱们看场电影去吧！”
“看什么片子啊？”
“《冷酷的心》。”
“不行，我正上班呐！”
“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你泼了我一头冷水，你也太冷酷了。”
马三立表演中将最后一句改为“完了完了，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包袱一下就响了。文本中对肠胃不好的王文书的描述是“早就换啦！换的这位文书，字写得又好又快，人又仔细，就是一样，身体不好，有胃病，常闹肚子”。表演本改为“爱闹肚子，屎来刻不容缓，当时就算拉出来了”。虽然不够雅驯，确是真正口语，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为后面情节做了观众无法忘记的铺垫。
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有梁左，姜昆才是姜昆。且不说姜昆自己写作过许多好作品，梁左的相声文本同样需要姜昆才能成为真正的相声作品。马季在回忆录中专门记述了合作过的王兆元、王金宝等几位作者，并表示感谢。1980年代，相声演员和作者的良性互动，成就了相声的一段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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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电视综艺晚会兴盛，许多优秀相声作者都投身晚会撰稿，廉春明和更年轻的方清平等都写过文章回忆干晚会的经历。1990年代相声低潮期，固然有娱乐形式渐趋多样、相声形式较单一的原因，恐怕也因为作者流失，且相声多为晚会主题而做、慢工出细活的优秀作品少了。
2000年后，随着德云社兴起，相声进入一个以传统作品为主的快速发展期，许多观众对传统相声陌生，其实也是一种新相声。随着网络兴起，一些网友参与到相声创作中，但终不成气候。这时期相声作者和院团创作员基本缺位，虽有过一次相声作品拍卖会，但拍出的作品也没形成广泛影响。
现在活跃的演员具有创作能力的不少，如郭德纲早期有“我”字、“你”字系列作品，大逗相声的演员一直在不断推出原创作品。但少有特别优秀的相声文本，文学性与以往优秀作品有较大差距。文章开头引述了高、范二位为王鸣录总结的创作特点——善于创造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和从人物性格出发安排情节结构，这两点的缺失，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不够，是现在相声创作的问题。
现在没有“万能胶”“坐地炮”“马大哈”等能成为社会现象代名词的相声人物，郭德纲的“我”字系列塑造了一个叫“我”的人物，但更像他本人风格和演员人设，并不够鲜明，遑论通过人物较深刻地诠释社会现象，其他演员在人物塑造上也没能做得更好。几乎所有新锐相声演员都有一段回忆80后生活的段子，有的演员善学北京公交售票员、胡同大妈，这是对生活的观察，但只是对生活的罗列，不是深刻的表达。
当传统相声再次失去新鲜度，观众比演员还熟悉台词，缺乏创作能力的演员就只能加入大量零碎垫话，变成小笑话拼盘。古人作文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讲求结构，这些相声演员的作品则像是气球，上面是空虚虚大头，下面只有一根线，结构全无，内容稀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