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當大唐中央政府收複了長安和洛陽之後，安史叛軍似乎已經看不到任何前途了。
收複長安，意味着安史叛軍在西北、山西兩大戰場上已經全面崩盤了；收複洛陽，意味着叛軍在中原戰場上已經全面崩盤了。當叛軍退到河北一隅之地時，似乎已經是在做垂死掙紮了。
更重要的是，安祿山早就死了，安慶緒上位的合法性似乎存在問題，因為普遍的說法是他弑父上位。
就算安慶緒是合法上位，以他的資曆，以安祿山一系的權力格局，安慶緒也難以有效控制那些安祿山的親密助手們。
在這種背景下，安史叛軍當時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安慶緒為代表的力量，他們以邺城為中心；另一部分是以史思明為代表的力量，他們以範陽為中心。
在大唐政府軍摧枯拉朽的打擊下，安史叛軍内部遍布投降的氣氛。如果不知道後來的曆史，相信誰也會認為，安史叛軍馬上就會覆滅了。
此時的安慶緒已沒有回頭路，因為他是大燕皇帝，無論投不投降，都不可能得到赦免，燕國的骨幹成員大概也是如此。
再下面的人呢，牽涉資訊不對稱的原因，肯定也不敢輕易投降，誰敢保證大唐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呢？
對于史思明而言，當時大約有上中下三策選擇。
上策是幹掉安慶緒，獨自率領燕軍，完成安祿山未竟的事業。
這種選擇聽起來很爺們兒，但在當時是不會得到多少人支援的，因為安史叛軍現在四面楚歌，如果兩大首腦火并，隻會加速爆發危機。
大小不計，安慶緒也是大燕皇帝，更會讓史思明在奪權時增加難度。
中策是與安慶緒精誠團結。
但此時雙方猜忌已成，而且自成系統，很難實作合作。
首先存在一個排座次的問題，從理論上，安慶緒應該排在首位，因為他是大燕皇帝。但問題是，從資曆和實力上說，史思明似乎應該排在首位，他是安祿山的親密戰友，而且長期坐鎮老巢範陽，是燕國實力最強的大佬。
燕國建立的時間太短，皇權根本沒有來得及鞏固，這使得史思明與安慶緒的關系實在有點尴尬。
下策是投降大唐。
投降大唐牽涉了太多問題，如果是有條件的投降，我是說保留事實上的獨立性，那史思明與大唐中央政府之間的猜忌就無法消除。
如果是無條件的投降，任由大唐政府改編叛軍，當時就有可能被大唐中央政府秋後算賬的。
但史思明經過一番盤算之後，還是選擇了下策，那就是投降大唐。
當然了，這種投降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讓大唐中央政府變相承認了河北的獨立性。
在說起大唐接受史思明投降時，史書經常會說，當時就有人提醒皇帝不可信任史思明，但是皇帝卻沒有重視這個問題。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兇險，因亂竊位，力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征入宿衛。”時上以寵納思明，會中使自範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其實呢，這都是擺在台面上的說法，根本靠不住。
在皇帝眼中，不要說是史思明這種有前科的軍方大佬，就是郭子儀、李光弼這種根正苗紅的軍方大佬，他也不會信任的。
作為一個軍方大佬，在沒有接受文職官員和内廷制約之前，不管他表現得有多忠心，也無論他和皇帝的私人關系有多親密，皇帝都會認為他不可信，因為皇帝永遠也不相信臣子的忠心。
這就好像，皇帝手裡握着一些三屍腦神丹，總會有意無意地問你，想吃一顆嗎？如果你說不想吃，你再是一臉的忠心，皇帝也不會相信你。
在現實的曆史中，皇帝總會試着向各大軍區派政治委員（這些政治委員可能是文職官員，也可能是内廷太監）；軍方大佬如果對此表示拒絕，他再表現得一臉忠心，皇帝也會認為他心懷不軌。
當然了，皇帝也會試着在各大軍區行使人事權力，并會讓軍區内的行政、經濟主管擁有和軍方大佬對等的地位，甚至還會讓行政、經濟主管淩駕于軍方大佬之上。
如果軍方大佬對此表示拒絕，他再表現得一臉忠心，皇帝還是會認為他心懷不軌。
作為軍方大佬，千萬不要和皇帝扯什麼忠心不忠心，更不要覺得自己會表演，就能獲得皇帝的信任。
如果軍方大佬拒絕皇帝類似的要求，說什麼都是白扯，因為軍方大佬拒絕皇帝類似的要求，在皇帝眼中，他就是軍閥。
總的來說，史思明可信不可信，皇帝用腳後跟思考一下，也會知道答案的。
第一、皇帝能向史思明的轄區派各級政治委員嗎？肯定是不能的。
第二、皇帝能随便調動史思明手下的各級将領嗎？自然也是不能的。
第三、皇帝能讓河北的行政、經濟主管，擁有和史思明對等的地位，甚至讓這些行政、經濟主管淩駕于史思明之上嗎？當然還是不能的。
既然如此，就算有人告訴皇帝，史思明忠心可表天地，皇帝也隻會表面客套幾句，因為從内心深處，皇帝肯定會想，如果他真的忠心可表天地，為什麼總拒絕吃我的三屍腦神丹呢？
事實上，因為類似的原因，不要說史思明了，就是郭子儀、李光弼，在收複長安、洛陽後，皇帝也時刻想着如何削奪他們的兵權。
一個人說史思明不可信，這個觀點并沒有任何錯誤，皇帝并不會因為這個原因，認為他的說法是錯誤的。問題是，接下來的内容呢？如果他隻是告訴皇帝，我們絕不可以接受史思明的投降，皇帝肯定會認為他是在說空話罷了。
接受史思明的投降，與史思明可信不可信，沒有任何的關系。史思明不可信，大唐中央政府也可以接史思明的投降啊，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利用政治外交手段削弱史思明。
對于現在的大唐而言，如果擁有一鼓作氣解決河北叛軍的能力，自然不會接受史思明有條件的投降。問題是，大唐現在沒有這種能力。
這并不是因為大唐的綜合實力不夠，而是現在的大唐受到一個問題的困擾，那就是讓誰領銜率軍平定河北叛亂呢？
從大道理上說，授予郭子儀或李光弼全權，率領各大軍區聯合圍剿河北叛軍，肯定能成功的。
問題是，授予郭子儀或李光弼這樣大的權力，他們在收複河北後，如果再打出類似于清君側那樣的旗号，突然再殺回來，唐肅宗肯定比安史之亂初期的唐玄宗還狼狽。
事實上，在當時，各種“清君側”的旗号已有人蠢蠢欲動地提出來了。最經典的就是，建甯王、太子都曾試圖清洗幹政的皇後和太監李輔國。
當然了，因為類似的原因，繼續讓太子率軍領銜平定河北叛亂，更加不可行了。
收複長安、洛陽時，太子還沒有正式取得太子的名份，而且收複長安洛陽，按計劃就是摧枯拉朽的戰争，而且戰争的地區，距大唐權力中心并不是很遠，是以皇帝有信心讓太子率軍。
現在，太子已正式取得太子的名份了，而且進攻河北，很容易打成僵持戰，因為河北是叛軍的老巢，而且叛軍收縮兵力于那裡，估計不可能再實作摧枯拉朽的勝利了。
從地緣上看，河北距大唐權力中心比較遠，太子長久率軍攻打河北，再回師的時候突然打出清君側的旗号，唐肅宗馬上就有可能變成“唐玄宗第二”。
讓另一個親王領銜平定河北呢？似乎也是不可行的，因為讓一個親王擁有這樣大的軍權，恐怕随時會成為李世民第二，到時太子、皇帝都會陷入危機之中的。
總而言之，這個親王功高蓋世，皇帝、太子什麼都不是，還想方設法排擠這個親王，這個親王率人發動政變，誰敢說不是呢？李世民當初不就是這麼玩的嗎？
讓太監節制各大将帥呢？這個想法雖然可行，但是弊端更大。
是以當時的大唐政府，雖然在綜合實力上擁有着壓倒的優勢，但是在收網解決叛軍的最後時刻，卻突然停滞不前了。
隻要我們能了解大唐皇帝的這種困境，自然就能了解大唐政府為什麼要接受史思明有條件的投降了。
接受史思明的投降，才有機會用軍事壓力，配以行政、外交手段解決河北叛軍；而用這種方法解決河北叛軍，才不會讓軍方勢力越來越膨脹。
接受史思明的投降，從戰略上沒有任何錯誤，因為這首先會加劇叛軍的分裂。
最簡單而言，河北很快分裂為主戰的安慶緒、主降的史思明兩大集團。
從表面上看，大唐中央政府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安慶緒沒有解決之前，就急不可耐地解決史思明，于是把主降的史思明集團逼得與安慶緒合流了。
其實呢，如果大唐政府不抓緊時間解決史思明，就沒法大舉進攻安慶緒。
基于大唐中央政府的角度，肯定是大唐政府派軍解決盤踞邺城的安慶緒，史思明做好配合工作就可以了；因為隻有如此，大唐政府才能最大限度的把腳伸進河北地區。
基于史思明的角度，顯然會認為，應該由他們派軍解決邺城的安慶緒，大唐政府做好配合工作就可以了，因為隻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阻止中央軍趁勢進入河北。
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是沒法談攏的。
政府軍讓史思明領銜平定邺城，那就是變相幫史思明實作了河北統一。
史思明讓政府軍領銜平定邺城，那就是讓大唐把腳徹底伸入了河北，下一步自然就是解決他了。
不管政府軍對史思明許下的承諾有多好聽，以後肯定會進行大規模削藩的。
一旦削藩開始，始終站在大唐帝國一邊的軍方大佬，也有可能無法善終。史思明這種叛軍，一旦被削藩，前途還能樂觀考慮嗎？是以基于史思明的角度，河北的獨立是必須保持的。
因為類似的原因，大唐中央政府在沒有解決邺城的安慶緒前，就開始支援烏承恩取代史思明了。
烏承恩接到大唐中央政府釋出的任務時，他也有三種選擇。
上策，積極協助中央政府解決史思明，然後取代史思明，成為河北最高軍政長官。
中策，就是接受大唐皇帝的指令，卻是啥具體行動也不做，與史思明維持表面的合作。總而言之，既然不堅定站在大唐政府一邊，也不堅定站在史思明一邊。
下策，就是積極站在史思明一邊，總而言之，大唐政府派我來解決你，你可得小心提防啊。
哪種選擇好呢，這個很難說，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烏承恩選擇了上策。
烏承恩在中央政府的支援取代史思明，他對中央政府的依附性就比較大；而且烏承恩并不是主動跟安祿山造反的，他此前一直是标準的騎牆派，是以他對中央政府的恐懼，并不象史思明那樣無可化解。
從這層意義上，如果烏承恩取代了史思明，中央政府再進攻邺城的安慶緒，就容易取得主動權。
但是烏承恩進入河北策反各級軍政長官時，被史思明發現，并且抓住了确切的證據。于是協助烏承恩清理史思明的人，都被史思明清理出局了。
思明乃集将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
到此為止，大唐中央政府與史思明的沖突徹底激化了。
烏承恩死前，說這是李光弼指使自己幹的。
于是史思明上表中央政府，讓皇帝把李光弼的人頭交出來，中央政府自然不可能接受這種條件。于是史思明扔掉大唐旗幟，再度叛亂。
史思明叛亂的理由非常簡單，我們選擇投降，皇帝竟然想趁機對我們斬盡殺絕，我們不繼續造反能行嗎？
關鍵是，所謂的僞政府官員和職員們，都隻是被脅迫參與了叛亂，但是大唐皇帝依然對他們秋後算賬，我們這些主動參與叛亂的人，除了繼續造反，還有别的選擇嗎？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大唐政府終于開始準備進攻邺城的安慶緒了。
此時，距收複長安、洛陽，已過去整整一年時間。
公元757年9月收複長安、同年10月收複洛陽。大舉進攻邺城，則是公元758年9月底的事。
在收複長安洛陽後的一年時裡，大唐政府并沒有趁勝追擊叛軍，他們在做什麼呢？
顯然是在重建行政、軍事、經濟系統。
但是不管大唐政府怎麼重建行政、軍事、經濟系統，也有一個問題難以解決，那就是如何控制軍隊？
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初期時，帝國都不用考慮這個問題，因為當時帝國的軍事權力，通常都掌握在諸王、外戚、豪門代表手中，是以威脅皇帝的主要力量是諸王、外戚、豪門代表，純粹的軍人力量，隻是一個個打工仔罷了，從普遍意義上，他們并不是皇帝的競争對手。
皇帝與這些力量勾心鬥角、折騰了許多年，終于把他們都擺平了，但是新的問題出現了，那就是諸王、外戚、豪門代表不再威脅皇權了，軍人力量如何控制呢？
如果皇帝想開曆史倒車，直接再重用諸王、外戚、豪門代表就可以了，問題是，這樣解決問題，還不如不解決問題；因為諸王、外戚對皇權的威脅更嚴重。是以安史之亂到陳橋兵變二百年時間裡，軍人力量雖然一直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沒有一個皇帝試圖用重用諸王、外戚的方法解決。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大舉反攻河北，大唐中央政府足足準備了一年時間，最後還是用了一個極盡天才的方法，那就是讓各路大軍的将領擁有對等的地位，然後讓大太監居中指揮各路大軍，這種玩法，自然對控制将帥有利，但是軍隊的戰鬥力，就實在無法保證了，于是大唐政府軍在擁有絕對優勢的背景下，突然被叛軍打得一敗塗地了！
總的來說，唐肅宗此的困境，與唐玄宗時代的困境一樣，那就是安史叛軍很危險，其它軍隊就很可靠？如果哪支軍隊也不可靠，皇帝到底能依靠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