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怎樣以知音身份指出蘇轼等十九人的弊病的？
何為知音？一指通曉音律；二指知己，同志；三指對作品能深刻了解、正确評價的人。
很顯然李清照是個通曉音律的人，因為她的《詞論》對蘇轼等豪放詞人的批評正基于“音律不協”。但是否能說她和這些先輩詞人就是知音呢？從她整篇《詞論》隻說“詞别是一家”，沒有看出詞牌在北宋時期已經開始走向詩化來講，可能是“知音”不“知心”。
不過當時天下詞牌還是以婉約為主，看不透未來詩詞合流的走向也怪不得她。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隻因身在此山中。”
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才女，詩大氣縱橫，詞婉約精奇。
她的人生和詩詞風格以趙宋王朝南逃作為分界點，前半生語言清新自然,歡快美滿,偶有閑愁點綴；靖康之變後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離,主要書寫蒼涼人生,抒發對故鄉故國的懷念。
《詞論》作于南渡前，這一時期，李清照自身文學風格雖沒有大的感情波動，但是已經日趨成熟，對詞作有了比較完整的、成熟的看法。由于李清照本身的詞風走的晏歐派，缺乏眼光向外的視野，對蘇轼等人在詞史上的作用不像我們後來人看得清楚，也有一些局限性。是以有人說她：“多有妄評諸公……”
我們來看看李清照是評論了多少位前輩，有沒有她的道理。
《詞論》開篇從李八郎樂府詩講起，談到晚唐五代時，蜻蜓點水般提到了南唐君臣：
五代幹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小樓吹徹玉笙寒”出自李璟的《攤破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吹皺一池春水”則出自馮延巳的《谒金門·風乍起》。而“亡國之音哀以思”自然是指李煜了。李清照對這幾位前輩還是很欣賞的，認為他們“尚文雅”、“語甚奇”，這和她本身的詞風也是有關聯的。
那三位君臣是前朝，到了北宋，排在第一位的詞人自然是“奉旨填詞柳三變”了。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這裡指出了柳永于宋詞的最大成就，“變舊聲作新聲”，實際上就是指柳永對原來的小令格式的詞牌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充，為詞牌長調做出了開創。同時指出柳永作為一個音樂家，作品是非常合音律的，但是由于他創作的花街柳巷的屬性，“詞語塵下”。
因為李清照是“知音”，是以從“音律”的角度考慮得多，她對柳永的詞作還是持認可态度的，隻是認為柳永有些作品的格調不高雅。
其實格調不高并非柳永的錯，詞作為“詩餘”，自出生就是為了差別于詩的高大上，在市井中盛行，寫得太高雅，如何能做到“凡有井水處，便能歌柳詞”？
我們今天熟悉的柳永作品大都是幹淨、婉轉、悲切的詞作，比如《雨鈴霖》，但是整體來說，他的詞多為生活所迫而寫，流轉于娼門酒肆，難免“詞語塵下”。
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
張子野即張先，宋子京兄弟即宋庠、宋祁，晁次膺即晁端禮，這些詞人，偶有佳作，卻沒有名家風範，被千古第一才女輕輕一筆帶過。
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
晏元獻，就是晏殊。歐陽永叔，就是歐陽修。蘇子瞻，就是蘇轼。
這裡首先肯定這幾位大家的學問：“學際天人”，天道人道的學問他們都通曉，而用這學問來寫詞，那簡直就是往大海裡面傾倒一瓢水而已，“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簡直就是大材小用，輕松寫意。
“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但他們的詞作都隻能算是句讀不整齊的詩罷了。“句讀”，就是斷句，句讀不葺之詩，就是長短句。
李清照為什麼這麼說晏殊、歐陽修、蘇轼呢？
晏、歐陽、蘇這三位大家實際上走的就是詞的去音樂化的路子。由于一些古樂的漸漸散佚，很多詞牌逐漸獨立于音樂之外而存在，慢慢地隻靠漢字本身的平仄音調來樹立作品的音律。這其實和漢初時詩從樂府向徒歌發展類似。
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
而這種不再看重音律，隻看重詞牌本身音韻的作品，在當時不是主流。當時什麼是主流？周邦彥的“大晟府”欽定各種音樂詞牌規範。李清照作為當世詞人，自身的觀點也是如此，整個時代的觀念都是如此。他們普遍認為：一，詞牌必須附着于音樂存在。二，詞牌就該婉約。
當時蘇轼的豪放派尚未完全成型，葉夢得，張元幹，辛棄疾還是後來人。李清照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晏、歐陽、蘇的詞牌去音樂化。
在李清照看來，“詞别是一家。”
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厘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莺》，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
從這一段就可以看出李清照是如何從“知音”的角度來評判蘇轼等人的詞作的。她認為詩分平仄二聲，歌詞分五音、六律和清濁輕重，遠比詩的結構要複雜、婉轉。她接下來例舉了一些詞牌押韻和詩的大不同處，指出即便是在平仄中，如果不對上聲和入聲細分，就會造成詞牌的不能演唱。
而蘇轼等人的詞就是以詩入詞，不能演唱。這就是李清照作為“知音”批判重點所在。
在古樂盡失的今天，這已經不是個問題。我們如今區分詞牌的流派，是從内容上來區分，已經完全與音樂無關。而實際上，晏殊、歐陽修的詞是南唐閑相馮延巳的風格，在宋詞中我們稱為“晏歐派”，這與柳永的“婉約派”，蘇轼的“豪放派”完全都不是一個路子。
李清照當時看到的隻是詞牌去音樂化的這種危險走向，是以，她寫《詞論》的時候把“晏歐派”和“豪放派”放在一起給批評了。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王安石、曾鞏本以散文見長，位列“唐宋八大家”，同時王安石以“半山體”橫亘宋詩頂峰。但是在政治家眼中，“詩詞，末技爾。”是以偶爾為之，并不重視。
李清照這裡也誇獎這兩位“文章似西漢”，同時指出他們偶爾寫首歌詞，則讓人笑倒。可見音律不協，謬誤之多。
在遍覽這些音律不協的詞人前輩後，李清照以“知音者”的角度得出結論：“乃知詞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是以說啊，詞和詩、文完全不一樣，知道怎麼協音律而為的少之又少啊。
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遊、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緻，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态。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這幾個人在李清照眼裡算是知音律，就從詞的内容上來進行批判了。晏幾道鋪叙少，賀鑄用典少，秦少遊專門撩撥，卻華而無實，寫出來的東西像上不了台面的秀麗貧家女，而黃庭堅呢，寫得實在貨，能用典故卻有時候不大合适，就像白玉有瑕疵，賣不了好價錢。
《詞論》到此結束，短短一篇文，前前後後評論了十九位前輩詞人。從“知音”的角度來說，隻有最後四位、柳永、李後主君臣沒有大的問題，但是在李清照眼中還是各有毛病。
雖然我們說她有她的時代局限性，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眼光老道，評論有理有據。隻不過，她有意或者無意漏掉了同時代的周邦彥。
我們今天來看，對宋詞做出最大貢獻的三人其實都集中在北宋，柳永伸展詞牌體裁，蘇轼拓寬詞牌内容，而“詞中老杜”周邦彥集大成地規範了所有詞牌的格式。
談詞卻不談周邦彥，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當世不論”，另一個是李清照夫家與周邦彥政治上的不合，導緻《詞論》沒有讨論周邦彥的作品，實際上把掌管“大晟府”的“詞中老杜”周清真排除在外，整個格局是差了一點的。
總的來說，李清照在《詞論》一文中提出詞“别是一家”之說，強調了詞與詩的分野，強調詞配合詞牌所對應的曲調演唱的重要性，透露出對詞牌脫離音樂存在的擔心，這都說明李清照确實是一個“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