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娴 編輯 | 黃月
對鄉土的關注和思考貫穿了費孝通的一生。上世紀30年代，費孝通遠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依據自己在吳江開弦弓村的調查，寫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一書，獲得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盛贊。這部書是一位東方學者對自身社會的觀察反思，打破了當時人類學“文明人研究原始人”的傳統，彼時，中國東部鄉村又正在經曆一番大變動，費孝通對城鄉問題——尤其是鄉土——的研究就别具時代意義。此後的幾十年裡，費孝通一直堅持觀察變動的中國鄉村，寫下《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書，提出“離土不離鄉”“就地城鎮化”等觀點。
今天，城鄉問題依舊十分棘手。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在全國流動，農民工二代、三代與鄉土之間的關系遠比他們的前輩要複雜，離開鄉土又無法進入城市，容納他們的，是大城市郊區和小鎮裡的工廠空間，在單調壓抑的流水線下，有的人用殺馬特來排遣發洩，有的人自我放逐，成為三和大神。費孝通的鄉土研究對當下還有何啟示？中國鄉村離他的設想有多遙遠？
北京大學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日前在北大舉辦了“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暨‘費孝通作品精選’新書釋出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大學的多名學者與會，探讨了費孝通鄉土研究的得與失。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甘陽認為，從中國社會經濟90年代的發展來看，費孝通是一個“失敗者”，現實與他的構想背道而馳。北京大學教授周飛舟和上海大學肖瑛則從社會學視角分析了費孝通晚年對中國人心靈安置問題的看法。
可以說，費孝通對中國經濟、社會組織、人際關系的思考都是以鄉土為本位的。甘陽認為，90年代的鄉鎮企業不僅僅是經濟組織，還是社會組織，費孝通自四十年代起就把鄉鎮企業視為中國轉型的關鍵——“它不以毀滅鄉土社會為最後目标，而是仍然保持某種鄉土社會”。所謂維持“某種鄉土社會”，也就是維持鄉土對中國人心靈的滋養，鄉賢士紳、家庭人倫，皆植于此，發展鄉鎮企業，為的是儲存中國的鄉土品格。然而，步入21世紀，中國沒有按照上一個十年的小城鎮邏輯發展，反而出現了高速城市化，大城市相繼崛起。甘陽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費孝通“失敗”了，他所規劃的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遭到摒棄，中國的許多城市已經走向超大型城市，農村空心化普遍，“不知道費老看見會是什麼樣的感覺，”他說。
周飛舟補充道，費孝通在90年代時便否定了自己“離土不離鄉”的說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講自己錯了，現在農民是“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不過對甘陽的說法，周飛舟提出疑議：中國今天的企業是否是典型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國農村是否遭遇了典型的空心化，還值得商榷。他指出，農村看上去是空心化，但在節慶期間有“周期性熱鬧”，“中國的城鎮化不是單向的人口遷移過程，而是人口不斷來回流動的過程，”東部的一些企業也進行了自我拆分，散布于城鄉之間。而農村出身、參加到流動中的人群與農村土地究竟是何關系？他們是希望回到農村，還是移居城市或縣城？正是當下社會學需要研究的。據目前的一些研究，農民工對鄉土的态度存在代際差異，在不同代際間，老家可能不是想不想回的問題，而是被迫要回、不得不回的問題。
上海大學教授肖瑛注意到，費孝通關于鄉土工業的主張，一方面是基于底層群眾的生活處境和經驗得出的，一方面也出于“曆史上儒家對農民政治和生活的想象”，“有很強的儒家内涵在裡頭。”在《重建鄉土》中，費孝通寫道：“常有一地有了一個成名的人物，所謂開了風氣，接着會有相當的時期，人才輩出的。循環作育，蔚為大觀。人才不脫離草根，使中國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來源充沛浩闊。”社會學家吳景超曾經批評費孝通的鄉土工業主張是一種“鄉愁”，肖瑛認為，費與吳的争論，是“現代帶有儒家特點的所謂‘自由放任’經濟與俄日集中化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回響”。
近年來，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都着意進行人口疏散調控，而二三線城市則強調人才吸納和就地城市化。香港理工大學戰洋在澎湃新聞的一次采訪中提到，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一直有“鐘擺式變化”，“小城市發展和大城市發展的政策往往交替進行”。費孝通的鄉土說在這種背景下能否找到活力，有待各領域學者做出新的發現和闡釋。
費孝通晚年把自己對鄉土的關注從經濟社會問題轉向了人的内心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清媚強調，在講費孝通鄉土研究的同時，應該看到他是一個在不同文明間行走的“世界性學者”。也即是說，鄉土不單是内向于中國的思考，也是費孝通對20世紀西方文明沖擊的回應。
楊清媚解釋道，費孝通将中國人的心靈安置問題分為兩面，一面對農民和勞工，一面對知識分子。晚年的費孝通大量閱讀了錢穆等史學家的著作，深感傳承中國古典文化的必要，此時的鄉土說更近于文化自覺，這個擔子主要落在知識分子的頭上，勞工、農民和商人負責普通社會生活的理性化，而知識分子又永不允許自己和工農商脫離。武漢大學教授賀雪峰在論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時也曾說，鄉土更像是費在謝世後對中國讀書人的“囑托”。
但現實是，鄉土不斷遭受損蝕，費孝通在《鄉土的損蝕》一文中寫道：“現代的教育，從鄉土社會論，是懸空了的，不切實際的。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讀書人對以農村為依托的鄉土中國是否具備相應的想象力呢？《上升的大地》一書梳理了文學中的“鄉土中國”想象。在一篇題為《文學想象能否作為打開“中國鄉土”的方法》的書評中，作者劉東指出，文學與社會學的互動，曾經是中國左翼文學打開“鄉土”的重要方式，但今天文學與社會學對農村的書寫嚴重脫節，我們對農村的認知嚴重匮乏，僵化甚至蔓延到了對小鎮和縣城的想象。
北京大學教授渠敬東從更微觀的角度解讀了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在他看來，真正能展現費孝通文化自覺思想的文字，是他晚年所寫的回憶性文章。“一個人如果對自己最親最近的人、對夠塑造自己知識情感世界的人沒有回憶，沒有惦記，談什麼文化自覺？在費老在晚年的文章裡，我覺得他是通過這些來持續地進行自我認識。我想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實際上是靠着這個來的。”渠敬東說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渠敬東認為，好的社會學不是去研究既定的話題，絕不能把研究對象了解為一個客觀實體，好的問題應當産生于我們最切身的感受，我們在看别人時，也應當看見自己。
甘陽認為，費孝通早年對東西文化的思考有局限性。他從前講西方重視人與物的關系，中國重視人和人的關系，中國要在這一點上向西方學習，後來看到經濟發展之下人際關系改變帶來的問題，才轉向對心态的思考。而此時社會已經發生了大轉變，人已經原子化了，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能較早地關注這個問題，加以重視，想法又能得以實踐，或許今天的社會将有所不同。
不過，費孝通對心靈安置問題的一些思考在當下看來依舊不乏敏銳。周飛舟講道，費孝通講中國能有這麼龐大的人口流動而不亂，是因為“人人心裡有個家”。中國人過日子講求實實在在，解決心靈問題，首先得過上好日子。渠敬東補充說，盡管鄉鎮企業、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曆消亡和改變，但費孝通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擴充界限”，即“把原有事物内嵌入文化原理或精神原理”。現在二、三代農民工不想傳回農村的意願很強，但周飛舟指出，他們大部分還是回去了，“中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按照生命曆程來流動，最年輕的時候去最遠的地方。”許多回鄉的農民工不是真的重新做回農民，而是到縣域經濟的産業帶。很多人把房買在老家縣城，買了也不住，就是為了結婚，錢通常由父母來掏，他稱之為“世代參差繼替的城鎮化新形态”，“家撐開在城鄉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講，費孝通的“離土不離鄉”其實還有其延續性。
參考資料：
《圓桌｜誰能留下：年輕白領、農民工與“人才”的居住境遇》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31742
《文學想象能否作為打開“中國鄉土”的方法》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5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