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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大師“馬老師”和他的兩個中國學生

自從馬林諾夫斯基《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1967年出版以來,圍繞這位現代人類學奠基者建立起的英雄神話已經破滅。在這部用波蘭語書寫的私人日記裡,馬林諾夫斯基有違一名人類學家應有的了解“他者”形象,暴露出他在西太平洋小島上做田野調查時無以複加的厭煩和苦悶,甚至對當地土著極盡辱罵之詞。

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不僅令世人大跌眼鏡,随後更引發了人類學界持續多年的争論。作為英國功能主義人類學的開山祖師,馬林諾夫斯基在英國人類學家亞當·庫珀(Adam Kuper)的《人類學與人類學家:二十世紀的英國學派》一書開篇仍然遭遇了被“祛魅”的對待。這本學科史著作1971年一經問世,就因揭露了這位學科創始人不太光彩的一面而在本國人類學界内部掀起軒然大波。

人類學大師“馬老師”和他的兩個中國學生

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

在亞當·庫珀的論述中,馬林諾夫斯基顯得專制而自戀,幾近“學閥”,他不但要求所有學生忠實于他,還排斥異己,嘲笑不同觀點。然而放在今天看來,亞當·庫珀對這位學科創始人的描述着實算不上過分,至多是把馬林諾夫斯基作為一個普通人進行還原,更何況書裡也充分肯定了他的學術成就。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是馬林諾夫斯基培養學生的大學營,在介紹他“最國際化”的學生群體時,亞當·庫珀提到了中國人費孝通和許烺光(Francis Hsu)的名字。

費孝通作為中國社會學的一代宗師,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可謂大名鼎鼎,幾乎無人不曉,他的代表作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更是影響深遠。費孝通習慣稱呼馬林諾夫斯基為“馬老師”,他曾在《留英記》《重讀〈江村經濟〉序言》《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态論〉書後》等多篇文章中介紹過自己跟随馬老師學習的情況以及他對馬老師學術思想的了解。近些年,因為新發現的一封費孝通緻馬林諾夫斯基信劄,兩人的師生情誼和學術觀念再次成為學界議論的熱點。(參陳心想《費孝通緻馬林諾夫斯基的一封信》,載《書屋》2016年第8期;梁永佳《打算研究“宗教”的青年費孝通》,載《文彙學人》2017年2月17日;吳景鍵《中國社會人類學的“船長”》,載《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9年3月8日)

人類學大師“馬老師”和他的兩個中國學生

費孝通(1910—2005)

相較而言,許烺光在國内的名聲則微弱許多。這一方面是因為許烺光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大學任教,與國内學界少有聯系,另一方面是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先用英文撰述,而後再被翻譯成中文,且目前僅有兩本《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華夏出版社,1989)、《宗族·種姓·俱樂部》(華夏出版社,1990)被中國大陸引進出版。

“許氏的名字與文章,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曾經被多次提起,但那個時候,他的英文著作并沒有大量翻譯進來,最被引證的,除了有關中國人和美國人的那一本外,大概是《祖蔭下》,但是真的能看到的,也隻是片段而已。”許烺光留給國内學人的一般印象,大概可以用葛兆光在《且借紙遁:讀書日記選》中的這段話說明。

許烺光1909年生于遼甯,早年先後在滬江大學、輔仁大學讀大學和研究所學生,1937年考取中英庚子賠款留學獎金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成為費孝通的師弟(雖然比費年長一歲),兩人還做過一年的室友。關于許烺光在英國師從馬林諾夫斯基的情形,《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台北南天書局,1997)中曾有記述:

“我們上馬林諾斯基的課最大特色是全班三十多個人,門窗緊閉,人人抽煙,如果我想避開别人抽煙,隻有離開教室一途。為了對抗别人吸煙,我也隻好吸起煙來。”

“在馬林諾斯基的研讨課上,除了大家抽煙的共同興趣外,他也談到不少宇宙間某些固定規律和概念,這些引起我對心理人類學的極大興趣,不過他所談到的幾項基本層次定理,如食物與性的需要等,卻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因為在基本層面上,人與其他動物可以說毫無差異。”

“馬林諾斯基是我留學英國時的導師,一年後他厭倦了英國戰時的情況,就轉到美國亞曆桑納州吐森市。……在馬林諾斯基赴美之前,他對我研究計劃的洞識和熱心,處處顯示對我個人的關心,是以我認為他是我今生遇見的最好老師。”

回憶錄中,許烺光還爆料說馬老師的研讨課上有一位“富有的老處女安德森小姐”一直希望能嫁給馬老師,為此花費很多金錢,但馬老師始終不為所動。

人類學大師“馬老師”和他的兩個中國學生

許烺光(1909—1999)

取得博士學位後,許烺光接受師兄費孝通的邀請,回國在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因躲避日本空襲,1940年遷至昆明近郊呈貢縣城内的魁星閣)工作。“魁閣”時期,費孝通對許烺光的研究工作相當滿意,但許烺光卻因與另一位人類學者陶雲逵的個人嫌隙而辭職轉往遷至大理州喜洲鎮的華中大學任教,一年後才又重回雲大。1943年冬,許烺光攜新婚不久的夫人一起赴美訪學,随後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教職,成為該校第一位正式受聘的中國教授。

在海外,許烺光一直緻力于“大型有文字社會”的比較研究,先後赴歐洲、印度、日本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并出版了多種人類學專著。1972年,許烺光以“外賓”身份獲準訪華,在中央民族學院參觀時,他得以和30多年未見的老友費孝通重逢。關于這次會面,許烺光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笑談過去在倫敦同學時在馬林諾斯基教授班上上課及後來在雲南大學共事的情景。”這是師兄弟二人最後一次會面。1999年,許烺光在美國舊金山逝世。六年後,費孝通在北京逝世。(責編:張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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