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費孝通出任所長。圖為費孝通（左三）與社會學研究所的工作者一起合影（資料圖檔）
今年是費孝通先生（1910.11-2005.4）誕辰100周年。費孝通始終認為自己“老來依然一書生”，用自己的一生堅守知識分子的良心與骨格。
一家三代投身教育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出生于江蘇省吳江縣。他來自太湖流域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家庭，同時也是一個新思想充盈、非常重視教育的家庭。在費老的老家吳江縣同裡鎮，到費老這一輩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就是費老的外祖父楊敦頤。楊敦頤曾于1904年考中舉人，被派到鎮江做學台。
費老的父母，都是當時社會上的先進人物。父親費璞安，曾在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取得了生員資格，後東渡日本留學，攻讀教育專業。回國以後，倡導新學并付諸行動，在家鄉吳江創辦新式中等學校。費老的母親楊紉蘭畢業于當時“最新潮”的上海務本女學，是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民國女性之一。她在家鄉開辦了吳江縣有史以來第一家蒙養院（幼稚園）。夫婦共襄教育盛舉，同開風氣，各有天地，成為當年家鄉的一段佳話。
1933年，費老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1936年，留學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1938年，畢業獲得博士學位。1938年，回國先後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費老一家三代都從事教育，對知識分子有很深刻的了解。
為知識分子鼓與呼
費老一直都很關注知識分子。他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對知識分子的心态描寫惟妙惟肖，刻畫入微：
百家争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腼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将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百家争鳴的方針貫徹得怎樣了呢？先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對百家争鳴是熱心的；心裡熱，嘴卻還是很緊，最好是别人争，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占多數。這一年來，情況是有些好轉，在一定場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話了，但是還是相當腼腆的。
當時，衆多知識分子認為這篇文章不僅說出了知識分子的心裡話，而且前半篇主要寫的是“春”，後半篇寫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當時知識分子心中已感覺到了光明和溫暖，給人以許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這篇文章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存在的問題，把知識分子的心态描寫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國知識界的廣泛關注。
周恩來在一次旅行時，看到這篇文章，連聲稱贊說：“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把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一些想法都說了出來。共産黨内也有不少能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文章我看是寫不出來的，就是有這種想法也是不寫的。”費孝通了解知識分子，熟悉知識分子，他的心與知識分子的心相通；作為共産黨的朋友，他向中共反映知識分子的情況。
改革開放初期，費老重新開始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不斷為提高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鼓與呼。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呼籲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他說：“在住房方面，我們老年知識分子大概還沒有完全解決，可是中年知識分子嚴重得多……我們知識分子有理由要優先解決，因為住房也是他們的工作場所。現在中國小教師晚上要等孩子睡了才能改作業，沒有空間呀！”
士不可奪其“志”
費老特别強調“志”對于人生的意義，“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着落，有個寄托。一生要做什麼事情，要知道，要明白……過去講‘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覺得‘志’是以前的知識分子比較關鍵的一個東西”。費孝通曾經寫過《清華人的一代風騷》，認為自己能夠看出他老師那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處。他以曾昭掄先生為例，曾先生在西南聯大時期已經很出名了，是系主任。曾先生穿的鞋是破的，他想不起來要穿好一點的鞋，還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換一雙。别人可能評價他不修邊幅，但在曾先生的心裡是想不到有邊幅可修的。費孝通說：“他的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我想這個東西怎麼表達呢？是不是可以用‘志’來表達，‘匹夫不可奪志’的‘志’。這個‘志’在我的上一輩人心裡很清楚。他要追求一個東西，一個人生的着落。”
費孝通說，自己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時加入民盟, 都是在20世紀40年代。加入民盟沒有别的理由，就是愛國。費孝通是在1938年回國的，那是抗戰最困難的時候。外國人覺得奇怪，問還在打仗，為什麼要回去。費孝通說，就是因為打仗，是以得回去，“我們當時很多在外國的朋友，很少因為在外國生活好一點，就不想回來了。我們就是不願做亡國奴，不願流落異鄉，沒有考慮過其他的道路。這就是我們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心”。
費孝通早年在東吳大學讀了兩年醫預科，目的是想治病救人。後來，他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生病的問題，而是中國會不會亡國的問題，于是轉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下決心研究中國的社會。
費孝通說：“我是個知識分子，也是一個從知識分子家庭裡面出來的人，特别是經過五四運動，相信科學救國。我們希望的是從了解中國的問題上面，能夠找到一條出路來。這是當時時代賦予我們青年人的一種向往。”1938年秋，費孝通抱着救國的信念從英國學成歸來。吃飽穿暖是當時農民最大的要求，費孝通說：“我的責任就是要解除農民的窮困，要使他們吃飽穿暖，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費孝通的一生都是“志在富民”，他有一種“盡力使中國農民脫貧緻富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他剛抵達昆明兩個星期，就奔赴西距昆明約100公裡的祿豐縣，在一個村子裡開始了調查。他為這個村子定的學名叫“祿村”。在《雲南三村》的序言裡，費孝通寫道：“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将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在抗日的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要認識中國，首先就要認識農民，懂得農民。”從這段話裡，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為了這一目的，費孝通先生利用類型比較法，有的放矢地選擇了中國農村的幾種類型，進行調查、分析和比較，由一點到多點，由局部到全體，進而認識中國農村的整體面貌。1938年至1942年，費孝通帶領學生和助手完成了“雲南三村”的調查。在費孝通的帶領下，“魁閣”成為中國現代學術集團的一個雛形，誕生了一批社會學、人類學的經典之作。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社會學系被取消。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學要補課”的要求，這項光榮的任務落到了費孝通的肩上。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找到費孝通，請他出山恢複和重建社會學和人類學。費孝通重新建立的社會學，是要從中國土地、中國人的生活、社會主義的生活裡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從此，學科建設成為他的重要使命，而那時他已經70歲了。
他的第二段學術生命開始于江村。1981年，他三訪江村，看到自己當初提出的“農工相輔”得到了應驗，費孝通非常高興。之後，他又将開弦弓村即“江村”作為标本，追蹤調查28次，而且從村到鎮，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又總結各地發展經驗，提出“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民權模式”等多種發展類型，為各地農村經濟的發展“出主意、想辦法”，進而從塊狀的發展模式提升到區域合作和區域發展，包括黃河上遊、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長江經濟帶、珠江三角洲等影響重大的區域發展問題。為中國農民找一條出路，“志在富民”，是他大半個世紀苦苦追尋之所在。
盡管費孝通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職務，但他說：“我最喜歡教書，我搞了一輩子教育，我也喜歡别人叫我老師。為什麼呢？我認為學問是一生的事情，學問是立身之本。沒有學問不行，我是把學術視為我的生命。咱們中國古人講，要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立’很重要啊！學術正是這‘三立’的根本，要以學為本，這是我一生的追求。”
文：劉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