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蔔羽勤 上海報道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要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緻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就教育資源公平普惠問題，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姚洋認為，目前教育領域存在激烈的焦慮競争，這種從小到大的選拔體制不利于教育資源的公平，也不利于學生精神素養的平等提升。
因而，他建議要推行十年一貫制的義務教育體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應當通過“抽肥補瘦”，平衡不同城市間的教育資源差距，并以學生的數量為标準投入相應的教育資源。
對于職業教育，他強調不應過于提前，要讓孩子們在接受過高中教育之後再進行職業教育。在這其中，政府應做好引導，企業、高校可聯合辦學提升學生教育品質。
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21世紀》：共同富裕不僅包括物質上的富裕，還有精神層面的普惠公平。你如何看待目前我國的教育資源配置設定格局？
姚洋：我們現在教育存在幾個很大的問題。第一是大家的焦慮競争太激烈了，把孩子都培養得上同一個軌道，他們就隻知道“考、學、考、學”，到了大學要讀研究所學生就是拼分數，讀完研究所學生要去找工作又說要拼分數，精神上就不會愉快了；第二是我們的中國小教育到底是培養一個完整的人，還是說為了選拔？現在的這套體制就是選拔體制，一層一層選，這樣一種激烈的體制對于孩子精神層面來說，實際上損害非常大。中國小教育應該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讓孩子懂得什麼樣是一個好的人，如何做一個好的人，提升自己的精神素養，學會怎樣去認識世界，這才是更根本性的。
第三個問題，中國小還有包括大學教育，所有的資源配置設定都是優中取優。你優秀了，學校給你的資源多；你差了，在學校配置設定到的資源很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會導緻嚴重的教育資源配置設定的不平均，繼而會導緻每個人成長之間的不平均。因為可能有将近一半的孩子就被放棄了，覺得他們的精神是荒漠。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獨特性，他應該是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自我都可以完善成一個非常獨特的人，把這些人放棄了顯然是不對的。
《21世紀》：近期你多次呼籲“國家應該增加對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資源投入，提高農村地區和城市中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準”。在你看來，合理的子女教育平均水準應該是什麼樣的？
姚洋：我覺得目前來看至少要完成高中教育。現在還有很多家庭負擔不起孩子到高中的教育費用，是以我提出來10年一貫制的模式，即國小5年，中學5年。我覺得應該要保證每個孩子都接受10年的教育，一直到高中畢業，然後他再去選擇人生。
《21世紀》：假設通過十年一貫制的教育方式，他們在選擇的時候能否擁有足夠的自主權？
姚洋：這十年建議是強制的，孩子必須接受教育，國家負擔他們的學習成本。若想再往上學習，學生可以自行去選擇。
《21世紀》：目前來說我們追求教育資源公平方面的難點有哪些？
姚洋：我覺得最大的難點就是我們思想觀念需要轉變。教育人士乃至整個社會都覺得這種選拔是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好多學習都是浪費性的，美其名曰叫做選拔，我在大學裡看到這些學生，他太從衆了，沒有個性。為什麼呢？因為他從小就是被選拔出來的，不從衆就被淘汰了。是以應該從中國小就開始降低這種競争。
我們崇尚勤奮，崇尚努力就能得到回報，這當然是好的方面，但是不能把它推到極緻，特别在人的培養方面，我們還是要更多地追求平等。之後當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隻要觀念一變，其他問題都是迎刃而解。比方說北京正在試點的教師輪崗，反對聲音太大了，不光是老師反對，社會也反對，其實這就是個觀念問題。隻要你觀念轉過來，這些都不是理由。
《21世紀》：現在有一種讨論比較多的觀點是，雖然教師輪崗有助于提升一些教育欠發達地區的教學水準，但是對于一些所謂的“精英學校”，他們的教學品質可能會有一些下降？
姚洋：應該讓它下降，要拉平教育差距。為什麼要有精英學校？中國小就不應該有精英學校。我們要把每一個孩子都作為一個同等價值的人來培養。可以有一些興趣學校，但是現在所謂的精英學校培養的都是學習方面的“精英”，那不是在培養孩子。
《21世紀》：對于某些方面有天賦的孩子，怎麼去扶持他們的發展？
姚洋：我以前也不了解，後來見到北大的所謂的數學學院黃金一代，對于這些天才孩子，他的的确确就是喜歡，比如奧數題，我們常人連題目都看不明白，他能解得津津有味，就是不教他們也會主動學習。社會上可以提供一些辦法，可以有額外的興趣班去培養他，但不要強制，不要放在義務教育體制中。
《21世紀》：目前一些欠發達地區，的确他們本身的教育資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才是比較欠缺的，可能隻能支援本地一所或者兩所學校的發展。怎麼去保證這些地區也能夠有比較好的教育公平？
姚洋：既然是義務教育，中央政府就應該有責任做這個事情。中央政府從2000年開始，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目前中央财政最大的支出項目也是教育，我覺得再多花一些也是應該的。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人是最重要的資源。人的培養創造是長期的，是以國家才要去投入。
除了中央政府，省内也要平衡不同城市間的教育資源差距。我是堅決支援在教育方面應該抽肥補瘦，省會城市不應該那麼多資源傾斜，應該給農村地區更多的投入。現在教育資源的投入是按照所謂的學校分類來配置設定的，以後能不能按照生均标準，比如每個學生2000塊錢的标準。
我還建議國家或者省政府應該投入一些資金，提高農村欠發達地區的教師的待遇，吸引教師去那裡工作。
《21世紀》：除了繼續升學深造，未來學生的一個發展途徑是職業教育。我之前看到你有一個說法——“窮地方、農村地區，職業教育就等于沒有教育”，對于這些地區怎麼去提升他們的職業教育水準？
姚洋：我覺得職業教育應該放在高中之後。現在有的孩子才14歲，社會就要給他分流，逼着他去學一門所謂的手藝，這樣孩子是很難受的，因為他根本不明白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的，突然就說“對不起，你該開始謀生了”。現在通訊那麼發達，十四五歲的孩子一看，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我還有夢，你就讓我去做勞工。有些孩子說到工廠裡一看，自己未來就是流水線上的勞工，堅決不幹了，學了也不去做勞工，這不是他的興趣所在。此外，這也和我國未來的轉型更新是不比對的。未來更多需要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勞工，而非流水線上的勞工。這種流水線勞工很快會消失，被機器替代，我們需要的是會開機床的、會程式設計的進階技術人員。但是要強調的是，職業教育一定就是要在高職或者大專階段。要讓孩子們先上完高中把文化課學好了，學會做人，然後再他自己去選擇未來，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21世紀》：收入不平等很大一方面也是來源于目前教育不平等的情況。在你看來，我們國家目前社會階層的流動狀況如何呢？
姚洋：我們看資料，可以看到1960年之前出生的人，教育流動性是在增加的，在這之後教育流動性就下降了。所謂下降的意思就是父母的教育決定你的教育程度。
有可能是城市化速度太快，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也會影響到大家接受教育，還有比如教育費用的提高等等綜合的因素造成的。我個人覺得政府還是要多做一些，光靠社會是不行的，教育進一步均等化是重中之重。
《21世紀》：除了政府，企業、高校在這個過程中還能做出哪些努力？
姚洋：這跟政府政策有關系，比如在德國，高職、技術院校基本上全是和企業合辦的，如果能引進一個較大的公司，或者和兩三個企業合作，将公司中至少一部分研發放到大學去，這樣公司也省錢了，大學又獲利了。我認為在這方面政府應該采取一些稅收優惠等措施，鼓勵大企業和高校合作。當然這非常難，因為我們的企業都還是盈利為主，是以國家一定要有措施引導他們去做這些，要讓他們看到這是對國家對社會有利，從長遠來看對他們也有利的事情，這樣他們才會去做。
更多内容請下載下傳21财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