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有兩大遺憾：一是，我無法找到像李敖這樣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二是，我無法坐在台下聽李敖精彩的演說。 前五百年沒有人比得過我，後五百年也沒有人能超過我。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内，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李敖
敢做、敢說、敢當。
李敖的狂是衆所周知的，但他的狂不是平白無故的狂，而是恃才傲物的狂，有才到什麼程度呢？胡适與錢穆都曾想收李敖為徒。
兩次入獄，但依舊狂浪不羁，多次依靠自己告赢了他“罵”的那些人，第二次入獄之後，監獄長給号子裡的牢頭地痞專程打招呼:“别太欺負李敖”。牢頭答：“我們看過他的書，聽過他的事，心裡佩服的打緊，你不說我還怕你暗中使壞呢，放一百個心吧”。
但李敖一向是愈挫愈勇的，在出獄不到四小時之内，李敖迅速發表雜文——《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在此之後，關押他的監獄發生了兩次暴動，李敖毫不客氣的認為這是自己的功勞，心中甚是滿足。
講幾件李敖的生平小事。
某次李敖在接受采訪時，有人那他和王朔相比:“你和王朔很像啊，都很愛罵人”。李敖聽後心中是否不忿，王朔能和他李敖比?
于是李敖十分鄙視的答道:“王朔能和我比?我罵的都是能讓我坐牢的人。”後來有人把這話告訴王朔，王朔不緊不慢答道：“我也敢罵讓他坐牢的人，他敢罵能讓我坐牢的人嗎？
某次李敖進行演講，講完之後按照慣例進行問答環節，突然一張匿名紙條送上了演講席，打開後上面之寫了三個字——“王八蛋”。别人遇到這種情況肯定置之不理，扔掉後繼續提問，但李敖可不願意吃這啞巴虧，于是他拿起這張紙條，高聲念出了内容，然後大笑着說：别人都問了問題沒有簽名，而這位先生隻簽了名，忘了問問題。
李敖批評時人之外，還敢評價古人，例如老子那句著名的“不出戶，知天下”。李敖自信的說道，老子是在吹牛，在資訊交流不便的春秋時代，是不可能做到足不出戶知天下的，而如今的李敖，卻足以做到不出戶，知天下。
暫且不提李敖是否過于狷狂，但他的這份底氣來源于腹中博覽的群書，“我如果想看那個最欽佩的人，直接照鏡子就好了。”李敖自豪地說道。
在《李敖看世界》這檔節目中，蔡康永與女主持人向李敖提問道:“我為你叫屈，為什麼諾貝爾獎你隻是提名，沒有辦法獲獎”。
李敖答:“因為諾貝爾獎提名太容易了，得獎太難了”。
吳宗憲:“是嗎”?
李敖:“很多人說了諾貝爾獎提名，我聽了都臉紅，為什麼呢？因為很容易就會被提名。”
吳宗憲:“很容易嗎？”
李敖:“任何大學的國文系教授，就可以推薦你，送到諾貝爾獎那邊，就算是提名。”
吳宗憲:“那有很多人都會提名嗎？”
李敖:“都可以啊，隻要任何大學教授提名吳宗憲，當然你要有本書啊，寄到瑞典，登記有案就算提名”。
李敖:“因為提名兩個字太容易了，可是入圍就很難了，得獎當然更難了，為什麼呢?因為你要出賣自己的祖國，你才有機會得獎。”
吳宗憲:“為什麼要出賣自己的祖國”?
李敖:“你看，除了蘇聯文學家寫的那本《靜靜的頓河》是贊美蘇聯以外，其他都是要和自己的祖國作對，現在流行這樣子，要出賣你的祖國，這些洋人才高興”。
吳宗憲:“那諾貝爾獎對你來說，是不是這輩子最大的挑戰”?
李敖:“我很愛我的祖國，而諾貝爾獎現在是不公平的，這個頭銜是在外國人手裡的,比如奧運會申請，北京在申請，巴黎也跟着申請，但本世紀巴黎已經舉辦兩次了，第三次他還要跟你搶，但中國不是東亞病夫了喔!中國人得了那麼多金牌，但一次機會都不給北京，幸虧北京拿到了這個機會，這就告訴我們，總而言之還是不公平的”。
以李敖的觀點來看，獲得諾貝爾獎提名并不是很遙不可及的事情，但想要入圍甚至獲獎，在西方國家掌握話語權的當下，作者要出賣自己的祖國，才能得到評委的青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自己不願意這樣做，這便是無法獲獎的根本原因。
李敖憑借《北京法源寺》一書，被認為是諾獎熱門，書中極其巧妙的借曆史人物之口，讨論了關于家國、仕隐、生死、人我、因果、出入、忠奸等問題，譚嗣同高呼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為理想與家國灑下了第一滴血，書中的古廟與曆史人物的慷慨激昂交織，命運在時代之中交織起伏，盡然坐在書桌旁、置身世俗裡，但也仿佛穿梭在古刹的鐘聲裡，親曆那些時代的故事。
豆瓣評分中的一段書評這樣說道:“小說開篇千年古刹法源寺，丁香花開時，康有為出場，他時值青年，躊躇滿志，想面見光緒，推行變法；小說的結尾，暮年的康有為再次來到法源寺，時隔半世之後，百日維新的失敗已經遠去，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也早就舍生取義成仁”。
《北京法源寺》水準很高，于是點燃了國人的期盼與憧憬，坊間流傳着李敖獎憑借此書，将一舉獲得諾貝爾文獎。後記之中，李敖記叙了些許在獄中的日子，同時構思出這本書的輪廓，書稿雛形約于1971年八号房監獄之中完成，“八号房兩坪大，扣掉四分之一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破門闆架起的“書桌”，所餘空間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監獄門雖設而常關，飯菜、飲用水、日用品、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牆與地交接點上30*15厘米的小洞；通過高高窗戶看到的窗外，一片灰牆與肅殺。在年複一年的陰霾裡，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由于在黑獄裡禁止寫作，我隻好粗略地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
李敖也在後記中強調，《北京法源寺》并不是“清宮秘史”類的文字，更不是技巧小說，劇情于環境是次要的，更多的是書中曆史人物思想的碰撞與摩擦，在這些碰撞與交流之中又表達出自己的看法與思想，卻并沒有多少說教的意味在其中，書中的引經據典、思想之廣闊，是如你我這般知識面極其匮乏的人所無法了解的。
在坊間争論《北京法源寺》究竟能否獲獎時，國人對這件事的糾結也達到了頂點，而之是以崇拜諾獎，則是因為諾貝爾獎在大衆眼中的公信力與權威性，不論一本作品之前反響如何，如若獲獎無疑于為其加冕。于是餘華說：“不必過分執著于諾貝爾文學獎。我們為什麼不能産生讓諾貝爾文學獎慚愧的偉大作家呢？”
原因很簡單，在某種程度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判标志是比較保守的，抛開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還有不少附加因素在其中，而這也會對作品能否獲獎産生巨大影響。加之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以及立場的不同，很多東方優秀的作品實在西方人閱讀時卻并不精彩，文化背景的差異導緻了很多作品不被欣賞，如果翻譯的不夠精彩，作品的品質下降則是必然的。
對待諾獎的看法，我們隻能将其視為錦上添花，而絕不是雪中送炭的必須、必要，即便沒有也沒關系，像文字這種半公益半藝術性的東西，絕非某個獎項能衡量其價值，自從莫言獲獎之後，國内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熱情也降低了很多，因為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追捧之火被熄滅之後，更不能認為獲獎的莫言，便是因為刻意的迎合西方，在諾獎的評判之中，各種附加因素确實衆多，但究其根本還是作品的文學造詣，以各類大家對莫言作品的解讀來看，不論是藝術性、還是故事性，莫言的作品是絕不遜色與諾文學将的傳統大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