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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張星德:文化分期視角下的紅山文化女性塑像再考察

作者:李敖 張星德

來源:“考古黑龍江”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李敖 張星德:文化分期視角下的紅山文化女性塑像再考察

小型陶塑孕婦立像(圖源:中國網)

紅山文化是一個出土有豐富材質人物形象的考古學文化,其中尤以女性塑像引人注目,且在這個有着約1500年曆史的考古學文化中,通過女性塑像表現出來的對女性的敬仰伴随其始終,并在其文明化程序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反映了這個群體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發展,同時說明了這個文化進入文明的獨特背景和道路,是以,以往學者們就此課題有過諸多專題論述。但随着近年對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年代有了更準确的識讀,我們得以在文化分期及不同考古學文化互動的認識基礎上,對該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紅山文化女性塑像的發現與年代歸屬

目前,可以确認屬于紅山文化的女性塑像發現于赤峰西水泉、敖漢西台、喀左東山嘴、建平牛河梁等遺址。

西水泉出土一尊陶質半身像,編号H1:3,該塑像頭部已殘缺,胸部表現有突起的乳房,女性特征明顯,下部以豎條紋刻劃于周邊,殘高3.8厘米(圖一,1)。與西水泉H1:3在1号灰坑共出的陶器有缽、大口罐和器蓋(圖二),對于灰坑本身報告未做介紹,從出土陶器看,應為居住址内普通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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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台女性塑像出土于編号F4的房址,發掘報告未刊布塑像編号,也沒有發表其照片或線圖,據其文字描述稱“塑像制作精細,十分完整。個體較小,裸體,突出女性雙乳”。出土女性塑像的F4位于該遺址B區,房址打破興隆窪文化時期的F8,并被晚期紅山文化時期的F3打破,F4具體情況原報告未公布,從遺址平面圖看,為一座圓角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築。與女性塑像共出的陶器有筒形罐、缽等(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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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紅山文化分期研究,上述兩個機關年代處于早期紅山文化中、晚段,西台F4應略晚于西水泉H1。

東山嘴遺址出土女性塑像數件,公布圖像并具體描述者4件。其中編号TD8:5和TD9:7者形體較小,皆為有着圓碩身軀的孕婦像,頭和右臂及足部都已殘損,左臂彎曲置于胸前,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并有明顯的陰部記号,下肢直立略有彎曲,其中一件通體經精心打磨,似繪制有彩色,殘高5~5.8厘米(圖一,2、3)。另兩件分别為塑像上、下身的陶塑,被認為屬于同一個個體,上身殘塊殘高18、寬22厘米,是人體的手臂和胸腹部分,雙臂環抱狀,雙手貼于胸腹(圖一,5);下身殘塊殘高12.5、寬22厘米,内腔空,左膝部有一圓孔直通内腔,為盤膝疊壓的雙腿部分,正坐(圖一,6)。從殘塊的大小可以推測,該塑像完好時整體應相當于真人大小的1/2左右。這兩個塑像殘塊并無明顯的性别特征,但由于與孕婦形象相差不遠,故長期以來也一直被作為女性塑像研究。據原報告,上述塑像附近還見有其他數件此類姿态的塑像上下身殘塊,但未做具體描述。東山嘴遺址女性陶塑均出自遺址中石圈形台址外圍的黃土層中,其中,TD9:7和TD8:5孕婦塑像出土于石圈形台址東側的黃土層中,上下身殘塊出土于石圈形台址東南側的黃土層中。發掘報告對塑像所在的石圈形台址及其附近遺存的層位關系是這樣表述的,石圈形台址為“正圓形,直徑2.5米,是在黃土堆積的上部鋪砌而成,疊壓在厚50厘米的黃土層之上,周圍以石片鑲邊。石片接近長方形,長30厘米左右,多為白灰岩石片,向外的一邊平齊,使整個圓台邊緣顯得十分整齊,隻在對應方形基址南側的部位有明顯下凹。石圈内鋪有一層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這種河卵石在整個遺址堆積中不見,也不見于遺址附近,應當是特意從山下的河川中揀選而來的”。在“石圈形台址東北側,距地表深約80厘米,揭開黃土層底部的一層紅燒土面即可見1具完整人骨架,人骨以下即生土,未見明确墓圹,隻在人骨頭部和腳端兩側各置有兩塊不規則形石闆,可以大緻确定人骨架的範圍長約2、寬約0.6米”。屍骨仰身直肢,未見有随葬品,有大塊泥質紅陶片和1件可複原的泥質黑陶缽覆寫在屍骨的胸、腹部。與人骨同層位,離石圈形台址4米處,還有1處建于原生黃土之上的多圓形石基址,已殘損,可分辨出“3個相連的圓形基址。其中兩個尚有輪廓,近橢圓形,一個南北徑3.1、東西徑3.8米,另一南北徑2.9、東西徑4.1米。這兩個基址都為單層石塊砌成,邊緣都以大塊河卵石砌出兩圈,石圈内鋪較小石塊形成台面”。據上述文字可知,東山嘴遺址有着石圈形台址疊壓黃土層,黃土層底部的紅燒土面疊壓人骨及多圓形石基址的層位關系,故而無論孕婦形象,還是坐像,在黃土層中的位置就可能決定其與石圈形圓壇和多圓形石基址的關系,但報告并未有相關描述,是以,它們與石圈形圓壇建築或多圓形石基址都可能沒有直接的聯系,或是在石圈形圓壇時期活動中立于黃土層中,或是在多圓形石基址階段活動中立于地面後被黃土層掩埋。東山嘴簡報未就出土器物編号中各種字母的意義給予說明,是以,也無法判斷不同編号出土物的具體位置和它們與人像可能的位置關系。與孕婦像層位編号相同的陶器包括對勾紋彩陶片、方格紋陶片、盆和小口壺等,已進入晚期紅山文化晚段,從遺址其他編号亦為第層的器物群看,情況亦應如此(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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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第五地點上層積石冢出土标本N5SCZ2:4為一尊小型女性立像(圖一,4),具體位置為牛河梁第五地點上層2号積石冢M1的東北側,應屬于該冢的封土層中。N5Z2的冢體已經遭受了嚴重的損毀,北部、西部的積石均已不複存在,南部的積石和墓葬還有些許的儲存。從東部儲存下來的小段冢界石牆看,該積石冢應當是一座方形或長方形的冢。在冢的南部積石層下儲存有4座墓葬,N5Z2M1位于最東側。冢體堆積中出土筒形器屬晚期紅山文化晚段遺存(圖五)。人像的頭部和右腿都已經殘缺,殘高9.6厘米。乳房凸起,雙臂内曲放置在腹前,腹部微隆,後背向内弧曲,兩側有弧形線條。此人像具有明顯的女性特征。人像通體被壓磨光滑,裸體,僅左足塑有一半高筒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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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遺址其他可辨性别的塑像均出自牛河梁第一地點的“女神廟”遺址。在“女神廟”遺址中沒有見到過完整的女性塑像,但其中出土的具有性别特征的均為女性泥塑乳房殘件,是以,視其他部位塑像全部是女性塑像的組成部分。較為重要的塑像殘件有N1J1B:6-1和N1J1B:6-2,是“女神廟”中出土的兩件泥塑乳房殘件,寬13~13.5厘米,表面打磨光滑,顯豐滿,無乳頭的表現(圖一,9、10)。另外還采集到乳房殘件兩件,分别是N1J1采:6和N1J1采:5,直徑分别是17~17.5和10.4~13.4厘米。“女神廟”裡還有大量人像殘塊,包括人像頭部、鼻、耳、手、手臂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編号N1J1B:1的女神頭像,通高22.4、通耳寬21、最厚處14厘米。其頭頂以上已殘缺,額頂有箍飾,鬓角部位有豎行的系帶。兩眼眼眶内嵌直徑2.3厘米的玉石為睛,睛面圓鼓磨光,背面作出釘狀,使其得以深嵌入眼窩中。鼻殘斷。上唇以下為貼面,露出有表現牙齒的似蚌殼質貼物痕迹;右耳完整,耳輪簡化,左耳殘缺,近耳垂部位可見一穿孔。頭像的背面和下部均為殘面,從背面的殘面看,原頭像應為一高浮雕(圖一,11)。标本N1J1B:5為肩部殘件,向上已近于頸部,下将及胸部。表面曲線輪廓,有圓潤感,女性特征明顯(圖一,7)。标本N1J1B:4為手部塑件,殘長22、寬20厘米。左手,作伸掌狀,五指伸張,全不并攏,指細長,有指尖的表現,拇指尖稍有上翹,全手作按壓狀,手下部殘斷(圖一,8)。發掘報告稱人體殘件大約分屬于6—7個個體,可分為約當人體3倍、約當人體2倍和約當人體原大等3種規格。牛河梁第一地點的“女神廟”遺址是一處距離積石冢相當距離的山梁之上的半地穴式建築,廟分主體和單體兩個單元,南北最長22、東西最窄處2、最寬處9米,方向南偏西20°。牆壁地下部分豎直,從地面以上呈拱形升起。從遺存迹象觀察,該建築原本立有木柱,在柱的内側用成束的禾草貼附,其外再塗抹草拌泥以形成牆面。牆面上做有多種不同規格的仿木條帶,最重要的是牆面以壁畫裝飾,為朱、白兩色繪出的幾何形勾連回字紋圖案,是目前國内所見年代最早的壁畫,足見與同時期普通居民住宅遺址的差别,當是一處傾注着先民無限智慧和敬仰之心的建築。我們曾對牛河梁遺址以“女神廟”為代表的遺存做過年代學分析,在原報告将整個遺址分3期的基礎上,識别出了“女神廟”期這樣一個階段與西陰文化的晚期相當。

此外,半拉山、牛河梁、二道梁、那斯台等遺址報告中,還有較多數量與人物塑像相關的報道,但或性别特征無法認定,或文化性質不确定,故不在本文中讨論。

二、小型孕婦形象的淵源與功能

根據上文可知,紅山文化女性塑像按照體量可大緻分為大、小兩型,牛河梁第一地點“女神廟”出土者、東山嘴上下身殘塊屬于大型者,形體可達真人大小的1/2乃至3倍于真人;而西水泉H1:3、西台F4出土的塑像、牛河梁N5SCZ2:4屬于小型,殘高一般不足10厘米。在此基礎上進行觀察可以發現,小型塑像在紅山文化中自始至終都存在,早中期發現于聚落遺址中,在紅山文化晚期墓地中也有出現,造像上主要強調女性的性别特征,尤其突出孕婦特征,而對其他部位則比較簡略;大型塑像出現于紅山文化晚期早段,均見于宗教祭祀遺址,造像上不表現女性孕态,僅以突出的乳房表現女性特征。

突出孕态的女性塑像在遼西地區距今7000多年前的興隆窪文化中即有發現,在之後的趙寶溝文化繼續存在。屬于興隆窪文化的小型女性塑像見于林西縣白音長汗和西山遺址。

白音長汗人像AF19:4出土在房址AF19的中央,在距離竈址40厘米的地方被插入地面,人像為石質,用黑灰色硬質基岩雕塑而成。塑像通高33.5、寬12、厚15.7厘米。裸體,造型粗犷,頭頂呈長圓角三角形,有突出的前額和深陷的大眼,寬鼻,顴骨突起,下颌略長,鼻下以一條淺痕表現口部,腹部兩側偏上用兩個圓突表現雙手并與手臂相連,腹部正中有圓形隆起,在頸背之間以凹帶形式将頭部與軀幹區分開來,背略弓,臀部渾圓,下肢部分被加工成楔形,以便栽立于地面。該人像對性器官表現不突出,但從微微隆起的腹部仍然可以看出孕婦特征(圖六,1)。該房址屬于白音長汗二期乙類,興隆窪文化第四期,距今年代約7200年。林西縣西山遺址發現的兩尊人像,皆為采集品,用灰白色花崗岩雕琢而成,為裸體女性形象,二者的制作手法和造型基本相同。整體造型中頭部所占比例較大,圓頭寬肩,眼睛和嘴均以扁長弧形圓窩狀表現,鼻子突出,大耳。人像有高聳的乳房,腹部也鼓起,上臂下垂,下臂彎曲置于腹部,腹部以下的下肢部分被做成略呈方形尖頭的楔狀,可能便于栽立。個體大小分别為通高67、最寬處21厘米和通高46、最寬處18.5厘米(圖六,2、3)。該遺址發現有興隆窪文化筒形罐陶片、石球、石葉及石磨盤等遺物,故判斷石雕也應屬于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孕婦雕像見于河北灤平縣背景子遺址,該遺址分上下兩個文化層,其中下文化層屬于趙寶溝文化,坐姿孕婦雕像,均為采集,石質,裸體孕婦形象,共計6尊。其中采:14,通高32.7、肩寬23.5厘米,作坐姿,圓臉光頭,眉部粗隆,以一道陰刻線表現微睜的眼睛,鼻子較寬扁略微凸起呈三角形,耳部明顯外凸,嘴巴閉攏。端肩,雙臂彎曲抱攏于腹部,圓凸狀乳房于兩臂内側,腰腹寬而肥,小腹與後腰圓鼓,孕婦特征明顯。臀部與尖形小石座相連,雙腿内曲,雙腳于腹前相對(圖六,4)。采:15,通高34、肩寬17厘米。作端坐狀,圓頭圓臉,圓肩,上臂下垂,下臂彎曲,兩手相對于腹部,圓鼓腹。屈膝,小腿自然下垂,雙腳合攏于腹下(圖六,5)。采:16,殘高19,腹寬18.5、厚13厘米。上身殘缺,僅存腹部以下。可見屈肘,雙手環抱于上腹部,雙腿蹲坐狀圍攏隆起的圓腹,兩腳相對(圖六,9)。采:17,通高32.5、肩寬16厘米。胸、腹、臉部及右耳都有所殘損。體略顯修長,圓頭圓臉,眉部粗且隆起與鼻梁相連,刻出柳葉形溝槽表示眼睛。耳作長圓狀,耳間還刻出柳葉形細溝槽表現細部。溜肩,乳房突起。上臂下垂,下臂彎曲,手抱于上腹部(圖六,6)。采:18,殘高20、肩寬8.5厘米。頭部殘缺。坐姿端正,腰背挺直。頸後部有一條凸起的發辮,編“人”字形辮花,辮長5、寬2厘米。圓乳,上臂下垂,屈肘,雙手于腹部交錯,有溝槽狀背脊,陰部有凹坑,雙腿呈蹲姿,小腿向内斜收,兩腳皆殘。臀下有圓柱形底座(圖六,8)。采:19,通高9.5、肩寬5.5厘米。坐姿較端正,背部挺直,圓頭圓臉,彎眉小凹眼,額骨略高,口微張。胸腹較平且略有内凹。手臂自然下垂,陰部刻劃有豎溝(圖六,7)。報告将上述雕像歸入遺址下文化層,即趙寶溝文化時期,距今7200—6500年。紅山文化早期即出現的女性形象,除材質上有差别外,從時間和造型上都與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石雕女性形象具有接續性,說明紅山文化孕婦形象的出現,是對當地自身傳統的一種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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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發現有裸體女性塑像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有陝西省扶風案闆遺址,其出土的陶塑裸體孕婦形像僅存軀幹部分,殘高6.8厘米,乳房突起飽滿,腹部圓隆,腰部内收形成優美的曲線,軀體形态豐腴,孕婦特征一目了然(圖七,5)。與裸體女像共出的陶器侈口尖底瓶缽和淺腹盆等屬于半坡四期文化(圖七,1—4),相對年代與晚期紅山文化晚段一緻。中原地區此前未發現女性塑像傳統,如此,即便半坡四期文化與紅山文化在裸體女像方面有着某種聯系,傳播方向也應是後者對前者的影響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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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小型女性塑像的功能,從其來自源頭的個體較小,做工欠精緻,強調女性性别特征,強調孕态,其擔負的功能也應未有大的改變,從房間發展到墓地或宗教性遺址中擺放,可能與舉行儀式的群體規模的擴大有關,從以家族為機關發展到氏族或部落甚至更大規模。而儀式中這些女性塑像的功效,結合國内外考古資料和民族學資料,她們是古人祈求豐饒巫術中的道具的觀點,即把她們看作由豐産巫術中具有豐收效應的女性形象是最為可信的,通過儀式,将孕婦生殖能力傳遞給大地,希冀大地豐産,反之亦然。

三、大型女性塑像的起源與性質

紅山文化晚期早段的大型女性塑像,與小型塑像除了體量大小的差別,其他方面的差別也較為明顯:其一,大型塑像造像雖然有些未經燒制,但雕塑手法和表現形式明顯更為精準,人體的各個部分都塑造得惟妙惟肖,不表現女性孕态,僅以突出的乳房表現女性特征;其二,大型女性塑像一經出現,即與宗教祭祀場地相關聯,這些祭祀場所形式及建造技術遠高于普通居住址,而大型塑像又與用于祭祀和供奉的用具同時出現。如果說東山嘴遺址各祭壇及那些杯體矮小、底部附有由矮圈足分開而形成的花瓣形寬足磨光泥質黑陶杯,以及其他形體矮小的杯子與大型塑像關系不足以從層位上給予确定的話,牛河梁“女神廟”中大型女性塑像在廟址中與祭祀用器的同時出現則是确切的。“女神廟”雖然仍采用半地穴式建築形式,但中軸對稱的布局,室内仿木結構和壁畫裝飾,表現出建築的神聖,其中出土的彩陶镂孔大器,腹徑達到1米以上,泥質紅陶,質地堅硬,大口深腹,表皮塗朱,其上有黑彩繪制的折線三角紋,器身還施有多道長方形镂孔,從體量看顯然非一般生活用具,當屬于特制的祭祀用器。另一件豆形镂孔熏爐蓋,陶色橙紅,質地細膩,蓋盤折腹寬沿,盤底中心有圓孔與蓋柄相貫通,底面成組飾細密的壓印“之”字紋,間以長方形镂孔,每組5孔,皆按長短依次對稱排列,蓋把柄部呈喇叭口。爐蓋整體形狀似倒置的陶豆。此外“女神廟”中還出有陶缽等盛酒水用器(圖八)。據此,這些女性塑像可能被人們當作給予他們恩賜、保護的神明,而差別于作為巫術道具的小型塑像了。但這些神像同樣采用裸像的形式,表現女性特征,又說明其性質與小型塑像存在一定的關聯性。

李敖 張星德:文化分期視角下的紅山文化女性塑像再考察

為什麼需要創造這樣一種神,其究竟是一種什麼神?如果将大型塑像放在紅山文化分期的視角之下,放在距今6000年的中國北方文化格局變遷和遼西古文化面臨的社會背景中,可能有助于對其出現的原因乃至其代表的神靈的性質等問題的了解。

在距今6000年前後,半坡文化發展進入史家期,人群進一步向周邊擴充,渭河上遊、關中西部也都成為其重要的分布區,影響順東流的黃河到達今天的山西、河南,向北達到内蒙古河套及岱海地區,在山西北橄、河南王灣和内蒙古的石虎山、魯家坡和陽灣等諸遺址都能看到其文化元素的蹤迹,這些地方從考古學文化譜系的角度都屬于以釜和支腳(鼎)、壺、豆為主要組合的素面陶集團,此時分别因為史家期的影響演變為北橄一、二期遺存、王灣一期遺存和魯家坡一期遺存。其中史家期半坡文化向北擴張的那支最終在今天的内蒙古中南部定居,形成了白泥窯子文化。而其所經之地是以鼎壺為主的素面陶集團後岡一期文化石虎山類型及其後裔魯家坡一期遺存,而白泥窯子文化中,前者的因素幾乎完全消失,說明這一支族群在史家期半坡文化的驅逐下,退出了這一地域,或進入遼西抑或有一部分退入他們的老家河北。正當史家期半坡文化向北發展的同時,北橄一、二期也在與前者的碰撞中悄然崛起,形成了新的考古學文化——西陰文化(又稱廟底溝文化),不久便勢不可擋發展成為黃河中遊地區同時代文化的中心,并逐漸向周邊拓展空間,結果就是在渭河流域、黃河中遊地區半坡文化原分布區,在半坡文化遺址之上基本被西陰文化遺存所疊壓,半坡文化不斷向西陰文化的周邊潰退,表現出兩種文化的替代是以西陰文化迅速向周邊驅趕性擴張實作的。隻有白泥窯子文化較完整地保留了半坡文化的主體因素,成為與西陰文化南北并存的考古學文化。同時,在西陰文化中心區的北部,即晉中晉北地區,西陰人趕着素面陶集團——後岡人北行,盡管那些地方人迹罕至,但一路上并非一帆風順,在後岡人頑強抵抗中,最終西陰文化的居民向北的步伐在晉北駐足,轉而沿桑幹河向東進入今天的河北,徹底消滅了在今天河北的後岡人,與紅山文化直接接壤并對峙。于是原本為遼西土著文化與後岡一期文化兩個不同族群碰撞而生的紅山文化,遭遇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晉中晉北後撤的後岡一期文化後裔的再次沖擊之後,西部又受到不斷推進的白泥窯子文化威脅、南部是風頭正勁的西陰文化,族群碰撞所引發的新危機出現了。紅山文化這個包括了趙寶溝文化後裔、富河文化後裔乃至新樂下層文化後裔這些均出自興隆窪文化母集團,而在數百年演進中已經變得若即若離的土著居民集團,和經過了近千年文化認同從外在表象到精神世界,都取得了一定一緻性的後岡一期文化後裔在内的考古學文化共同體,面臨着人群再次整合、資源重新配置設定的局面。這時候,牛河梁“女神廟”為代表的大型女性神像及其供奉場所的出現,絕非偶然,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借助有着悠久傳統的女性崇拜創造出來女神,作為共同體一緻的母親神、祖先神、大地神具有團結、共生、秩序的意義,是符合社會需求的。

如上所述,這種對女神的崇拜在表面上采取了帶有血親色彩的形式,但它所反映的本質恰恰與此相反,即反映了一種打破血親關系的地緣上的和行政上的社會組織的形成,而這種通過設立共同的崇拜對象,進而建構更大的和更具普遍性的社會組織的方式在世界曆史上是很常見的。在地中海世界和古代近東,這種現象比比皆是。例如,當人們試圖将互相獨立的各部組合為單一的城邦時,便往往尋找一個共同的保護神作為城邦的崇拜對象。公元前4世紀的阿爾卡狄亞,原本互相獨立的阿爾卡狄亞各部組合為一個單一的城邦,建立城市邁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作為城邦的宗教與行政中心,該城的市場中心矗立着宙斯神殿,宙斯便成為阿爾卡狄亞共同崇拜的保護神。随着一個地區内的諸多城邦之一在争霸活動中脫穎而出,建立了該地區的霸權,當地各城邦所崇拜的神明之間也被人們建立起聯系,這種聯系可能會采取帶有血親和宗法色彩的方式,但所反映的也同樣是地緣上和行政上的社會共同體的擴大。例如,當古埃及的各州互相兼并,某個地區由此取得對其他地區的支配地位後,它的地方神便成為諸神,淩駕于其他神之上,諸如第一中間期的赫利奧波利斯作為統治下埃及的第九和第十王朝的首府,它的地方神阿屯便被奉為創造神,其他主要的埃及神明作為他的造物,被組建為一個神靈的家庭。随着古代地中海世界被羅馬人征服,埃及、希臘和意大利都成了羅馬帝國的組成部分,為了适應地域更廣闊、行政更加一體化的社會組織的誕生,各地的神靈世界開始了進一步融合,不同地區神話體系中的神靈被互相比照。例如,埃及的伊西絲等同于希臘的狄密特。最終,各地的主神被混合為一個單一的神靈,由此,埃及的奧西裡斯、希臘的宙斯、羅馬的朱庇特混為塞拉皮斯大神,這也标志着在羅馬皇帝統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組織上結合為一個廣闊而緊密的統一體。

是以,大型女性塑像和與之配套的女神廟的出現,正是紅山文化開啟文明曆程的表現。自此,文化内超越血緣、超越族群的各集團統一,在對女神這一共祖的信仰之下,由牛河梁遺址女神廟中大小有别、位置有序表現的神的世界的等級化,到牛河梁諸不同地點墓葬單元表現出來的結構分層,到由積石冢墓葬中玉禮器的不同組合表現出的現實社會的等級化及其制度化,正符合蘇秉琦所說“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古國特征。

作者機關:遼甯大學曆史學院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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