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阙維杭 晚上八點 昨天
袁枚選詩真講究
——讀《随園詩話》
編者按：在中國，八十年代是一個特别熱情澎湃的曆史時期。無論是思想解放、文學創作、曆史回顧、制度變革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領域，其深度力度與銳度，均已成絕響。這時期湧現出的一批大學生，堪稱是時代的佼佼者者。阙維杭先生，正是其中之一，他對于治學與寫作，頗有心得。
今天推送其《詩話》的“詩話”，敬請八點讀者品鑒。
中國清代杭州籍詩人袁枚（1716一1797），乾隆、嘉慶年間的“一代騷壇主”，詩壇“性靈派”旗手，他那本洋洋近60萬言的《随園詩話》不乏自成一家的詩詞鑒賞、創作觀，足可供人揣摩，問世後一紙風行。“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許彥周詩話》）唐宋以降，詩詞創作繁榮興盛，詩話類的評析鑒賞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然蔚為大觀。《随園詩話》在采風、選錄大量當代各階層詩人性靈詩作之際，以随筆筆法記事、點評，論證、彰顯其“性靈說”美學觀。在我看來，“随園老人”袁枚的這部傳世之作，在大量采集詩壇乃至民間詩詞并做出點評方面有極大貢獻之外，也顯出他作為一個鑒賞家、詩論家兼編輯家出版家的眼光與膽識。
“選詩如用人才”
袁枚身為名重一時的才子詩人，又長年累月采編詩話，博聞多識，對于如何選詩、選什麼詩就相當講究，自有其标準。他在《随園詩話》中稱：“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采取須嚴，......嘗‘口号’雲：‘聲憑宮徵都須脆，味盡酸鹹隻要鮮。’”（卷七之三十二）他當年編《詩話》時，杭州、南京等地數百人争先恐後獻上各自的詩篇（“争以詩來，無慮百首”），以求入選為榮，哪怕僅一二摘句也心滿意足。袁枚則不以人取詩，而是看詩本身是否夠“脆”夠“鮮”。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入選《詩話》，袁枚閱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詩甚清老，頗有功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摘之無可摘也。”（補遺卷二之七十二）。《詩話》還記載一事，說是與袁枚“交好”之某太史送達詩集四十餘卷，欲采數言入《詩話》，袁枚“苦其太多，托門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勘閱後戲題詩回複道：“何苦老詞壇，篇篇别調彈。披沙三萬斛，檢得寸金難。”袁枚讀之“不覺大笑，戲和雲：‘消夏閑無事，将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補遺卷一之五十三）
“貧士詩有極妙者”
袁枚曾歸納“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而他也坦承：“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七病也。末一條，餘作《詩話》，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可見多少熟人乃至熟人之熟人相求選詩，有些“面子”還不能完全抹煞，然通觀整部《随園詩話》，入選詩歌或摘句者以布衣、貧士詩人為多，并不以達官貴人為尊，甚至還有不少女子及販夫走卒之句獲其青睐而入選，這在當時文壇、社會極為難得，也與他身為詩壇“性靈派”盟主的詩歌觀與詩話編撰初衷相吻合。袁枚從不諱言“最愛言情之作”，“餘每下蘇、杭，必采詩歸，以壯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凡有各方“投贈佳句，摘錄甚多”，當然入選詩句都要能是真性情之詩，概言之，無論言情狀物、記遊抒懷、詠史諷喻，總要不落俗套各有特色才行，都是以其“性靈說”詩歌美學觀為根本，他的選詩之講究也即都落實于這根基之上。相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稱贊“貧士詩有極妙者”，引用詩句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幹妻惱，身病閑遊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雲：“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長扣門聲。”袁枚稱這些詩句真情流瀉，盡顯各種窮而窘迫感。（卷三之十一）
因賞識詩作而鼓勵、提攜詩作者，在袁枚也是習以為常的舉動了。某年，他請人推薦一抄書人黃生，“人甚樸野”，一次袁枚偶而路過黃生案頭，見黃生詠詩句雲；“破庵僧賣臨街瓦，獨井人争向晚泉。”袁枚啧啧稱奇，即獎賞五鬥米給黃生，獲得鼓勵的黃生從此更加努力作詩。《随園詩話》選錄了黃生的不少佳詩妙句，五言句有：“雲開日腳直，雨落水紋圓。”“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尊。”“釣久知魚性，樵多識樹名。”“筆殘蘆并用，墨盡指同磨。”七言雲：“小窗近水寒偏覺，古木遮天曙不知。”“舊生萍處泥猶綠，新落花時水亦香。“舊甓恐閑都貯水，破牆難補盡糊詩。”“有簾當檻雲仍入，無客推門風自開。”（卷五之五）
“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
袁枚曾感慨道：“采詩如散赈也，甯濫毋遺。然其詩未刻稿者，甯失之濫。已刻稿者，不妨于遺。”（補遺卷八之二十五）他選詩始終抱持一種開放的态度，秉承以質取勝的标準之外，也盡量向沒有機會結集出詩歌的詩人傾斜，哪怕隻是落第書生乃至被社會偏見鄙視的“賤工”即引車賣漿者。在袁枚幾十年交遊、采風、編撰生涯中，他接觸并意識到“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補遺卷十之三十八），是以《詩話》也不吝篇幅，大量選錄落第秀才乃至各方社會底層人士的詩句，如收錄了“蘆墟縫人”（裁縫）吳鲲的詩：“小雨陰陰點石苔，見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雨又來。”杭州縫人鄭某詩句：“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綿花。”又有漢西門袁某賣面筋為業，其《詠雪和東坡》；“怪底六花難繡出，美人何處着針尖。”袁枚讀而悅目賞心，稱他們雖然“皆賤工也，而詩頗有生趣。”（補遺卷八之三十二）在《詩話》卷八，随園老人記錄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于懷。人笑其癡。老人吟詩道：：“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袁枚稱許此詩用意深厚。另記載家鄉一販鬻者（販賣販運之小販），不甚識字，而強學詞曲，作哭母詩雲：“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袁枚點評說：“語雖俚，聞者動色。”
“家常語入詩最妙”
袁枚所有的選詩标尺，講究性情之外，同樣性質、情狀的選詩，表現在他對家常語、口語入詩的格外嘉許，特别接地氣。譬如他說“家常語入詩最妙”，選錄了布衣陳古漁布《牡丹》詩句：“樓高自有紅雲護，花好何須綠葉扶。”清初徐貫時《寄妾》詩句：“善保玉容休怨别，可憐無益又傷身。”皆為家常俚語入詩而易于歌詠流傳。（補遺卷一之二十五）又稱“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籁。”例舉的選詩包括誦芬《冬暖》雲：“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歲序差。可惜輕寒重勒住，不然開遍小桃花。”黃蛟門《竹枝》雲：“自揀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盡娉婷。關心生怕朝來雨，一夜東風側耳聽。”範瘦生有句雲：“高手不從時尚體，好詩隻說眼邊情。”又某有句雲：“階前不種梧桐樹，何處飛來一葉風?”“貪着夜涼窗不掩，秋蟲飛上讀書燈。”這些詩句都是大白話，而又韻味十足。
“詩有天籁最妙”
《随園詩話》中多次強調“詩有天籁最妙”，“童語終是真語”，對坊間各類兒童作詩也在藝術上予以肯定。有一天袁枚看兩孩童放風筝，一童得順風大喜，另一童詠詩道：“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袁枚聽見“深喜之”。（補遺 卷七之二）又有戲村學究詩：“漆黑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袁枚錄之，稱“末句趣極”。（卷八之三十七）又稱童子某嘲其師雲：“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氣沖天天亦懼。”有太白《嘲魯儒》之意。（補遺卷六之八）《詩話》補遺卷五之十記錄：“湘潭張紫岘九钺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作歌，人呼‘太白後身’。中有數聯雲：‘乾坤浩蕩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攜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自從大雅久沉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殺人。’果有青蓮風味。”
袁枚以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詩往往“妙在皆孩子語也”。長期頻繁的選詩、采風，袁枚自己雖然付出無數心血和時間，卻也得益不少，坦言“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他在詩話中記錄随園一擔糞者，某日在梅樹下欣喜報告說；“有一身花矣！”袁枚聽了後激起靈感，便吟成了一句詩：“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卷二之四）
“君子不以人廢言”
選詩，能做到作品面前人人平等固然不易，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廢言”的道理，作為一個鑒賞力相當高的詩人，他對嚴嵩、阮大铖等人的詩歌極為贊賞，也選取了他們的一些佳句評點，盡管他們是聲名狼籍的一代奸雄。在《随園詩話·補遺》卷七之五十二節，他稱嚴嵩的《钤山堂集》“頗有可觀，如；‘卷幔忽驚山霧入，近村長聽水禽啼。’‘沙上柳松煙霁色，水邊樓閣雁歸聲。’皆可愛也。”又引阮大铖詩句道：“‘露涼集蟲語，風善定螢情。’後五字頗耐想。”
正是在《随園詩話》中采錄了大量社會低階人士乃至“賤工”之流的詩作，盡管《随園詩話》印行前後，“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姚鼐《袁随園君墓志銘并序》）但也有質疑“《詩話》收取太濫”的雜音不斷，袁枚不理睬也不畏懼那些多來自士大夫階層的指責，坦蕩大方地回應：“然則《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甯濫毋遺：不亦可乎?”（補遺卷四之一十八）袁枚又強調：“自餘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惟我一人。”說明所選之詩，都是依據自己的鑒賞、評析而錄，即使寬泛些，足以顯微闡幽，令人品味各類詩人詩作之妙就夠了，凸顯出袁枚選詩真講究的不同層次與标準。
随園老人的詩意栖息地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生于錢塘（今浙江杭州），乾隆四年（1739年）考為進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三年後赴沭陽（今屬江蘇）、江甯（今江蘇南京）等地任知縣，由于為人正直善良，為官勤于治政，聲譽頗佳，但其詩人本色又何能長期忍受封建官場限制羁絆，為官知縣六年後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天，無意仕途的袁枚即辭官歸裡，離開了充滿是非和傾軋的官場。因喜愛古都金陵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圍，遂以“三百金”購下城内小倉山（今五台山）麓江甯織造隋赫德的200畝園墅“隋園”。相傳該園故址早先為明末文人吳應箕寓居金陵時的私家園墅“吳氏園”，後為曹雪芹的父親曹頫購得并改建；又因曹家後來獲罪，該園被雍正朝廷沒收，劃撥給繼任江甯織造隋赫德所用。袁枚買下隋園時，“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台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妪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袁枚《随園記》），一派荒蕪雜亂景象。經他精心規劃整修，環境清幽雅緻，悅目賞心，并更名“随園”，寓意随順自然、随遇而安。《随園詩話》中有不少筆墨狀寫随園風物環境，并說明：“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随園也。”
袁枚退隐随園近50載，修身養性，勤于著述，怡然自樂于“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袁枚小倉山房楹聯）的金陵，除每年不定時出遊神州好山好水之外，随園就是他夢寐以求的詩意栖息地，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書房”所在。平常歲月時有各地文人騷客造訪随園，詩會雅集不斷，每逢四季佳日甚至對外開放，“因園中四時皆花，益以蟲鳥之音，雨雪之景，因之遊人不斷，盛時年遊人量達十餘萬人……”（民國陳诒绂《金陵園墅志》卷上）
袁枚畢生著述甚豐，《小倉山房文集》《随園詩話》《新齊諧》《随園食單》等皆為傳世之作，涵蓋文藝、評論、美學、飲食等諸多領域，影響深遠。這些成就使他與趙翼、蔣士铨并譽為乾隆年間“江右三大家”。身為“性靈派”盟主、“一代騷壇主”，袁枚在清代詩壇四大派（另外三派為王士禛為代表的神韻派、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翁方綱為代表的肌理派）中獨樹一幟，開風氣之先，高舉“性靈說”大旗，橫掃沈德潛“格調說”的泥古之風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陳腐之氣，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别開清代詩壇生面。
詩人兼編輯家的眼光和見識
《随園詩話》博聞廣錄，所選之詩出自詩壇内外千家萬戶，不以名位取舍，不顧他者臧否，雖然有些難免為應酬唱和之作，但也看重是否可讀耐讀，是以所選詩作縱然各有性情高低，抒情叙事也許并無深義，但隻要讀之有味，清新可頌，也就足矣。總體而閱覽，袁枚呈現給世人的是帶有其個人品味和取向的作品，詩須雅緻清通，更須鮮活生動，凸顯了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因素，這是詩歌創作主體必備之需，也即“性靈說”美學詩論的主要觀點，是以縱觀整部《随園詩話》，便形成了袁枚獨有的審美視野與風骨，凸顯了一個詩人兼編輯家的眼光和見識。
由此而想到風靡讀書界數十年的美國《讀者文摘》，以及仿而效之的中國蘭州編輯出版的《讀者文摘》(現已改名為《讀者》)，這類文摘雜志的選文摘句，最能顯出編輯的心機識見，不是匠心草率便是乾綱獨斷，既可能編得乏善可陳，也可以策劃精準，編排令人心儀。每期數十篇長短文章如散沙或散珠般聚攏，篇篇不搭界，但整體上總該傳遞出某種格調、品位或主旨，讓讀者自有取舍又互為賞鑒。美國《讀者文摘》走的也是平民路線，所選文章或教益，或掌故，或小說，或美文，包容百家，雅俗共賞，不艱深也不媚俗，多清趣而廣知識，在美國乃至全球讀者中口碑極佳，久盛不衰，足證該雜志的編輯功底之深和用心之專、識見之博。
袁枚選詩與《讀者文摘》看似八杆子打不到一塊，其實古今中外讀書界編輯界的目标并無大異，妙文佳作縱然挂一漏萬，給讀者的享受和啟迪應該多多益善。中文報紙又素有副刊的傳統，副刊的園地當然也是編輯和作者、讀者共同馳騁的天地，而編輯則是當仁不讓的謀劃大師，袁枚選詩之法度之講究的借鑒，仍有古為今用的價值。
作者系自由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