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福康撰寫公開信：這樣介紹鄭振铎先生是否妥當？

陳福康先生給《博覽群書》編輯部的信函，對郭道平所作《鄭振铎：進向光明的“少年”》所附關于鄭振铎先生的介紹文字等提出批評，信函全文如下。

《博覽群書》編輯部：

《中國社會科學報》是我國最高研究學府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要報紙。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百周年的時候，約在5月間，該報特辟專版《建黨百年 學術百家》，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在看到該版的第一篇（記得是寫郭沫若的）後，即撰寫了一篇關于鄭振铎的文章主動投去，但沒有回音。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給我來電話，熱情約我為該報寫鄭振铎，我又請他轉去拙文，并特意說明如有不符合要求之處，請編輯告知，當認真修改。不意又沒消息，發信去詢問也沒回音。直到國慶前夕，9月28日，我終于看到該報刊發了有關鄭振铎先生的文章（一個整版），雖不是拙文，我也很高興。因為，我一直認為若要談“百年百家”，是絕對不應少了鄭振铎先生的，尤其在中國社科院的院報上。然而，在看到該版專文前面的關于鄭振铎先生的介紹文字後，我卻為其大量的低級錯誤而大吃一驚。于是，我就在國慶期間寫了一封給該報主編的信。我是發給“中國社會科學網”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網”的，請他們轉給該報主編，也不知該主編同志收到沒有，總之我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不免非常失望。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社會科學報》該版是怎樣介紹的：

鄭振铎，字西谛，筆名郭源新、落雪等，浙江溫州人。中國現代傑出作家、文學家、翻譯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訓诂家。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

鄭振铎原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溫州。1917年夏進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北京交通大學前身）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并開始發表作品，1920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1年與沈雁冰等組織文學研究會，1923年主編《小說月報》。他還先後參與編輯《閩潮》《新社會》等刊物。1927年旅居英國和法國。1931年回國後任燕京大學、複旦大學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緻力于學術研究，并主編“世界文庫”。1932年，其作品《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49年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組長、文化部文物局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教授，并承擔“中國美術史”的課程講授任務。1957年，編輯出版《中國文學研究》三冊。

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研究》《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等，譯著有《新月集》《飛鳥集》等。

說鄭振铎先生“字西谛”，但“西谛”其實是他最主要的筆名，如同“茅盾”之于沈雁冰，怎麼變成他的“字”了？那麼“魯迅”可稱作周樹人的“字”嗎？事實上，鄭振铎先生自有其字（“警民”或“铎民”），但不常用而鮮為人知。

鄭振铎先生用過很多筆名，而該介紹隻舉了兩個，那就應該是他最常用、最主要的筆名吧，但“落雪”卻非但不是鄭振铎先生最常用、最主要的筆名，而且絕對不是他的筆名！那不過是前些年某些不負責任的“專家”把網上找來的一篇蹩腳文章塞入正式出版的國小國文課本，然後再編造或瞎傳，說該文作者“落雪”就是鄭振铎。對此，我早已公開指出過（見2016年6月21日《文彙報》、8月31日《中華讀書報》），實在想不到多年後這麼權威的學術專業的報紙竟又将該僞名堂而皇之強加在鄭振铎先生頭上。這是我對這篇介紹最不解的地方。嗚呼，流毒何其深遠也！

說鄭振铎先生是“浙江溫州人”，好像也可以；但鄭振铎先生本人則一直自稱福建長樂人，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事檔案上也是這樣填寫的，别人可以妄改嗎？

稱鄭振铎先生是“作家、文學家”，好像也算不上錯；但作家不就是文學家，或者作家不就是文學家之一種嗎？而稱他是“訓诂家”，好像很高雅，但不知從何說起。學界有誰這樣稱他的嗎？他自稱過“訓诂家”嗎？還是請介紹者去查查詞典，了解一下“訓诂”是何意為好。

說鄭振铎先生在“1917年夏進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學習”，又是大錯！鄭先生是1917年夏從溫州北上，但要到12月中旬才參加入學考試，而到1918年1月14日才是他入學的第一天。而且，他進的并不是什麼“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而是“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所謂“鐵路管理傳習所”，隻是清末1909年該校最早前身的名字，但翌年即更名為“交通傳習所”，而至鄭先生入學前兩年該“交通傳習所”又分成兩個學校，其鐵路專業獨立而改名為“鐵路管理學校”。

說鄭振铎先生“1920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1年與沈雁冰等組織文學研究會”，則颠倒了年頭。鄭先生是1920年秋在北京發起籌建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赴上海鐵路局工作，後進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另外，沈雁冰當時在上海，鄭振铎寫信邀請他作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他并沒在北京參與組織該會。

介紹在寫到鄭振铎先生1923年主編《小說月報》後，說“他還先後參與編輯《閩潮》《新社會》等刊物”，其實《閩潮》《新社會》都是此前1919年鄭先生在北京辦的刊物（另外還有《閩江新潮》《人道》《批評》等）。而1923年先後鄭振铎先生在上海主編的重要刊物有很多（如《學燈》《文學旬刊》《兒童世界》《星海》《鑒賞周刊》《公理日報》《編輯者》及後來的《文學》月刊、《文學季刊》等等），介紹中卻都沒有提。

說鄭振铎先生“1931年回國後任燕京大學、複旦大學教授”也是錯的。首先，他是1928年6月8日就回到上海了，不是1931年。其次，他歸國後仍回商務印書館工作，複旦大學教授隻是兼職；而在幾年後，他才去北平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介紹不僅說颠倒了，而且漏說了清華大學；另外，鄭先生還曾在北京大學兼職。（既然前面提到了他兼職的複旦大學，那麼北京大學為何又不提呢？）

說鄭振铎先生“1931年回國後……緻力于學術研究”，也容易形成誤導，好像說他是直到1931年後方才緻力于學術研究的。其實，早在發起文學研究會時，他就緻力于文學研究，否則他為何取名“研究會”呢？而且，在1931年前鄭先生撰寫出版的著名的《文學大綱》以及《太戈爾傳》《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等等專著，難道不是緻力于學術研究的成果？再說，該介紹中最後舉出的鄭先生的“主要著作”中的《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二書，也是出版于1931年前的。

介紹還說鄭振铎先生“1949年任……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不知這個聞所未聞的機關和職務是哪裡的？我們隻知道鄭振铎先生解放後曾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副主席。

介紹用“1949年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這樣的表述法也很不妥，因為很多職務是鄭振铎先生在1950年代擔任的。

至于介紹中應該寫到而漏寫的重要内容也很多。例如，居然連鄭振铎先生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須知該所現在已發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三個所了）的創始所長都沒提……

總之，短短五百來字的介紹，錯誤和疏漏可謂層出不窮。我想，《中國社會科學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唯一一份正式出版發行的專業報紙，而鄭振铎先生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元老級重要人物，在該報上公然出現這些低級錯誤，實在不應該。而該報這篇論述鄭振铎的文章的最後，作者還特意客氣地注明“本文所叙鄭振铎生平行實，多得益于陳福康先生編《鄭振铎年譜》”，但這樣一來，讀者卻會以為這些錯誤都是出自拙書的，則鄙人亦豈不冤哉？是以，我這封信是必須寫的。

因涉及學術和學風問題，特請《博覽群書》公開我的這封信。

陳福康（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鄭振铎研究所所長）

注：陳福康信函發表于2021年11月4日“光明日報博覽群書”微信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