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等多方消息，被文博界尊稱為“謝老”的謝辰生老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歲。
謝辰生是國内文物保護首屈一指的文物學家，為文物保護奔走呼号。他曾擔任鄭振铎的秘書，協助鄭振铎編撰《中國曆史參考圖譜》《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等。1961年，他主持起草《國務院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82年，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并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義。他還推動設立“文化遺産日”，并倡導創辦景德鎮古陶瓷制作博物館等多個博物館，主持複制了随縣編鐘和古代珍貴紡織品。
謝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對大多數人來說，謝辰生這個名字，就像樹蔭下潺潺的溪流，安靜而緩緩地流動着，流向夕陽餘晖灑滿金色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畢竟，對今天腳步匆匆奔向未來的新一代人來說，他卻轉過頭去，面向過去，面向那些正在衰朽、消逝的事物——那些古老的文物，鏽色斑駁的鼎彜、胎薄輕脆的瓷器、暗塵古色的書畫、字畫漫漶的碑銘、屹立千載的石窟、梁棟承塵的古建……在歲月的剝蝕中，它們不可避免地走向湮滅的命運，就像長達一個世紀的人的生命，也會最終邁向死亡一樣。而他畢生的事業，正是盡其所能阻止這種湮滅的程序。這讓他有些像時代洪流中的磐石，張開雙臂去護住那些被無情歲月沖刷而下的古老文明的遺迹：
“我一輩子都在從事文物工作，可以說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
這便是他給自己一生的概括，或許也再找不出比這更恰當的概括了。
本文内容為記者李夏恩撰寫的紀念文章。
撰文｜李夏恩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訪他，是在2017年。在見面前，我對他的了解，并不比這句話——“我一輩子都在從事文物工作，可以說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多多少。他的生平履曆自然可以在網上輕而易舉地檢索到：他是鄭振铎的秘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持起草者，如今常用的“文物”一詞的定義，便是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的前言中撰述的。他是國家文物局的元老耆宿，是文物領域絕對的權威。
從24歲協助鄭振铎編纂《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開始，到我見到他的那一年，他已經九十五歲。七十一年的光陰，全部傾盡在文物事業之中，而且，毫無疑問，隻要自己的生命繼續延續，他的文物事業也會行之不辍——随着那些與他并肩工作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漸次凋零，我清晰地知道，即将要去拜訪的，是中國文物界僅存的百年碩果。
謝辰生參與編纂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圖為中西書局2012年重新出版的一部分。
這多少讓我有些忐忑不安。但不是因為他的名望與地位，而是出于三個現在回憶起來很自私但在當時卻覺得很現實的原因。
首先，他已經年過九旬，我擔心他的記憶力和表達能力能否正常的溝通交流和回答問題。其次，此前，不止一位文博圈子裡的朋友提醒我說，謝老爺子是文物保護的“死硬分子”，是“活在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古董”，這讓我不由得擔心他會一闆一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宣講規章政策中的官樣辭令——那樣，我還不如直接去抄紅頭檔案。最後，也是我個人最擔心的一點，像他這樣年歲和級别的進階退休幹部，自然是住有樓，行有車，身邊還有秘書和保健人員随侍在側，想到自己通過一整套繁文缛節去拜見的，是一位被積年榮譽光環團團包裹的文物界吉祥物，我就感到頭皮發麻——我會因為一個人的年歲和與之相配的德行發自真心地恭敬緻禮，但實在難以假裝對地位和榮耀的組合貌恭心服。
前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徐蘋芳緻謝辰生信，稱贊他“殚精竭慮、嘔心瀝血、年逾耄耋，猶奮力搶救，吾願忝列其後，以盡公民之責”。
我就這樣一路胡思亂想着出了地鐵，按照位址來到了他居住的安貞裡居民小區。那是一月的暮冬時節，萬物蕭索，我環顧着蒼白天空下灰色鴿子棚一樣的老舊樓群，還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約定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半，我早到了半個多小時，因為自己本就有路盲的前科，是以特意又在周圍轉了轉，最後确定，就是眼前的這幢灰沉沉的老樓，于是邁進了像沒牙鳄魚一樣的黑魆魆的樓道裡。
有那麼一瞬間，我以為自己回到了小時候住的那幢筒子樓，灰色的牆壁、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鐵欄杆，透過樓梯間窗戶的陽光也被這團團的灰色黯淡了幾個色調：“他真的會住在這種地方嗎？”我心底嘀咕着，敲了敲門。
開門的正是他本人。見到他的第一面瞬間撞碎了我先前所有的擔心和想象。我的眼前是個面色黃白的枯瘦老頭，白色的頭發像枯瘠龜裂的土地上胡亂滋生的枯草，溝壑縱橫的臉像曬幹的老蘿蔔。他伛偻着身子，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稱之為“耗子皮”顔色的舊西裝，是工地上中年打勞工常穿的那種款式，裡面套着一件土黃色的毛線坎肩，扣子卻都沒有系好。膝蓋似乎犯了關節炎，總是彎着的，趿拉着拖鞋，走起路來“啪嗒、啪嗒”響。
這不像一個年輕記者拜訪文物界年高德劭的權威泰鬥，倒像是社群志願者給生活拮據的老人送溫暖。我所有準備好的問候和寒暄，連同臉上擺好的尴尬微笑，都瞬間咽了回去。倒是他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外面冷，快進來。”
2000年，謝辰生在雲南麗江考察攀登玉龍雪山，這一年謝辰生78歲。
“比起那些安坐在充斥着琳琅滿目古物奇珍闊綽豪宅裡的收藏家們，這位曾主持起草1982年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義的文物界元老，有的隻是一間逼仄的小屋子。任何一位來訪者都會對他屋子裡的書留下深刻的印象：門口灰暗狹窄的過道被摞得高高低低的各類專著占領了一半，在他唯一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裡，書就像藤蔓一樣從地闆上生長到寫字台上，再蔓延到整個牆壁上。一張寫字台就是他的書房，一張床就是他的起房間，一張沙發就是他的客廳，這三件家具就這樣漂浮在卷帙浩繁的書海之中，每一位來訪者不得不從齊膝的書海中跋涉而過，才能找到一個坐着的地方。”
這是我之後在采訪中對他居住環境的描述，直到今天，這一切依然曆曆在目。但我沒有寫到的是，那時是下午兩點半，正是陽光充足的時候，但迎門的那條過道卻黑魆魆的，倚牆高高摞起的那些書隻是被光微微勾勒出幾線輪廓，就像是灰黑色的頁岩壘砌的懸崖一樣；我也沒有寫到自己從那兒穿過去時竟有一種閃避峽谷落石的滑稽的冒險感；我更沒有寫到的是，當我看清其中幾部書的書封和裸脊上的書名時，以我粗淺的藏書常識就可以推斷出來，隻消這座書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足以住上他這個級别的退休幹部享有的敞亮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但在這間逼仄的房子裡，這些書的唯一價值，就是被翻看、查閱、占據着這裡本就不寬餘的空間。
我被引到他的書房裡。這間書房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幾無插腳之地的書外，就是那個書櫃。土黃色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辦公室裡的那種檔案櫃的樣式。但沒有櫃門，隻拉了一塊布用來遮擋塵土。
“你年輕，可以坐床上，不拘束。”
我聽話坐下。在這間被書海填滿的窄小房間裡，一老一少像兩塊礁石一樣相對而坐，我身下木闆拼合的床闆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
故事
有的故事适合從頭講起，有的故事适合從中間開始講起，而有的故事，則從任何地方講起都趣味橫生。謝辰生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可以随時拈出一段滔滔講起的故事，每一個都起承轉合、有來道去。
《謝辰生口述》，謝辰生口述，姚遠撰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4月。
謝辰生為《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題寫七律。
如果從頭講起，他的出身武進謝氏家族乃是江南名門望族，父祖一輩，與袁世凱、徐世昌這樣近代席風卷雲的人物都相識熟稔，他的父親謝宗陶，則是徐世昌總統府中的秘書，後在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視為有能力統一全國的儒将軍閥吳佩孚麾下擔任參議，後又在天津先後做河北省兩任主席于學忠和商震的秘書。如果細細勾連，這大可以串聯起一部私人視角的近代史。他的長兄，曆史學家謝國桢，至今仍是明清史學一座難以逾越的巅峰。“他比我大二十多歲，來往的都是像唐蘭、容庚這樣的名流，還有像梁啟超的弟子劉盼遂、甲骨文專家孫海波等人”。如果将謝家當年往來的人物與他們的交談對話記錄下來，難保不是一部厚重的近世學案。
生長于這般家世，濡染于這般環境，那麼身上帶有世家子弟的清貴氣與名流學人的清雅氣，本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在謝辰生身上，卻全然看不出這兩種氣息一絲一毫的痕迹。多年後，當他的年紀随着時序邁入新的世紀，我見到他時，留在他身上惟一舊日世家的痕迹，似乎就隻有他在北京住過的那個四合院，直到暮年，他還清晰地記得位址“白塔寺錦什邡街小水車胡同1号”：
“小水車胡同的房子是樣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後來都拆光了，地方用來蓋金融大樓了。一進門是一個院子，繞過去又是一個院子，然後是垂花門，又有一個院子。前後三進，東西兩個跨院，有廚房，廁所，總共三十幾間房。院裡有丁香、藤蘿架，住着真舒服。”
謝家兄弟姐妹合影，從右至左依次為謝國祥（十弟）、謝辰生（八弟）、謝絮清（四姐）、謝國振（七哥）、謝國捷（六哥）。
“我要是留戀舊社會，可有的留戀的，但是我還是向往革命”，當暮年的謝辰生談起舊日庭院時，與其說是追懷韶年清光，倒毋甯說是對今日文物古建保護工作的慨歎。他提起美術館後街22号四合院，那是趙紫宸、趙蘿蕤兩位學者的舊宅，罕見的象眼磚雕猶能看出明代的風緻。“我去現場看了，院子漂亮極了，我是堅決反對拆！”但經曆了兩年的拉鋸戰，這座年歲比當年謝家舊宅還要久長的古老四合院，還是在推土機的隆隆聲中化作鋼筋水泥大廈下的劫灰。
儒雅、謙和這些形容舊日文士的辭藻用在謝辰生的身上是完全不相宜的，反倒是熱情、率直，這些形容退休勞工的詞語用在他身上卻再恰當不過。如果不是他自己吐露，你是想象不到他年輕時也是寫過“紅葉紅葉，寄來紙兒上貼，遙憶舊院清秋，千裡飄零客愁。愁客愁客，兩地相思系着”這樣清酸婉約的小令的。
1942年冬，謝辰生在西安所作《調笑令》即文中所錄“紅葉紅葉”。
這首小令，寫于他羁旅西安的少年時代。他20歲那一年，身處淪沒日寇鐵蹄下的北平，心心念念着當時年輕人私下流傳的“革命聖地”延安。少年謝辰生投奔延安的故事，如果讓另一個更善于修辭鼓噪的人講述，一定會是一部輾轉于家國戰火之間的冒險傳奇。然而謝辰生講述的故事卻坦誠得令人忍俊不禁——他與弟弟謝國權和大哥謝國桢的女兒謝瑩，把學費湊起來，又賣了自己的自行車，湊上了去延安的路費。他并未避諱這趟少年朝聖之旅的起點乃是年輕人的一場熱情的沖動：“我們走的時候家裡都不知道。那時候走，并沒有跟中共地下黨有什麼聯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國共關系怎麼樣。我們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陝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嗎？那時候我們中學還都沒畢業，腦子想得簡單。”在先送走了謝國權和謝瑩後，家裡的反應是“鬧翻天了”：“這什麼意思？他們去哪兒了？你們成天在一塊兒，你肯定知道他們去哪兒了。”
“我沒法子，隻好說實話了，說我們打算去延安，他們先走，我後走。結果怎麼着？我家裡說：‘你走吧，走吧！得了，我們給你錢，你走吧！’”
這樣一場本應是秘密前往延安的朝聖冒險之旅，在謝辰生的口述回憶中，就以這樣一種直白諧趣的方式鋪開了。
而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直到抗戰勝利，謝辰生也沒有去成延安：“在西安，我不認識地下黨，光有對延安的向往也沒有辦法，隻好想到回去。但是不敢回北平，你跑了日本人知道啊！”之後，他與兩位同行者去了安陽，想從安陽翻閱太行山前往延安。但兵荒馬亂，同行者被拉回北平，前路受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隻好先在安陽當地一家平價商店做小夥計，再到安陽縣立一小當國小老師。勝利光複後，他的大哥謝國桢路過安陽，把他接到上海，為中共上司的北方大學購買圖書——這才算是他第一次與心系所念的延安産生了隔空的聯系。
1948年12月，鄭振铎在上海書房中。
這已經是1946年春夏之交，而他也是在這時見到了鄭振铎，成為他的助手，幫助他編纂《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謝辰生文物事業的起點，也由此開始。而這個起點，在他的口述中，同樣是坦率的三言兩語。那是他随長兄謝國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學家徐森玉請謝國桢和他吃飯，鄭振铎作陪。在席間，鄭振铎提及自己忙于接收敵僞文物的工作，又在創辦《民主》雜志，亟需人來幫忙，于是徐森玉順着他的話題推薦了謝辰生：
“徐森玉說：‘謝辰生剛到，他一個年輕人什麼事兒也沒有，又是剛主（謝國桢的字）的弟弟。這個年輕人給你幫幫忙不是正好嗎？’我說：‘那太好了，我太贊成了，那不等于給您當學生嗎？’鄭振铎說：‘那好啊，就這樣吧。’”
謝辰生的終身大事就在這三句對話中敲定下來了。而他在1949年進入國家文物局，同樣也是與鄭振铎的幾句對話中最終替他做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前，鄭振铎曾經征求過我的意見，準備去哪兒幹。他說：‘我把你帶過來，是準備讓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麼想法，願意搞什麼？’因為我家裡頭都是搞學問的人，我也覺得應該搞學問，做研究。是以他把我調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講了我的想法。我說：‘我跟你在一起這麼久，您是大學者，我也想當個學者，也想搞點學問，跟您學習。您不是搞學問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學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說：‘你哪兒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問：‘怎麼啦？’他說：‘現在文物局裡完全懂行的人還不多，你就在這兒搞。’”
1952年冬，文物局人員在團城承光殿前合影，最後一排右九為謝辰生。
“文物的保護是第一位的，沒有保護就沒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護也是個重要的事，就在這兒幹着吧，現在也缺人。文物保護很重要，你不要認為這不是學問。”鄭振铎的這句話，對謝辰生來說，成了他笃定終生的至理名言，也可以說成為了他畢生的執着。從某種程度上說，或許也隻有像他這樣坦率、耿直及至暮年都熱情不減的人，才能将這句話當成不渝的信條堅守下去。當我告訴他，那年冬天山西介休源神廟門口的琉璃壁心居然被人整塊盜走的消息時，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憤怒地用手拍着桌子：“我就知道會這樣，一直都這樣。”
介休警方追回被盜明代文物介休源神廟“二龍戲珠琉璃壁心” 。（圖自介休市警察局）
他的手如此枯瘦，但拍擊桌子時，暗藍色的血管隔着粗糙的皮膚顯露出來，仍然讓人感到一種鑽心的刺痛。
主張
坦率有時并不總是令人愉悅的，時常也會使人感到刺痛。那些對謝辰生固執、保守、“死硬分子”的譏評，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的坦直，總是将自己所想毫無掩飾地傾吐而出，并不在意他人的辭色好惡。他有些看似驚世駭俗的觀點，不乏激憤之辭，但卻并非故作高論，而是發自肺腑。
如果從一位文物保護者最熾熱的真誠之心去了解的話，就會了解他的苦心。他有一個常被引用的所謂“暴論”，即“文革”後文物被破壞和流失的情況比“破四舊”造成的損失要大得多。但事實上，這隻是斷章取義的摘引，謝辰生真正表達的含義，反而被這些零碎割取的情緒化“暴論”所掩蓋了。在那次拜訪時，我特意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回答道：
“我在很多場合提出一個說法，近20多年來文物破壞的程度不亞于‘文革’時期。我這樣說是有原因的。從195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後期，除‘文革’初一段時間外，所有頒布的這些保護文物的辦法條例都是得到嚴格執行的，國家文物局的權力非常大，周恩來總理親自抓文物工作，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可以直接給周總理打報告，很多文物保護的方案政策都是國務院特批的。‘文革’初期“破四舊”浪潮中，很多文物遭到破壞。1967年，中共中央下達檔案要求全國各地保護文物（按，這一檔案指《中共中央關于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頒布于1967年5月14日），很快瘋狂破壞文物的行為就受到遏制，一些重要的文物部門甚至派部隊去駐守。這以後對文物保護的規章制度可以說做到了令行禁止。
但從1980年代開始，随着文物市場的開放，一方面對金錢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打着‘死人該替活人做貢獻’、‘要想富、先盜墓，一夜變成萬元戶’這些旗号進行文物犯罪。另一方面就是法雖然立起來了，但是如何執法，怎樣執法卻成了難題。很多白紙黑字的保護法律條例寫得清清楚楚，但是地方政府和部門機關不去執行，又該怎麼辦呢？在以前，國家文物局是直屬國務院的，而現在，成為了部委下屬的一個機構，權力也縮小了。當地方上文物被破壞時，文物部門與地方政府進行交涉，往往最終不得不屈服于地方政府。法律很嚴格，但執行不下去，撥款不到位，保護不得力。僅僅靠嚴打時抓幾個犯罪分子，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如果不将他當初的說話語境與前後全文摘引出來，恐怕許多人仍然會被那幾句零割碎取的隻言片語蒙在鼓裡。他在講述過去的人和事的時候，也同樣以一種坦率無餘的态度表達自己的見聞與好惡。他并不會因講述的對象地位尊顯或聲望卓著，就對其諱飾隐惡，假以辭色。在他的口述回憶中，他曾細述1956年北京朝陽門拆除過程。在談及拆除緣起時，他說道：
“1956年，北京市決定拆朝陽門。吳晗是主張拆的，還有北京市秘書長薛子正。北京城牆的拆除有一個過程，最先拆的是城門樓子，然後才是城牆。當時社會各界對拆城牆有很多争論，許多專家堅決反對拆，文物局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群衆，都是要求保護城牆的。像梁思成說：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文物局也不同意這麼幹，鄭振铎堅決反對拆。”
“我跟今天什麼人寫信都一樣，這一點我坦蕩得很，我對事不對人，這人好不好是你的評價，但如果這件事情是事實，該怎麼評價，就怎麼評價。我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這就是謝辰生敢于直言無隐的原因，他洞觀自己的内心，深信自己的坦率與真誠。然而，對于他自己在文物保護上的功績，他卻總是輕易帶過，除非這些事迹能夠與他畢生笃定的信條“文物的保護是第一位的，沒有保護就沒有研究”相聯系，他才願意加以陳說，但也總是保持着一種痛切的憂慮，也隻有在這時，他看起來才像是一位傳統時代的士大夫，執笏立于階陛之下，随時準備以“以首碎柱”的氣勢上書切谏。
書畫鑒定組成員合影，自左至右為謝辰生、劉九庵、楊仁恺、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和傅熹年。
在口述回憶中，他鮮少提及自己是1983年成立的全國書畫鑒定組的七名成員之一，與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恺、傅熹年、劉九庵舉世聞名的書畫收藏大家比肩而立。他在談及這件絕對頗具榮耀的事情時，隻是輕描淡寫地說自己是文物局派來負責協調工作的，幾乎隻字不提自己在書畫鑒定方面的造詣。反而總是一再重複自己當初隻拿了高中文憑，而且“中學還沒有畢業”。但關于他的真正學養水準，老故宮博物院院長、也是舉世聞名的收藏大家和金石學家馬衡先生有一個簡短卻剀切的評論，寫在1950年2月1日的日記中：
“謝辰生來談，彼為剛主之從弟，對舊學頗有根底。囑開示甲骨、金文書目。”
這一年，謝辰生隻有28歲。
謝辰生與收藏大家之間交誼匪淺，早在1946年，他作為鄭振铎的助手，就協助編輯出版了收藏大家張珩蒐集彙編的《韫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和《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1983年與他一起走遍全國踏訪書畫的書畫鑒定組成員，也都早已是他的至交。然而，當我探訪他簡陋的家中時，環顧四周，除了有關文物、曆史和考古的書籍之外，卻幾乎找不到任何一件文物：“這是文物局從一開始成立時就定下的規矩，從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購買和收藏文物。”
這一條，後來被他親自寫進了1981年國家文物局頒布的《文物從業人員守則》中：“文物工作者嚴禁利用職權，為自己收購文物，禁止買賣文物從中得利”——當他和我念叨這些事時，或許沒有注意到我竭力克制的一絲苦笑，我的腦海裡瞬間浮現出幾幢寬敞豁亮的房間，玻璃櫃、多寶閣上擺放着各個朝代的器皿瓶罐，以它們主人在專業領域的造詣，我毫不懷疑這些藏品絕對是貨真價實。
謝辰生也有自己的藏品，除了那些當年廉價購置、如今已經價格不菲的文物考古資料和圖錄之外，那些舊年至交們的珍貴記憶，也是他的寶藏。1983年8月，全國書畫鑒定組鑒定工作第一天會議，在東交民巷15号國飯店舉行。衆人彙聚一堂，謝辰生作為文物局顧問首先發言。在衆人的目光中，他鄭重地取出一聽香煙：
“這是二十多年前，張珩去世前送給我的，他去世後，我一直封閉着不抽，後來又經曆了那十年浩劫，好容易儲存到今天，就為了等今天這個大喜的日子……”
他打開那聽香煙，一根根遞給在場的每一個人。
餘下的話
往事如煙。這個譬喻或許太過陳俗，以至于在許多人眼中，它已經成了一句俗語故而失去了内中所蘊含的意象。但在得知他去世的中午，看着照在書桌上的那束陽光中懸起的塵埃，時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時而飛出光的所在，倏然隐遁在幽暗中，縱然伸手，也無法接住其中的一顆。我隻能看着它們在我的眼前浮現，又消逝。
我想起，在那次拜訪之後，我曾經給他打過電話，跟他聊起當時民間古建保護的一些困境和自己與朋友們的無能為力。他說：
“小李呀，你不要怕他們，你們做的是好事，對的事，應該讓他們怕你們才對呀！”
可是……我知道百歲高齡，壽終正寝，理應不必那麼難過。或許，還應該安慰，他以如此高壽謝世，多少證明這世上善行會有善報，他竭盡一生為那些文物古迹延續生命，上天也回報他以綿鴻遐齡。
劉拓與王天祥在福建考察民居古建，他們在2018年共同參與保護了福州連江古城，如今那裡已經被列為省級曆史文化街區。
然而，當我寫下這篇文字時，還是忍不住淚下，哽咽得幾度握不住筆。在過去的六個月裡，我先後失去了兩位年輕的朋友，劉拓和王天祥，他們同樣執着、笃定，以自己的誠摯和熱情去保護、記錄那些終将消逝、甚至即将消失的古建。有的，譬如福州連江，他們成功地保護住了，而有的，譬如江西九江的明清老宅，譬如遼陽古寺的壁畫，卻隻能看着它們在時空中永不複焉。終于，他們也離開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個世界，他們會在那裡相聚，那些被侵蝕、被衰朽、被消失的文物古迹，也會在那裡完好無損地屹立着。我隻知道，那些真誠、那些執着、那些笃定、那些曾經熾烈的熱情，那些尚未完成的理想，如今都不在了。
我想起那天臨走前，給謝辰生拍照時的情景。他特意把毛線坎肩系好了扣子，又撫了撫西裝上的褶皺，他的白發本來是亂蓬蓬的，也用手理了理。坐端正了，對我說：
“拍笑着些，讓那些人看到，謝辰生還活着，活得好着呢！”
謝辰生和他的書房。（本文作者攝于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