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撰写公开信：这样介绍郑振铎先生是否妥当？

陈福康先生给《博览群书》编辑部的信函，对郭道平所作《郑振铎：进向光明的“少年”》所附关于郑振铎先生的介绍文字等提出批评，信函全文如下。

《博览群书》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我国最高研究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报纸。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周年的时候，约在5月间，该报特辟专版《建党百年 学术百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看到该版的第一篇（记得是写郭沫若的）后，即撰写了一篇关于郑振铎的文章主动投去，但没有回音。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给我来电话，热情约我为该报写郑振铎，我又请他转去拙文，并特意说明如有不符合要求之处，请编辑告知，当认真修改。不意又没消息，发信去询问也没回音。直到国庆前夕，9月28日，我终于看到该报刊发了有关郑振铎先生的文章（一个整版），虽不是拙文，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若要谈“百年百家”，是绝对不应少了郑振铎先生的，尤其在中国社科院的院报上。然而，在看到该版专文前面的关于郑振铎先生的介绍文字后，我却为其大量的低级错误而大吃一惊。于是，我就在国庆期间写了一封给该报主编的信。我是发给“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网”的，请他们转给该报主编，也不知该主编同志收到没有，总之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免非常失望。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报》该版是怎样介绍的：

郑振铎，字西谛，笔名郭源新、落雪等，浙江温州人。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文学家、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训诂家。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温州。1917年夏进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1年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他还先后参与编辑《闽潮》《新社会》等刊物。1927年旅居英国和法国。1931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主编“世界文库”。1932年，其作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并承担“中国美术史”的课程讲授任务。1957年，编辑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译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

说郑振铎先生“字西谛”，但“西谛”其实是他最主要的笔名，如同“茅盾”之于沈雁冰，怎么变成他的“字”了？那么“鲁迅”可称作周树人的“字”吗？事实上，郑振铎先生自有其字（“警民”或“铎民”），但不常用而鲜为人知。

郑振铎先生用过很多笔名，而该介绍只举了两个，那就应该是他最常用、最主要的笔名吧，但“落雪”却非但不是郑振铎先生最常用、最主要的笔名，而且绝对不是他的笔名！那不过是前些年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把网上找来的一篇蹩脚文章塞入正式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然后再编造或瞎传，说该文作者“落雪”就是郑振铎。对此，我早已公开指出过（见2016年6月21日《文汇报》、8月31日《中华读书报》），实在想不到多年后这么权威的学术专业的报纸竟又将该伪名堂而皇之强加在郑振铎先生头上。这是我对这篇介绍最不解的地方。呜呼，流毒何其深远也！

说郑振铎先生是“浙江温州人”，好像也可以；但郑振铎先生本人则一直自称福建长乐人，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事档案上也是这样填写的，别人可以妄改吗？

称郑振铎先生是“作家、文学家”，好像也算不上错；但作家不就是文学家，或者作家不就是文学家之一种吗？而称他是“训诂家”，好像很高雅，但不知从何说起。学界有谁这样称他的吗？他自称过“训诂家”吗？还是请介绍者去查查词典，了解一下“训诂”是何意为好。

说郑振铎先生在“1917年夏进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又是大错！郑先生是1917年夏从温州北上，但要到12月中旬才参加入学考试，而到1918年1月14日才是他入学的第一天。而且，他进的并不是什么“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而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所谓“铁路管理传习所”，只是清末1909年该校最早前身的名字，但翌年即更名为“交通传习所”，而至郑先生入学前两年该“交通传习所”又分成两个学校，其铁路专业独立而改名为“铁路管理学校”。

说郑振铎先生“192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1年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则颠倒了年头。郑先生是1920年秋在北京发起筹建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赴上海铁路局工作，后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另外，沈雁冰当时在上海，郑振铎写信邀请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并没在北京参与组织该会。

介绍在写到郑振铎先生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后，说“他还先后参与编辑《闽潮》《新社会》等刊物”，其实《闽潮》《新社会》都是此前1919年郑先生在北京办的刊物（另外还有《闽江新潮》《人道》《批评》等）。而1923年先后郑振铎先生在上海主编的重要刊物有很多（如《学灯》《文学旬刊》《儿童世界》《星海》《鉴赏周刊》《公理日报》《编辑者》及后来的《文学》月刊、《文学季刊》等等），介绍中却都没有提。

说郑振铎先生“1931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也是错的。首先，他是1928年6月8日就回到上海了，不是1931年。其次，他归国后仍回商务印书馆工作，复旦大学教授只是兼职；而在几年后，他才去北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介绍不仅说颠倒了，而且漏说了清华大学；另外，郑先生还曾在北京大学兼职。（既然前面提到了他兼职的复旦大学，那么北京大学为何又不提呢？）

说郑振铎先生“1931年回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也容易形成误导，好像说他是直到1931年后方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其实，早在发起文学研究会时，他就致力于文学研究，否则他为何取名“研究会”呢？而且，在1931年前郑先生撰写出版的著名的《文学大纲》以及《太戈尔传》《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等等专著，难道不是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成果？再说，该介绍中最后举出的郑先生的“主要著作”中的《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二书，也是出版于1931年前的。

介绍还说郑振铎先生“1949年任……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不知这个闻所未闻的单位和职务是哪里的？我们只知道郑振铎先生解放后曾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主席。

介绍用“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这样的表述法也很不妥，因为很多职务是郑振铎先生在1950年代担任的。

至于介绍中应该写到而漏写的重要内容也很多。例如，居然连郑振铎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须知该所现在已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三个所了）的创始所长都没提……

总之，短短五百来字的介绍，错误和疏漏可谓层出不穷。我想，《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唯一一份正式出版发行的专业报纸，而郑振铎先生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元老级重要人物，在该报上公然出现这些低级错误，实在不应该。而该报这篇论述郑振铎的文章的最后，作者还特意客气地注明“本文所叙郑振铎生平行实，多得益于陈福康先生编《郑振铎年谱》”，但这样一来，读者却会以为这些错误都是出自拙书的，则鄙人亦岂不冤哉？因此，我这封信是必须写的。

因涉及学术和学风问题，特请《博览群书》公开我的这封信。

陈福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所长）

注：陈福康信函发表于2021年11月4日“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