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史家群體中，翦伯贊是很特立獨行的一個。他不是專攻曆史學的，但從自己所擅長的經濟學一轉而社會史而曆史哲學而通史學，說明湖湘學人注重貫通的學風與傳統在翦伯贊的身上展現得很充分。将曆史學與政治直接挂鈎，将學術與革命鬥争打通，似乎是翦在建國前的學術泛政治化的拿手好戲。從中也可以翻看出晚近湖湘學人學以緻用、學而幹政的血性。如果說翦伯贊在1949年以前“指桑罵槐”、“借古嘲今”、“托古諷今”、将學術研究與政治批判捏合在一起可以了解的話，那麼，在共和國初期翦直露露地遵照“訓示”而将批判的鋒頭對準學術名家，就似乎不很忠厚了。
湖南桃源縣維吾爾族史學家翦伯贊（1898~1966）
翦伯贊并非是攻習曆史學科的，他在武昌商專讀的是商科，攻讀的是貨币經濟學。留學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也與經濟學研究為主。回國後成為綏遠都統商震的秘書。之後，翦伯贊成為同盟會元老、桃源小同鄉覃振的秘書。在1946年重慶談判期間，翦伯贊以覃振秘書身份從事史學研究與中共統一戰線工作，在中國史學界頭顱嶄露。因為學術秘書身份，翦伯贊練就了政治的敏感性與十足的敏銳，也讓他在不同政治陣營具有高強的察言觀色的本領。翦伯贊的《曆史哲學教程》一版再版，影響很大。這是翦伯贊在共和國初期成為北京大學曆史系系主任的重要資本。
翦伯贊著作目錄
翦伯贊 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這似乎“天命不可違”，不得不起而為之，這還說得過去；批判尚钺的《中國曆史綱要》，就似乎夾纏了自己的意氣了。1957年在反右派時，翦伯贊組織學術團體或自己撰文批判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王鐘翰等，就顯得過于激進了。情緒很快進入狀态，批判的氣憤一下子制造出來，緊随其後的，自然是更為激越的批判聲浪了。向達、王鐘翰是專門史家，以擅長考據馳名學壇，此二人皆為翦伯贊的湖南同鄉，也是自己的同行。但翦伯贊不念鄉情，直接拿向達開刀，猛攻向達的“五朵金花”的理論，将其上綱上線，批判的炮火十分猛烈。
這裡收集了不少翦伯贊的反右派文章
作為共和國北京大學的曆史系主任，翦伯贊在當時當地當刻所起的作用如果少一點，将自己的激情減低一點，将自己的文字少刊布一點，是不是就削減了對曆史學界的某些震蕩呢？學術英雄确實需要，但英雄在曆史的某個關口能夠稍稍舒緩口氣，可能曆史要走向其他的式樣。但血性的翦伯贊，卻完全沒有從學術公心思考，他的批判的指向性很強，也很有殺傷力。在陳伯達提出“厚古薄今，邊學邊幹”的号召以後，翦伯贊也是積極跟進，表示了自己對政治與學術的忠誠。他在北京大學1958年所寫的大字報的标題就是“反對隻搞資料不要理論”，在這一大字報中，翦伯贊說自己“完全同意陳伯達同志的倡議”；爾後，翦伯贊将“厚古薄今”與“厚今薄古”提升為“曆史科學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争”。可以說，50年代曆史學界的很多大的批判、運動、讨論與鬥争，與翦伯贊的大逞其能、大逞其才、上下其手是很有關聯的。
翦伯贊的重要史學著作
作為一名有個性、有思想的曆史學家，翦伯贊在50年代的新史學運動中提出了關于“曆史主義”、“打破王朝體系”“曆史人物評價”等諸多重大史學研究命題。這些命題對曆史學領域的沖擊作用或者說糾偏作用還是很大的。史學研究的主基調不能任由某一人主導，更不能為翦伯贊主導。為什麼呢？在1960年代階級鬥争史綱的壟斷與追求政治的純粹風氣下，翦伯贊曾為商震、覃振的秘書，而商、覃是國民黨的人。這自然成為無法洗掉的不清白。當史學界圍着這些學術命題轉動時，與翦伯贊同時知名的學者或史家自然就很不舒服了。尹達在1960年代的《曆史研究》雜志上發表的《将史學革命進行到底》似乎有一層針對翦伯贊的意思。
湖南桃源翦伯贊紀念館内翦伯贊塑像
将翦伯贊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學術境遇以及最後的自殺身亡作一比對審讀，我們可以思索出很多的東西。将一己學術與政治牽引，學術自然就不可能純粹，而所謂的政治也不倫不類。在學界，學者或專家指認你是政客；在政界，官僚确認你是學術中人。心境扭曲，思想紛歧，學與術截然分途，政、學兩面不是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自然就是出演悲劇了。加上翦伯贊1950年代批判了很多學術名家，自然讓後人想起了“不厚道”這個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