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倡行抗戰文化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許政

翦伯贊（1898年－1968年），中國著名曆史學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主要著作有《曆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曆史問題論叢》等，并主編了《中國史綱要》。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翦伯贊自加入中國共産黨之日便獻身于抗戰文化宣傳工作，他主編的《中蘇》半月刊在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發揮了思想上的積極引導作用，為抗戰的勝利貢獻了寶貴的精神财富。

“文化動員在抗戰中是奪取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中國人民走上艱苦卓絕的抗日戰争曆程，也拉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序幕。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的報告，系統闡明了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指出：“隻有統一戰線的政策才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政策。”七七事變之後，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戰的曆史階段，并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東方主戰場。1937年7月8日，中國共産黨向全國發表了号召抗戰的宣言，此後，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争取抗戰勝利而鬥争》等文，進一步闡述中國共産黨的抗戰政策。

在如此緊張的革命形勢之下，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素養深厚的曆史學家，翦伯贊以敏銳的眼光看到文化動員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37年11月，翦伯贊發表《怎樣動員我們戰時的文化》一文，他在文中疾呼：“我們知道，要保證抗戰的勝利，是需要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的全陣容之合拍的推進，然後我們抗戰的力量才能成為一種有基礎的、有泉源的、永遠不緻枯竭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僅依賴于銳利的武器，更要“使運用這些武器的人民大衆都具有最堅決的抗戰的技能與意識”。為了實作這一教育大衆的任務，就要發動“抗戰的文化的總動員”、展開“戰時的文化新陣容”，因為，“文化動員在抗戰中，是奪取勝利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翦伯贊結合全面抗戰的形勢指出，在軍事上動員廣大的武力的同時，也要在文化上擴大團結，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一是“文化大衆化”，讓文化“在大衆的戰鬥意識的燃燒之中”鍛煉出新内容、新陣容。二是“文化集體化”，要讓“一切的文化團體和文化人，都集體地去教育并鼓勵人民大衆之抗戰的精神”。三是“文化現實化”，讓文化成為與“戰時的人民生活密切攸關”的事業。四是“文化積極化”，讓文化“在戰争中發出驚人的怒吼”，“在東方放出正義與人道的光芒”，進而“寫出我們民族解放戰争的光榮的曆史”。

此後不久，在中共中央的訓示下，翦伯贊與呂振羽、譚丕模等人先後組織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和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1938年3月15日，《中蘇》半月刊創刊，翦伯贊出任主編。作為中共直接指導下發行的刊物，《中蘇》半月刊以宣傳中國抗戰和溝通中蘇文化為宗旨，内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外交等各個方面，是湖南抗戰期間存在時間最長、出刊期數最多、發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該刊發表的極富政治理論性的時評和論文、介紹蘇聯文化的譯文和專論，以及圍繞抗戰主題發表的詩歌、散文、短論，在當時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成為“中國共産黨在湖南的唯一合法的輿論陣地”，在抗戰文化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蘇聯建國鬥争的曆史中吸收勝利的經驗與教訓”

中國的抗戰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緊密相連。是以，各民族文化之間要互相浸潤、互相影響，尤其是要從中國四周鄰近的民族文化中尋求幫助，進而豐富本民族的文化體系。在出任《中蘇》半月刊主編的同年，翦伯贊撰寫的《曆史哲學教程》一書首次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我們這一次民族抗戰，是一個偉大無比的曆史任務，它不僅改變中國史，而且也将改變世界史。現在中國的人民已經堅決地在執行這一任務，我們深切地相信，這一任務必将在全世界前進人類的支援與聲援之下，獲得其最後的決定的曆史的勝利，這一勝利之獲得，不是‘曆史的偶然’，而是‘曆史的必然’。”

吸收、學習蘇聯文化和鬥争經驗，不僅是因為中蘇之間在社會主義事業上的共同目标，也是世界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必經途徑。在《我們為什麼溝通中蘇文化？》一文中，翦伯贊深入讨論了溝通中蘇文化對于推動抗戰勝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各民族文化雖然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但這裡所謂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孤立的發展。”這種文化間的聯系具體展現在：第一，“要在文化的溝通上加強中蘇兩大民族之更深刻的互相認識并進而增進中蘇兩國的邦交，争取蘇聯對我抗戰之更大的同情與更大的援助”；第二，“要從蘇聯建國鬥争的曆史中吸收勝利的經驗與教訓”；第三，“要利用蘇聯高度的文化成果來教育并訓練我們抗戰建國的新的幹部人材”。在全文最後，翦伯贊強調：“我們溝通中蘇文化，是為了抗戰的勝利，為了國家與民族的自由。”

翦伯贊主編的《中蘇》半月刊為鑄造中蘇友誼、推進抗戰勝利搭起了一座牢固的精神橋梁。

“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熱情堅持到底”

1938年3月，在《中蘇》半月刊的創刊号上，翦伯贊發表了題為《抗戰的過去及其前途》的長文，他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的曆史程序，并論證了打持久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翦伯贊在文中寫道：“民族解放鬥争，是一個艱苦的鬥争，是一個偉大的曆史事業，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熱情堅持到底”，“以長期抗戰去争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他指出，中國人民“固然遭受了空前的巨大的災害與慘痛，但同時從這戰鬥的實踐生活的鍛煉與經曆中，我們卻獲得了不可計算的巨大的收獲，這些收獲，作成了中華民族走上新的曆史時代的基石。”這些文字，字字千鈞，充分展現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信念。

正是在這一年的5月，毛澤東公開發表了《論持久戰》的演講稿，從思想上武裝全黨全軍和人民群衆，堅定了中國人民争取全民族抗戰勝利的信心。從這個方面來看，翦伯贊及其主編的《中蘇》半月刊在宣傳中共抗戰政策方面發揮了科學引導作用，為中國共産黨上司的抗戰勝利打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正面宣傳抗戰必勝信念的同時，翦伯贊勇敢地直面國民黨頑固勢力，對後者打壓、破壞群眾抗日團體的行為予以堅決批判。1938年9月，翦伯贊發表《抗議解散抗日團體》一文，他在文中疾聲呼籲：“現在中國抗戰形勢的緊急，再不容許我們把對付日本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分出一絲一毫來對付自己的抗日青年與抗日群衆，相反地，我們應該把一絲一毫的力量都要用來對付法西斯匪徒。”作為《中蘇》半月刊的主編，翦伯贊多次被國民黨反動派傳訊，他在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時頑強不屈，保證了《中蘇》半月刊的持續發行，對于保護中國共産黨文化抗戰的堅實陣地、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由于種種現實因素，《中蘇》半月刊于1940年停刊，存在時間僅兩年零9個月。同年2月下旬，翦伯贊抵達重慶，與郭沫若、侯外廬等人共事于中蘇文化協會，擔任《中蘇文化》月刊副主編，繼續從事抗日文化宣傳的工作。七七事變三周年之際，翦伯贊在《中蘇文化》發表了《中國抗戰的曆史原理及其發展邏輯》一文，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并将其與中國革命形勢緊密結合。在抗戰時期的特殊曆史環境下，翦伯贊以其深刻的論辯、雄厚的筆鋒，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培育抗戰時期的先進文化，促進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開展提供了豐厚的精神力量。

來源： 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