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今天，被伍迪·艾倫、李安等電影名導奉為“大神”的世界電影巨匠英格瑪·伯格曼在瑞典法羅島的家中安詳過世，享年89歲。
原本籍籍無名的法羅島是伯格曼1960年臨時更換《猶在鏡中》拍攝地點時的偶然發現，被他視作完美構築童年記憶的精神家園。對借助電影與自身的童年創痛搏鬥大半生，曾在《第七封印》、《在小醜面前》等作品中嘲弄過死神的大師而言，溫柔鄉之死或許隻是對其肉身的消解，靈魂意味着就此永生——他終于得以進入兒時便渴盼的，可以得到父母永恒關愛的夢境。
《猶在鏡中》
伯格曼對童年的耿耿于懷，遠甚于對它的念念不忘。1918年身攜母親體内的感冒病毒降生于世的他，常會被莫名的疾病侵襲，磕磕絆絆的成長路上，期盼雙親尤其是母親盡可能多的呵護。然而三個孩子的家庭，老二通常是受氣包。兄妹“聯合夾擊”之下，耽于幻想的伯格曼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使出渾身解數，有時會編造離奇的謊言，換來的往往是身為牧師的父親以“上帝的名義”對他實施的種種帶有人格甚至性别侮辱的懲罰，看穿一切的母親則冷眼旁觀。
他與父母尤其父親多年形同陌路，但在伯格曼内心深處，一直藏着幻想中的家庭合歡畫面。《野草莓》的結尾，走到人生邊上的老人穿過被陽光覆寫的樹林，看到年輕時的父母正在不遠處的湖邊悠然垂釣，他們的招手動作，讓他像孩子一樣流下眼淚。這部充滿似真似幻夢境的傑作，按伯格曼晚年時的話說，是他拍攝之時不曾意識到的對雙親的一次哀求：“看着我，了解我，可能的話，原諒我吧！”
《野草莓》
出于被關注和了解的需求，伯格曼小時候每當完成一件事，譬如畫好一幅畫、學會遊泳，他總會向人炫耀一番，不過無論别人投來多少目光，他都覺得遠遠不夠。電影宛若“魔燈”，成為他抒發焦灼、溝通世界的唯一載體。一旦手執導筒，渴望獲得認同的“魔怔”便從他體内冒出：他以在作品中露臉的形式，感受掌控的快感——盡管不像希區柯克一樣在導演的每部影片中都會小露一面，但在《魔笛》、《在小醜面前》等影片裡，伯格曼高大的身影非常出挑。
如同孩子惡作劇般的露臉“簽名”背後，是伯格曼通過錄影機對“童年視角”的頻頻回望，他持續用澄澈而好奇的目光，理性打量人類的整體命運。
刨除事業起步階段執導的10多部合乎時代節拍，關涉同齡年輕人的情感、事業與生活的影片（以1953年的《不良少女莫妮卡》最為出名），伯格曼的電影描繪他受過的傷害與恥辱、他看到家庭與婚姻的裂痕、他心狠手辣解剖家人、他混淆現實和幻境，一再表明他無意沉溺于個人情緒“追憶逝水年華”，孩童的目力所及，某種程度上是人類處境、情感與關系的清晰可見，隻不過被他用鏡頭推到了極緻。
極端狀态下的呈現，小醜、木偶等等不再能給孩子帶來歡笑，它們可能正在《小醜之夜》裡嘲笑馬戲團老闆的潦倒，也可能正被《豺狼時刻》中的魔鬼操控；聯系上帝與信衆的神職人員，無論在《冬日之光》抑或《呼喊與細語》中，都對信仰流露出讓人戰栗的懷疑；家人相處的真相，是《沉默》裡姐妹間的偷窺與報複，也是《秋日奏鳴曲》中母與女的傲慢與壓抑；而婚姻關系的實質，伯格曼用一部5小時的劇集《婚姻生活》，道盡無常。
假如為這些自傳色彩濃郁的影片找尋原型，伯格曼及其家人可以多次對号入座。比如《沉默》中在兒子的注視下與陌生人偷情的母親，指向的正是伯格曼兒時母親對婚姻的背叛，父母當年為此激烈争吵，給伯格曼留下不可磨滅的心靈創傷，劇中對母親無比依戀卻隻能默然觀望無力阻止的男孩，無疑是伯格曼的化身。而扮演男孩的演員在伯格曼1966年拍攝的《假面》中再次出現，亦和《沉默》中的他一樣，專心閱讀同一本書。但長大幾歲的他更讓觀衆我見猶憐，他自出生便被母親唾棄，是她殺之不得，隻好遠遠丢在角落，眼不見心也煩的對象。
《沉默》
這兩部電影，是伯格曼1982年拍攝《芬妮與亞曆山大》的楔子。影片與《沉默》一樣，純然以伯格曼的童年替身所見所聞展開叙事，是關于童年經驗對他創作産生的影響，所做的亦實亦虛的梳理，隻是對人物和事件進行了移花接木式處理。電影中母親的移情，是在“小伯格曼”的父親死亡之後，而伯格曼自傳書《魔燈》裡詳加描述的父親對他的鞭刑、關禁閉等體罰，更被悉數轉嫁到繼父身上。顯而易見，這是伯格曼重新審視他與父母關系的結果，他已然釋懷雙親當年的行徑，當然也懊悔自己昔日的魯莽，可是他必須為多年的夢魇找到根源。
《芬妮與亞曆山大》
追溯根源，是伯格曼家族的“遺傳基因”。《芬妮與亞曆山大》拍竣後的第10年，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将伯格曼講述父母相愛相殺始末的劇本《善意的背叛》搬上大銀幕。和《芬妮與亞曆山大》一樣，它不時展示中産家庭的和睦氛圍，指涉伯格曼童年希冀擁有的成長環境。最關鍵的，《善意的背叛》雖如實披露伯格曼父親的專橫跋扈、冷漠自私，但伯格曼的目的，并非為了在父子創傷上補上一刀。實際上，伯格曼對父親“痛下毒手”的用意，在影片開場已經說明：面目難辨的魔鬼根植于伯格曼家族的血液骨髓，父親被它鉗制，五度成婚育有九個子女卻難以找到為人夫、為人父快感的他，也沒能逃脫魔鬼之爪。
《善意的背叛》
這實乃伯格曼站在人類學發展角度的悲觀思考。人之心靈痼疾一代一代血脈相傳，無人能将它們剔除。我們能做的，大概隻有正視它們的存在。就像伯格曼2005年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薩拉邦德》，即将走完生命全程的伯格曼即便依然困惑于親情的本質（也許就是互相折磨），仍讓在《婚姻生活》中分手的瑪利安與約翰，30年後再續情緣，共同應對生命中的難題。
是的，大師其實心腸柔軟，并且早在1960年便通過《處女泉》向觀衆坦陳——上帝的缺席緻使罪惡在大地上滋生，然而那一眼溫暖過李安的“處女泉”，也是伯格曼對附着于命運之上的污垢的嘗試性濯洗。
文| 梅生 本文刊載于20170728《北京青年報》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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