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要留下點什麼。
帝王，留下功過，不論如何裝扮，都任後世悠悠衆口評說；
将相，留下聲名，不論來路艱辛與身後累累白骨，終列名于史冊；
普通人，碌碌一生，生養後代已是幸福，若再留下因緣際會得來的傳家寶，便是極好的。
對于文人呢？三者：
上者，留下功業。指點江山、平步青雲，跻身将相；
中者，留不下功業留才華。文章千古名，也是過瘾的。知崔護者寥寥，但“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誰沒聽過？
下者，最不濟要留個與自己有關的典故。即便沒幾個人背得出賈島的完整詩句，“推敲”卻任誰都挂在嘴邊。
有這樣一個人，
他曾是兩個朝代的重臣，留下功業；
他又才華橫溢，詩賦為一時翹楚，留下才華；
他還留下了一個家喻戶曉、但卻略顯尴尬的成語典故。
而當我們仔細了解此人，卻發現，他留下的這個尴尬的典故背後，其實隐藏着一個傳統文人知足、智慧、逐夢的心。
他就是，江淹。
江淹像
南朝宋元嘉21年（公元444年），濟陽江氏誕生了一個男嬰。
江淹從小家境清貧，父親在他13歲時就去世了。而比清貧的家境給小江淹帶來更大壓力的，是他的家族與使命。
江淹出生的南朝劉宋時期，政治生态孕育着劇變：
：門閥政治在魏晉時期達到高潮，而晉室南渡後，“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更使高門大族獲得了幾乎與皇室并駕齊驅的地位；
：規則改變了。伴随貧家子劉裕的橫空出世，出身普通的寒族得以在皇室與高門的夾縫中覓得了一絲曙光；
：同樣嗅到機會的，還有另一群體，這就是高門與寒族之間的普通士族。而濟陽江氏，正是這樣一個普通士族。
劉裕
位于中間的普通士族，機遇與挑戰并存：
雖無法獲得王謝桓庾等高門大姓的強大資源，卻也可以避免首當其沖遭清算和沖擊；
雖無法做到如寒門子弟一樣一步登天，卻也無需把腦袋綁在褲腰帶上，孤注一擲。
江淹，正是出生于這樣一個士族。在那個高門寒族地位利益沖撞、政治階層瞬息萬變的時代，小江淹如同肩負龍族重托的敖丙一樣，肩負起了保全和振興濟陽江氏的責任。史書中記載了江母對少年江淹的一段對話，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他所承載的期望。
李延壽《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将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征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着之。’”
“貂蟬”指的是貂尾、蟬羽，是侍中的官帽。侍中是南朝時期事實上的宰相，13歲的砍柴少年江淹得到貂蟬，被母親理所當然的看作吉兆：兒子有才有德，未來可期。
當然，少年江淹的确有才，史書記載他不但“好學”，而且性格低調沉穩。事實無數次地告訴我們，清貧+低調+好讀書的青年，未來的成材率是不低的。
姚思廉《梁書·江淹傳》：“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遊。”
自古王室高門之人有兩大特點，有錢、有閑。他們往往不滿足物質享受，而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南朝宋雖然起于寒門，但王朝建立後，劉宋子弟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極高的。
6歲就能作詩的江淹，以才華被當時的“大人物”們注意。20歲，他教孝武帝劉駿的第十一子、始安王劉子真“五經”，并曾在劉駿第八子、新安王劉子鸾手下任職。22歲時，他又被宋文帝孫子、建平王劉景素賞識，擔任起幕僚。
在為劉景素工作初期，江淹因事牽連入獄，他上書陳冤。《梁書》、《南史》均罕見地全文記載了他所寫的這篇引經據典、洋洋灑灑的精彩文章。不知道是其文采過于突出，還是内容打動人心，劉景素看後當即釋放了他。
劉宋時期，宗室内讧不斷。宋少帝劉義符即位後，作為劉宋第四代宗室中威信最高的劉景素，大權在握，周圍的人都勸他造反。隻有江淹苦口婆心反複勸說，要劉景素以團結為重，不要聽信左右之言，禍起蕭牆。但後來劉景素的謀劃愈加深入，和心腹日夜策劃，江淹知道自己難以阻擋，還是寫了多達15首詩進行勸谏。
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江淹焦急沖突的心理。巧的是，東海郡太守父喪，劉景素用柳世隆代理郡守，而江淹表現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為自己利益的堅持，反複堅持要求自己擔任，劉景素終于被觸怒，把江淹貶到建安吳興為縣令。
李延壽《南史·江淹傳》：“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
我們無法得知江淹當時的心态。但從事後來看，劉景素很快失敗，不僅他自己，也連累全家和部下被殺，而江淹的“固求”則起到了以退為進、自保免禍的良好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被貶為吳興令的三年，也是江淹以“有才江郎”身份出現的三年，他人生中的許多為後世驚豔的作品，都創作于這個時期。作為南朝的頂級詩賦作家，這階段的江淹妙筆生花，為中國文學寶庫貢獻了許多優美抒情的文字，特别是《恨賦》、《别賦》兩篇，文筆驚豔、情真意切，流傳至今，是中國賦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
如果沒有一個叫做蕭道成的人，江淹的人生将會定格在“南朝傑出文學家”的身份上。然而，曆史給了他更多的空間和可能，卻也最終成就了“江郎才盡”這個典故。
蕭道成
劉宋政權在内讧中日薄西山，劉宋宗室的力量也日漸衰落。權臣蕭道成執政，此時正處于創作高峰期的江淹，才華盛名自然吸引了蕭道成，被召為尚書駕部郎、骠騎參軍事。
打仗，打的是士氣，是信心。著名的“十勝十敗”論，就是郭嘉以分析敵我優劣的形式，為曹操打氣的經典勵志催眠文。
而江淹也曾經為蕭道成貢獻了類似的激勵話語。在面對荊州刺史沈攸之的反叛時，江淹從人心、形勢等方面，向蕭道成論述了“五勝五敗”，極大了鼓舞了蕭道成的信心。從内容上看，江淹的分析談不上具體，但聰明人之間的對決，勝敗往往不在一念之謀，而在一心之恒。江淹的“五勝五敗”論打動了蕭道成，他也讓江淹負責軍隊的檄文撰寫；而最終沈攸之也兵敗自殺。
李延壽《南史·江淹傳》：“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裡、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少年時“沉靜少交遊”的江淹，到成年後依然保持了這一良好的特質。
公元474年，劉宋宗室折騰的步伐依然在持續。宋文帝第18子、桂陽王劉休範反叛，當時朝廷人心惶惶，連檄文都沒人完成。蕭道成推薦江淹進入中書省，在喝了數升酒、吃了一隻燒鵝後，文告完成。
江淹的才能，讓他成為蕭道成的心腹。蕭道成在代宋篡權過程中，江淹起到了獨特的作用，“高帝（蕭道成）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江）淹制也。”
蕭道成建立南齊後，江淹擔任中書侍郎，終于實作了少年時母親的“着貂蟬之期”。
公元494年，江淹兼任掌管監察的禦史中丞。恰逢此時蕭道成之侄，當時擔任宰相（不久自立）的蕭鸾當權，為整頓吏治，更為未來的登頂掃平障礙，他要求江淹“振肅百僚”。江淹也十分賣力，以貪贓、渎職等罪名彈劾了包括中書令、司徒左長史等在内的衆多大官，“内外肅然”。蕭鸾為此大為贊許：
李延壽《南史·江淹傳》：“明帝（蕭鸾）謂曰：‘自宋以來，不複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振肅百僚”當然是有代價的。蕭鸾稱帝後不久，江淹因事受到牽連，外放為宣城太守，長達四年。
在作宣城郡守期間的四年，江淹不複當年在吳興之才，沒有什麼文章作品，卻在離開時，宣傳了他的夢，于是成就了最為後人記住的一個成語。
關于這個夢，有兩個版本：
：與江淹幾乎同時代的鐘嵘所做的詩論專著《詩品》，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江淹在宣城時做了一個夢，夢到郭璞向江淹收回從前留在江淹那裡的“五色筆”。五色筆的收回，也導緻自此以後江淹詩才盡喪，這就是“江郎才盡”的來曆。
鐘嵘《詩品》：“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複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鐘嵘《詩品》
：唐代李延壽所著《南史》，在記載了上面版本1的郭璞故事的同時，還記載了江淹另一個十分類似的夢。也是在宣城時，江淹做了另一個夢，夢到張協（西晉文學家）說我把一匹錦放在你那裡，現在要拿回去。江淹還錦，張協發現錦隻剩一點了，就把剩下的幾尺送給了丘遲。從此，江淹的文章也就大不如前了。
李延壽《南史·江淹傳》：“雲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禅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張協），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踬矣。”
夢的内容，除了做夢者自己說，别人恐怕無從得知。不管江淹夢到的是郭璞、張協，還是做了兩個夢，内容是相似的，結局更是一樣的——江淹自此自我宣示：與自己賴以成名的“才華”，訣别了。
作為南四朝中最乏善可陳的朝代，南齊的政權穩定的時間更短。蕭鸾即位後，著名昏君蕭寶卷即位。
此時，江淹剛宣布“江郎才盡”，回到京城不久。公元500年，被蕭寶卷折騰的難以忍受的大将崔慧景，反叛圍困都城，當官員們都迫不及待投靠時，江淹選擇稱病不出。崔慧景不久被殺，江淹的先見之明成為了“正确的少數人”。
本來隻報“自保之心”的江淹，因在崔慧景之亂中的表現，陰錯陽差的獲得了蕭寶卷的垂青。盡管堅辭，但面對不按常理出牌的蕭寶卷，江淹最終同意為官，負責守衛宮城，去抵禦最新反叛的蕭衍。然而，在到達新林時，江淹此時一改之前面對崔慧景的保守态度，主動微服投奔了蕭衍。
蕭衍
晚年的兩次選擇，讓江淹成為那個動蕩時代少有的幸存者。
而倒戈于蕭衍的決定，更使他成為新興的梁朝的開國功臣。
公元505年，在新王朝生活了4年時間後，江淹去世，享年62歲。梁武帝蕭衍“素服舉哀”。
一個人容易知足，是因為他曾經失去過更多。
在亂世，才華不過是權勢利用的工具、附庸風雅的噱頭。太多人因抱負無法滿足而失去理智，因才華太盛招緻更快的劫難。
可以想象，當作出“江郎才盡”決定時，幾經沉浮的江淹經曆了多久的掙紮與失落，才能與自己進入上流社會的敲門磚、平步青雲的登天梯——“才華”訣别，坦然接受自己“淪為平庸”的境地。而這樣的知足，卻最終換來了長久的安定。
得與失，又有誰知？
相比于一生“懷才不遇”，最終含恨而終的才子，江淹的選擇無疑是明智的。經曆了太多皇室内讧、邊将反叛、以及朝廷内部的傾軋攻讦，失去了太多施展抱負的可能，江淹卻獲得了驚人的政治洞察力、以及難能可貴的平和心态，這讓他在眼花缭亂的亂局中始終泰然。
江淹《别賦》：“黯然銷魂者，唯别而已矣”。
能寫出如此細膩文字的江郎，心中一定始終有一份夢想。那個夢想，與亂世中濟陽江氏的家族榮耀有關，與母親“可留待得侍中着之”有關，與文人成就功名的夢想有關。
公元505年，即将與世訣别的江淹對子弟說：
“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他，知足了。
的确，“功名既立”，又兼文章傳世，他應該無憾了。
即便隻留下尴尬的“江郎才盡”，又有何妨？
那份自我選擇的“平庸”，不正是他曆經榮辱、洗盡鉛華後，最好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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