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留下点什么。
帝王，留下功过，不论如何装扮，都任后世悠悠众口评说；
将相，留下声名，不论来路艰辛与身后累累白骨，终列名于史册；
普通人，碌碌一生，生养后代已是幸福，若再留下因缘际会得来的传家宝，便是极好的。
对于文人呢？三者：
上者，留下功业。指点江山、平步青云，跻身将相；
中者，留不下功业留才华。文章千古名，也是过瘾的。知崔护者寥寥，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没听过？
下者，最不济要留个与自己有关的典故。即便没几个人背得出贾岛的完整诗句，“推敲”却任谁都挂在嘴边。
有这样一个人，
他曾是两个朝代的重臣，留下功业；
他又才华横溢，诗赋为一时翘楚，留下才华；
他还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但却略显尴尬的成语典故。
而当我们仔细了解此人，却发现，他留下的这个尴尬的典故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传统文人知足、智慧、逐梦的心。
他就是，江淹。
江淹像
南朝宋元嘉21年（公元444年），济阳江氏诞生了一个男婴。
江淹从小家境清贫，父亲在他13岁时就去世了。而比清贫的家境给小江淹带来更大压力的，是他的家族与使命。
江淹出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政治生态孕育着剧变：
：门阀政治在魏晋时期达到高潮，而晋室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更使高门大族获得了几乎与皇室并驾齐驱的地位；
：规则改变了。伴随贫家子刘裕的横空出世，出身普通的寒族得以在皇室与高门的夹缝中觅得了一丝曙光；
：同样嗅到机会的，还有另一群体，这就是高门与寒族之间的普通士族。而济阳江氏，正是这样一个普通士族。
刘裕
位于中间的普通士族，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无法获得王谢桓庾等高门大姓的强大资源，却也可以避免首当其冲遭清算和冲击；
虽无法做到如寒门子弟一样一步登天，却也无需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孤注一掷。
江淹，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士族。在那个高门寒族地位利益冲撞、政治阶层瞬息万变的时代，小江淹如同肩负龙族重托的敖丙一样，肩负起了保全和振兴济阳江氏的责任。史书中记载了江母对少年江淹的一段对话，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承载的期望。
李延寿《南史·江淹传》：“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征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着之。’”
“貂蝉”指的是貂尾、蝉羽，是侍中的官帽。侍中是南朝时期事实上的宰相，13岁的砍柴少年江淹得到貂蝉，被母亲理所当然的看作吉兆：儿子有才有德，未来可期。
当然，少年江淹的确有才，史书记载他不但“好学”，而且性格低调沉稳。事实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清贫+低调+好读书的青年，未来的成材率是不低的。
姚思廉《梁书·江淹传》：“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
自古王室高门之人有两大特点，有钱、有闲。他们往往不满足物质享受，而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南朝宋虽然起于寒门，但王朝建立后，刘宋子弟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极高的。
6岁就能作诗的江淹，以才华被当时的“大人物”们注意。20岁，他教孝武帝刘骏的第十一子、始安王刘子真“五经”，并曾在刘骏第八子、新安王刘子鸾手下任职。22岁时，他又被宋文帝孙子、建平王刘景素赏识，担任起幕僚。
在为刘景素工作初期，江淹因事牵连入狱，他上书陈冤。《梁书》、《南史》均罕见地全文记载了他所写的这篇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的精彩文章。不知道是其文采过于突出，还是内容打动人心，刘景素看后当即释放了他。
刘宋时期，宗室内讧不断。宋少帝刘义符即位后，作为刘宋第四代宗室中威信最高的刘景素，大权在握，周围的人都劝他造反。只有江淹苦口婆心反复劝说，要刘景素以团结为重，不要听信左右之言，祸起萧墙。但后来刘景素的谋划愈加深入，和心腹日夜策划，江淹知道自己难以阻挡，还是写了多达15首诗进行劝谏。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江淹焦急矛盾的心理。巧的是，东海郡太守父丧，刘景素用柳世隆代理郡守，而江淹表现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为自己利益的坚持，反复坚持要求自己担任，刘景素终于被触怒，把江淹贬到建安吴兴为县令。
李延寿《南史·江淹传》：“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
我们无法得知江淹当时的心态。但从事后来看，刘景素很快失败，不仅他自己，也连累全家和部下被杀，而江淹的“固求”则起到了以退为进、自保免祸的良好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被贬为吴兴令的三年，也是江淹以“有才江郎”身份出现的三年，他人生中的许多为后世惊艳的作品，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作为南朝的顶级诗赋作家，这阶段的江淹妙笔生花，为中国文学宝库贡献了许多优美抒情的文字，特别是《恨赋》、《别赋》两篇，文笔惊艳、情真意切，流传至今，是中国赋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如果没有一个叫做萧道成的人，江淹的人生将会定格在“南朝杰出文学家”的身份上。然而，历史给了他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却也最终成就了“江郎才尽”这个典故。
萧道成
刘宋政权在内讧中日薄西山，刘宋宗室的力量也日渐衰落。权臣萧道成执政，此时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江淹，才华盛名自然吸引了萧道成，被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
打仗，打的是士气，是信心。著名的“十胜十败”论，就是郭嘉以分析敌我优劣的形式，为曹操打气的经典励志催眠文。
而江淹也曾经为萧道成贡献了类似的激励话语。在面对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反叛时，江淹从人心、形势等方面，向萧道成论述了“五胜五败”，极大了鼓舞了萧道成的信心。从内容上看，江淹的分析谈不上具体，但聪明人之间的对决，胜败往往不在一念之谋，而在一心之恒。江淹的“五胜五败”论打动了萧道成，他也让江淹负责军队的檄文撰写；而最终沈攸之也兵败自杀。
李延寿《南史·江淹传》：“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高帝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人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恩无威，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
少年时“沉静少交游”的江淹，到成年后依然保持了这一良好的特质。
公元474年，刘宋宗室折腾的步伐依然在持续。宋文帝第18子、桂阳王刘休范反叛，当时朝廷人心惶惶，连檄文都没人完成。萧道成推荐江淹进入中书省，在喝了数升酒、吃了一只烧鹅后，文告完成。
江淹的才能，让他成为萧道成的心腹。萧道成在代宋篡权过程中，江淹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高帝（萧道成）让九锡及诸章表，皆（江）淹制也。”
萧道成建立南齐后，江淹担任中书侍郎，终于实现了少年时母亲的“着貂蝉之期”。
公元494年，江淹兼任掌管监察的御史中丞。恰逢此时萧道成之侄，当时担任宰相（不久自立）的萧鸾当权，为整顿吏治，更为未来的登顶扫平障碍，他要求江淹“振肃百僚”。江淹也十分卖力，以贪赃、渎职等罪名弹劾了包括中书令、司徒左长史等在内的众多大官，“内外肃然”。萧鸾为此大为赞许：
李延寿《南史·江淹传》：“明帝（萧鸾）谓曰：‘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
“振肃百僚”当然是有代价的。萧鸾称帝后不久，江淹因事受到牵连，外放为宣城太守，长达四年。
在作宣城郡守期间的四年，江淹不复当年在吴兴之才，没有什么文章作品，却在离开时，宣传了他的梦，于是成就了最为后人记住的一个成语。
关于这个梦，有两个版本：
：与江淹几乎同时代的钟嵘所做的诗论专著《诗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江淹在宣城时做了一个梦，梦到郭璞向江淹收回从前留在江淹那里的“五色笔”。五色笔的收回，也导致自此以后江淹诗才尽丧，这就是“江郎才尽”的来历。
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後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钟嵘《诗品》
：唐代李延寿所著《南史》，在记载了上面版本1的郭璞故事的同时，还记载了江淹另一个十分类似的梦。也是在宣城时，江淹做了另一个梦，梦到张协（西晋文学家）说我把一匹锦放在你那里，现在要拿回去。江淹还锦，张协发现锦只剩一点了，就把剩下的几尺送给了丘迟。从此，江淹的文章也就大不如前了。
李延寿《南史·江淹传》：“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张协），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
梦的内容，除了做梦者自己说，别人恐怕无从得知。不管江淹梦到的是郭璞、张协，还是做了两个梦，内容是相似的，结局更是一样的——江淹自此自我宣示：与自己赖以成名的“才华”，诀别了。
作为南四朝中最乏善可陈的朝代，南齐的政权稳定的时间更短。萧鸾即位后，著名昏君萧宝卷即位。
此时，江淹刚宣布“江郎才尽”，回到京城不久。公元500年，被萧宝卷折腾的难以忍受的大将崔慧景，反叛围困都城，当官员们都迫不及待投靠时，江淹选择称病不出。崔慧景不久被杀，江淹的先见之明成为了“正确的少数人”。
本来只报“自保之心”的江淹，因在崔慧景之乱中的表现，阴错阳差的获得了萧宝卷的垂青。尽管坚辞，但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萧宝卷，江淹最终同意为官，负责守卫宫城，去抵御最新反叛的萧衍。然而，在到达新林时，江淹此时一改之前面对崔慧景的保守态度，主动微服投奔了萧衍。
萧衍
晚年的两次选择，让江淹成为那个动荡时代少有的幸存者。
而倒戈于萧衍的决定，更使他成为新兴的梁朝的开国功臣。
公元505年，在新王朝生活了4年时间后，江淹去世，享年62岁。梁武帝萧衍“素服举哀”。
一个人容易知足，是因为他曾经失去过更多。
在乱世，才华不过是权势利用的工具、附庸风雅的噱头。太多人因抱负无法满足而失去理智，因才华太盛招致更快的劫难。
可以想象，当作出“江郎才尽”决定时，几经沉浮的江淹经历了多久的挣扎与失落，才能与自己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平步青云的登天梯——“才华”诀别，坦然接受自己“沦为平庸”的境地。而这样的知足，却最终换来了长久的安定。
得与失，又有谁知？
相比于一生“怀才不遇”，最终含恨而终的才子，江淹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经历了太多皇室内讧、边将反叛、以及朝廷内部的倾轧攻讦，失去了太多施展抱负的可能，江淹却获得了惊人的政治洞察力、以及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这让他在眼花缭乱的乱局中始终泰然。
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能写出如此细腻文字的江郎，心中一定始终有一份梦想。那个梦想，与乱世中济阳江氏的家族荣耀有关，与母亲“可留待得侍中着之”有关，与文人成就功名的梦想有关。
公元505年，即将与世诀别的江淹对子弟说：
“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
他，知足了。
的确，“功名既立”，又兼文章传世，他应该无憾了。
即便只留下尴尬的“江郎才尽”，又有何妨？
那份自我选择的“平庸”，不正是他历经荣辱、洗尽铅华后，最好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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