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比傅聰之死更讓人意外和驚心的，是在他逝世後，部分網友對他的指責與謾罵。在這些極端評論中，暴露的正是曆史與時代之症候。
文丨坎波斯
編輯丨雷伊斯
遺書：于無聲處聽驚雷
2020年12月28日，音樂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國倫敦去世，享年86歲。
傅聰去世的消息很快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刷屏。雖說死者為大，但評論區卻有不少人罵傅聰“英國狗”、“叛徒”、“害死父母”。
他們所針對的，是傅聰早年的兩大“污點”。其一，1958年，當傅雷被劃為右派時，傅聰從波蘭出走英國。其二，1964年，傅聰違背對父親的承諾，加入英國籍。
有人甚至直接斷定，傅雷是被傅聰活活氣死的。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什麼狗屁結論都能得出來。
對傅聰的指責謾罵，一旦抛開具體的曆史語境，無疑都屬于“狗屁結論”。
先拿“傅聰氣死傅雷”這點來說，我們不妨看一看傅雷的遺書到底是怎麼說的：
“人秀：
盡管所謂xx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産階級政黨和偉大的上司人上司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隻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了！”
傅雷連用了兩個“何況”。從修辭角度說，這兩個何況在内容意義上是并列的。後一個何況，傅雷把自己比作舊社會的渣滓。但很明顯，前文裡他明确提出自己“含冤不白”，這才是他内心的真實想法，也構成了他自殺的真正原因。
傅雷與傅聰
再加之傅雷生前性格耿介、暴烈，遺書中這兩個“何況”的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許多媒體在評論傅雷與傅聰時，隻引用了前一個“何況”的内容。這種掐頭去尾、脫離語境的寫法，可以說是在以訛傳訛，誘導讀者。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傅雷的遺書足以讓我們“于無聲處聽驚雷”，而一度行銷全國的《傅雷家書》同樣有着磊落下另一層難言的陰翳。
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毫無疑問，《傅雷家書》影響過一代人。無數人被其中涉及家庭教育、親子關系、個人成長等積極正面的内容打動。
但不要忘了，“家書抵萬金”的前一句，是“烽火連三月”。
收錄于《傅雷家書》中的這些通信始于1954年1月18日，結束于1966年6月3日。[1]那段時間，從反右到文革，無數人淪為了曆史的人質。
荒誕歲月，人是沒有什麼隐私的。對于被打成右派的傅雷和出走英國的傅聰而言，情況無疑更為嚴峻。
但傅雷恰好選擇了“家書”這一極具隐私性的書寫方式，而且家書儲存方式之完整、有序，令傅聰都大感驚訝。
其中考量不言自明。傅雷知道，總有一天，這些家書，會被某些人，以某種方式看到。
以1959年10月1日的家書為例，彼時因傅聰出走英國，傅雷與傅聰之間家書中斷了十多個月。再次提筆，傅雷寫道：
“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着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着的。”
當傅聰加入英國籍後，傅雷又把原因歸咎到傅聰英國嶽父的慫恿和壓力上：“他把國籍看做一個僑民對東道國應有的感激的表示，這是我絕對不同意的！”
與其說這些段落是傅雷寫給兒子的家書，不如說這是他在為傅聰的愛國之心“背書”。信中每一個字，都在為傅聰留餘地、留證據。
曆史現場越是酷烈，溫存的家書來往就越是複雜。
傅雷家書的複雜在于，它一面作為曆史證據的武器存在，另一面又承擔了人倫綱常的最後防線。就後者而言，正如田壯壯在拍攝反映十年浩劫的電影《藍風筝》中，重章疊唱地引用了一首童謠《烏鴉歌》：
“烏鴉烏鴉在樹上，烏鴉真能飛，烏鴉老了不能飛，圍着小鳥叫，小鳥每天打食回，打食回來先喂母，自己不吃忍耐着，母親從前喂過我。”
慈鴉尚還哺，羔羊猶跪足，更何況生而為人的我們呢？
傅聰在多年後的一次訪談中，談到自己當年出走英國的行為時說：“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
哪怕這是傅聰的借口，但在那一場場破壞人倫綱常的運動中，對于彼時才二十來歲的傅聰而言，我們為何不去追問羅素所言的“錯誤前提”，反倒要對曆史重負下的年輕人口誅筆伐呢？
作為藝術家與兒子的傅聰
除了闡述傅雷遺書與家書背後的曆史語境，我還想談兩個問題：傅聰作為藝術家的身份，以及他和父親之間的關系。
傅聰被喻為“鋼琴詩人”、“中國的肖邦”，在一次鋼琴教學中，他本人也提到了自己對肖邦的愛。
他說：“我喜歡幅度......肖邦用最簡潔的音符，來說那麼豐富的内容。這麼一個偉大的宇宙在裡頭。”
傅聰也好，肖邦也罷，其實他們都面臨藝術家如何面對複雜現實與政治的問題。
作家木心曾說：波蘭亡國了，你總不能讓肖邦扛着鋼琴上前線吧？
藝術家最大的現實就是他們的藝術。對于以擴充自我心靈疆域為己任的藝術家而言，我們久舉的道德大棒是否可以放一放？
傅聰當年出走國外，與他的藝術追求同樣密切相關。當他彈奏起肖邦的樂殇，我們不難想到喬伊斯的名言：流亡，就是我的美學。
此外，傅聰還成長于一個“家暴”的環境中。縱使在傅聰成年後，傅雷對自己的教育有深切的反思，但是童年陰影往往會伴随人的一生。
多年後，傅聰接受作家葉永烈的采訪時提到：“人們對我父親的品格的尊重，我很感謝。但我的父親也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他也有許多缺點。包括我和我的弟弟，都有許多不對的地方。”[2]
童年經常挨打的傅聰，長大後也要面對傅雷的某種精神控制。當傅聰被問及為何父親給他寫這麼多信，而他的回信卻很少時，他說：
“我不敢寫，我隻寫這麼少的信，隻要随便說一句，一個小小的感想，就引起父親這樣的反應，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絕而來，我要再多寫一些，那就更不得了，那就什麼也不必幹，鋼琴也不必練，整天得寫信了！”
2002年，傅聰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也曾提到：“有個廖沖，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性格非常純潔直爽......她跟所有的人一樣，很喜歡讀家書，也被這本書感動，可是，她看了家書，對我說：‘這樣的父親怎麼受得了啊！’”
可以說，從父子關系角度而言，傅聰的出走，完成的是他精神意義上的“弑父”行為。
曆史的人質、對藝術的追求，對家庭的反抗......審視這些複雜的背景，我們很難用當下狹隘的民族主義去審判已經逝世的傅聰。
他的逝去，如彗星劃過天空。他的指尖，存在偌大的宇宙。
最後，我願意用曆史學家唐德剛的一首詞，聊表對傅聰的紀念：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為雪白頭。金風如剪月如鈎，記取秦淮别後。
臨去且行且止，回頭難拾難收。錯從苦海覓溫柔，曾把鲛绡濕透。”
參考資料：
[1]《親情與政治隐痛糾結下的傅雷家書》，郭劍敏，2017年
[2]《傅雷與傅聰》，葉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