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日，素有“三大火爐”之稱的武漢暑意漸濃。徐州失守之後，位于長江中遊的這座近代化城市顯得無比重要，雖然國民政府早已宣布遷都重慶，然而蔣介石本人和一切重要軍政機構仍在武漢。這一日，蔣介石接見了二十多位遠道而來的蘇聯軍事顧問，據當時在場的卡利亞金回憶，蔣介石非常坦率，“講自己軍隊的困難，講裝備不足，講軍隊指揮的落後方法，講某些将領的紀律松弛”。并且“感謝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援助，相信與蘇聯的友誼将幫助中國取得勝利”。
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這場血腥殺戮快速蔓延，徹底結束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12月10日，南京政府單方面宣布對蘇絕交，第二天，中共在斯大林提供資金幫助下發動廣州起義，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因公開出面支援招來殺身之禍。1929年7月，蘇聯正式宣布與中國斷交。
九一八事變後，盡管中蘇在意識形态和現實利益面前依然沖突重重，但日本侵入中國東北，雙方都明顯地感受到了一種共同的危機。毫無疑問，斯大林無法釋懷國民黨的反共，但他更在意蔣介石對待日本的态度。
蘇聯一方面多次向國民政府表達恢複兩國邦交的願望，另一方面又通過出售中東鐵路和同僞滿洲國建立領事關系，換取與日本的相安無事。地緣政治總是錯綜複雜，面對日本軍事壓力的日益加重，南京沒有多少選項。1932年12月12日，中蘇兩國正式對外宣布：自本日起恢複正常的外交關系。
斯大林
崔可夫擔任駐華武官和軍事總顧問是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他後來在衛國戰争中的表現十分搶眼，1960年代官至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崔可夫認為陳誠是“國民黨最優秀的将領之一”。1941年春，他和助手們協同陳誠的第六戰區制定了一份反攻宜昌計劃。
宜昌為長江中上遊屏障陪都的重要城市，1940年6月失守後，崔可夫的前任卡恰諾夫曾經毫不留情地批評重慶“對部隊作戰缺乏堅強與連續一貫的上司，缺乏監督及貫徹目的之嚴厲要求。戰區長官、集團軍總司令及軍長等，缺乏勇敢與主動精神，沒有貫徹任務的毅力與決心”。
駐華武官、軍事總顧問崔可夫
蔣介石準許實施宜昌攻勢，但對配屬二百多門中等口徑以上火炮的設想予以否決，事實上的确很難湊齊如此大規模的炮兵。9月30日，第六戰區開始進攻，大約一個多星期後，宜昌東郊的一些據點紛紛易手。防守城區的日軍預感難以支撐，慌忙燒毀軍旗和秘密檔案，軍官們甚至準備好了自盡的場地和用具。
然而一心想要奪回宜昌的陳誠最後并未取得成功，國民黨軍隊的攻堅力量似乎還不足以擔當反攻重任。崔可夫不免抱怨：“雖然完全有可能在日軍從長沙地區開到之前牢牢控制漢水流域和奪取宜昌，進攻卻停止了。”陳誠覺得遺憾，但他說：“我們這次反攻，确實是一次找敵打、與敵拼的戰鬥，比起以不争點線為名，見敵不戰自潰者，總算替中國軍隊奪回一點面子。”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總體而言，重慶對蘇聯軍事顧問的評價比較正面，認為他們在講授與訓練課程方面“教學認真”；在服務态度上“性情和藹”、“工作認真”。但是，許多複雜因素也制約着蘇聯顧問提出的計劃和建議的執行力度，第五戰區進階參謀張壽齡的看法頗具典型：
“戰區在曆次與日寇會戰前，制定作戰計劃時，都和首席顧問巴格丹諾夫上校事前經過研究。但由于他們對我們的将領和軍隊素質不了解，是以他們的建議多與實際情況的需要不符，隻供參考而已。”
蘇聯援助國民政府空軍抗日的轟炸機
1939年夏天的某日，西安行營派下兩位蘇聯顧問視察潼關國防工事，坐鎮關中的第34集團軍胡宗南态度消極，打電話示意駐軍：“讓他們看看一般工事就算了，永久據點工事毋須引看。”據當時擔任第109師補充團團長的彭竹林回憶，蘇聯顧問十分仔細，哪怕小到一個槍眼有不合實用的地方，都很耐心地剖析利害關系。從中午一直檢視到下午3時，拒不接受招待，連夜傳回西安。
崔可夫雕像
當然，也不是所有蘇聯顧問都是這樣敬業，蔡仁清1942年調任軍令部進階參謀，早晚經過顧問辦公廳，常見他們圍在一起打撲克，辦公桌上的盧布顯示輸赢數目相當大。
此外，不懂漢語，不了解中國國情，不熟悉中國的傳統和風俗習慣，也制約蘇聯顧問施展拳腳。崔可夫承認“這是遺憾”，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需要為國共關系發表意見。1941年1月，新四軍在皖南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損失慘重。崔可夫以蘇聯駐華武官身份再三要求公布事件真相，蔣介石佯裝不知底細，推說調查完畢一定詳述經過。
崔可夫回憶錄《在中國的使命》
崔可夫十分氣憤，質問何應欽是否在與新四軍的沖突中使用過蘇聯提供的武器，何應欽對此否認，但強調“新四軍是不執行指令，是以受到最高統帥的懲處”。崔可夫說：“絕不應向自己的軍隊開戰，為了赢得民族戰争，人民應該團結一緻。”
進入5月份，國共又為中條山戰役八路軍出兵問題産生糾紛，崔可夫出面幹預，引起延安不快，毛澤東訓示周恩來：“兩年半來，國民黨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勢以來就沒有打什麼仗。要告訴總顧問，要他不要随便亂說。”
崔可夫在蘇德戰争中
1942年2月，出于衛國戰争的急需，蘇聯決定召回大批在華顧問。崔可夫坦率地指出：“和史迪威将軍進行提建議比賽時不适當甚至有害的。我不願在中國公衆面前為中國精銳部隊在緬甸因執行美國人和英國人的指令而遭到的失敗承擔責任”。
不可否認，蘇聯軍事顧問與對華軍火物資一樣，為中國前期抗戰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我們也不能回避一個事實，斯大林染指新疆的想法和做法，曾經給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中國人民帶來極大困惑。
參考文獻：
1、崔可夫著：《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
2、全國政協文史委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争》，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2015年版。
4、《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争》，台北“國史館”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