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推出的《我的原野盛宴》尚在品咂中回味，張炜又出版了《斑斓志》，循着蘇東坡的生命軌迹，一個頑強抗争、百折不撓的形象從曆史塵煙中清晰地走出來；而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50卷《張炜文集》，讓讀者更感覺到作家思想與詩性的豐富以及創作曆久彌新的奧秘，也為中國文學的閱讀研究提供了綿密厚重的文本。
作家莫言認為，張炜“是我們這個時代作家裡面，一個勤奮的勞動者，深刻的思想者，執着的創新者”。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清純——像一潭清水一樣，像天籁的《聲音》那樣一種清純幹淨的寫作，慢慢地發展到像《古船》那樣的厚重、像《九月寓言》那樣的華麗、像《刺猬歌》那樣的尖銳、像“高原系列”那樣的寬闊，張炜的創作脈絡是非常清晰的，他在思想上的不斷蛻化很值得贊許。
如今寫作越來越回歸本真的他覺得，一個寫作者多一些老人心态，多曬曬太陽，多回憶而少報道，有時不失為一種工作的方法和方向。
細節讓曆史不再符号化
《我的原野盛宴》鮮活描述了360多種動植物，既有自然世界的豐饒，又有鄉間生活的野趣，還原了一段被人遺忘的民間曆史。它也被了解為張炜的童年記憶。
“真實的記憶需要細節，回憶細節是追記往昔中最重要的工作。”可不可以将想象賦予過往，在記錄中給予彌補，以便讓其變得生動？為了細節的再現，為了一種寶貴的時光的刻錄，張炜努力地回想，沉浸到那段歲月中。他說，如果真的做到了，就會發現聲音回來了，顔色回來了，貓蹲在窗戶上，鍋裡的蕃薯正噴出撲鼻的香氣。
“文學既是浪漫的事業，又是質樸的事業。文學的一生，應當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向往詩境的一生。”無論是長篇小說《古船》《刺猬歌》《獨藥師》,還是兒童文學作品《少年與海》《尋找魚王》，或是近期的非虛構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不踐約書》等，張炜近五十年的創作曆程，沉湎于曆史、現實、自然、人性、風俗、傳說、哲學、宗教諸般求索之中,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文學跋涉。
他也一直專注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諸子，出版了長篇随筆等相關的著作，包括《楚辭筆記》《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産》和近作《斑斓志》。他覺得古人寫出的文學經典，與今人許多時候是一樣的：同樣的心境和方法，同樣的困難與欣樂。古往今來，人生總有一些出色的慨歎、異樣的認知、絕妙的記叙，就是這些豐富着我們無邊無際的生活。我們今天的寫作正在加入他們，不過是異常緩慢地進行着，時而有時而無，斷斷續續。
陶淵明作為中國隐士文化的象征早已被符号化了。張炜之是以選擇“陶淵明”作為寫作對象，是因為他覺得在這個時期，知識分子柔軟而堅硬的内心裡，會存有陶淵明這個形象——他的選擇、他的沖突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悅，或能深深地撥動許多人的心。陶淵明以前作為一個符号太過簡單化概念化，有時候甚至成為極膚淺的東西存在着。是以深入解讀陶淵明，是一件時代大事，這件事需要更多人參與。
“隻把他看成一個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兒，那是多麼不求甚解。選擇陶淵明來解讀，不是為了倡導現代的‘逃離’和‘疏離’，而正是相反，是在強調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氣，強調人的真實。”張炜說，古代與現代的人看起來差異很大，其實面臨的基本問題、一些大問題都差不多。比如關于人的尊嚴、自我的尋找、自由，這些都是基本上一樣的。外在環境的差異，誇大了我們與他們的不同。他們的困境，我們在今天也大緻會遇到。是以我們追尋古人的心情，會發現離他們并不遙遠。他們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對于當今的價值不言自明。關于他們的單純學術解讀已經很多了，但仍舊不夠。有一些永恒的沖突纏繞着他們，這些沖突更需要我們當代人去直面。
在張炜的闡述中，真正抵達遠方的詩人，可能隻有一個陶淵明——他論證五柳先生的“心遠地自偏”真正達到了一種終極意義上的遠方。陶淵明所有的詩歌中，仰望遠遠不及俯視，他注目土地和原野的時間非常多，對于土地和田園，他的視角與我們大多數人并無二緻。張炜從陶淵明的視角中發現了一種堅固，這堅固包含了文人的自我堅持與不肯屈從，這是極為珍稀的。
之是以能發現這堅固，抑或因為張炜内心同樣堅固的倔強。
詩才是文學的核心
在膠東半島上的一處聯合中學，張炜度過了讓他深深沉迷，有時又不忍回眸的中學生活。學校地處海濱，在一片果園的包圍之中，在張炜的記憶中“是一座沒有比它再好的校園”，隻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殊年月，很難找到一處安放書桌的安靜角落。所幸的是，那所學校的校長酷愛文學，在校内辦起了一份裝訂考究的油印文學刊物《山花》，張炜當年寫下的東西常刊在顯要位置。
即便很多年之後，他依然覺得當時的《山花》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成為他心靈不可替代的慰藉。“我會在一個沒人的地方長時間與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氣，不止一次把她貼到了臉上。”
如同他後來闖入一片熱帶森林，處處是奇異迷人的風景，流動着盛情綻放的芳香，一種神秘的懸念不由地魅惑人前行，而阿裡巴巴的咒語，就隐藏在他的長篇《獨藥師》裡。
這還是我們所熟悉的張炜嗎？語言詩性依舊，思想深刻依舊，叙事耐心依舊；然而又全然是陌生的。革命秘辛、養生指要、情史筆記的異質文本，飽滿充沛的叙述，以及環環緊扣的情節，帶來閱讀的沖擊力非同尋常。
他曾經自我評價是倔強的人。而在《獨藥師》的扉頁，他也鄭重題寫：“謹将此書，獻給那些倔強的心靈。”他說，書中的倔強人物太多了，他們的命運，特别是犧牲，都與這種性格有關。他憐惜古今所有的倔強人物，願意把這部心血之作題獻給他們。“因為他們起碼不是機會主義者，就這一點來說很讓人尊敬。”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強調“文學閱讀能力”，如此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卻讓不少人誤以為他是在導向“小衆”。“我們有時候将寫作的目标，自覺不自覺地瞄向了沒有這種能力的人，認為成功就在那個方面，這是多麼荒謬的事情。寫給具有文學閱讀能力的人，恰是最基本最樸素的想法。”張炜說，無論是誰，隻要離開了這個想法，他的文學就會敗壞。事實證明有這種能力的人還是很多的，而且他們會堅持到最後，走向很遠。
在兒童文學的寫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純真、調皮、充滿靈性的少年時代。張炜認為，寫所謂的兒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樣，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許多作品壞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純潔，是對世界的一次真誠簇擁。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他總是擔心少年讀者已經讀到了許多壞的文字。
拉美作家略薩說過，一個寫作者在立志從事這個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當一個壞作家還是當一個好作家。這聽起來似乎令人費解，因為我們會認為，所有人都會選擇當一個好作家。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到書店和網絡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夠嚴苛地對待自己的文字、始終具有追求真理的熱情，這在一個寫作者那裡并非易事。
《你在高原》剛剛出版時，詩人朋友送給張炜一個别緻的筆記本，鼓勵他繼續寫詩。
實際上張炜從未停止寫詩。因為在他看來，詩才是文學的核心。詩消失了，文學也就消失了，這對于一個時代和一個人，道理都是一樣的。明年1月，張炜的長詩《不踐約書》将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這是他今年完成的一部“心約之作”，他為了這些詩章準備了很久，整整半年多半封閉狀态下的日子裡，由憂悶到困境，從精神到肉體，持續堅持着，但也隻有在這樣的時空中，他覺得自己才更能夠走入這部詩章的深處。這段艱辛痛苦的寫作曆程，才讓他避開了一段漫長孤寂的時光。
“有人以為詩的讀者太少，我可不那樣認為。詩的讀者最多，他們在讀各種詩，包括沒有按照詩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沒有詩就沒有文學，文學有讀者，詩就有讀者。詩的正常形式出現在寫作中，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卻不會是全部。”張炜寫滿了一個又一個大筆記本，精緻地擱在書架上，這些詩歌讓他滿足且快樂。将來把它們出版，或留作自讀，都是有意義的事情。詩通向心靈深處。離開了詩的寫作，就會枯槁。真正的詩人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是念念不忘的朋友，但他們不一定總是使用詩的常用格式去做。
“我認為寫作是快樂的，是盡興盡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來的寫作一定是痛苦的、艱澀的。如果我有一天寫得艱澀了，就一定是顧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極不快樂的工作，那也就沒有希望了。一顆詩心跳動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機盎然。詩人的憂憤和喜樂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裝出來的，更不是能根據需要設計出來的。我希望一生都是這樣的一個詩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這種痛苦中壓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會變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歲的時候，依然會保持天真爛漫的天性。
馬爾克斯說，生活隻是我們能夠記住的日子。“如果生活僅僅是這樣，那寫作對一個人來說有多麼重要！幸虧有了寫作，這才能使已經過去的時間記錄下來。”張炜說，接下去的事情就是好好寫作。他要寫許多許多詩，因為它是記憶的最好方式。
從堆書的窩裡走出去
不少人或許還記得，1993年發生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讨論，其中“二張二王”之争頗為引人注目。所謂“二張”是張炜和張承志，“二王”則是王蒙和王朔。這場大讨論與1990年代的社會轉型有關，但也不隻如此，它實際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對于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人們來說，受着理想主義的教育長大，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時，怎能不感到困惑？張炜說：“我總覺得，不了解這批人，就不會了解這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于是我始終有種沖動，好好寫寫他們。”
對于這一代人，張炜用“了不起的、絕非可有可無的一代人”來形容。他說，自己身上有這一撥人共同的優點和弱點。不停地反思和批判，作品寫的就是這個過程。“我動手寫下第一筆的時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這條長路最終會怎樣崎岖坎坷，我或許會畏懼止步。”張炜說，寫這部書實在是盛年之舉。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為它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陰。十卷本的《你在高原》，後來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細細追究起來，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質工作者，大概緣自張炜童年的理想。
“我出生的地方在海邊的林子裡。小時候，母親和外祖母都很忙，我常常獨自在林子裡、海邊玩。後來看到很多帳篷，原來那裡發現了石油、金礦、煤礦，地質隊來了。我很孤獨，就常常去帳篷玩，去睡覺，聽地質隊員講故事，看他們工作。”地質隊員的生活和工作對張炜是極大的誘惑，同時也埋下了當地質工作者的夢想和情結。後來入讀師範的張炜，也始終關注地質工作者的事。至今，他的帳篷等地質行頭仍是一應俱全。
張炜将這十卷書稱為“一位地質工作者的手記”。他用多年時間走遍了那個地區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條河流和山脈，熟悉了那裡的大多數植物和動物。他将那次寫作看作是一場持久的戰役，而非一次戰鬥。
張炜清楚地記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魯西的一片林場裡采訪，突然接到了回城開會的通知。原來是讓他和幾位作家一起到基層挂職。起初他因為生活和創作秩序的變動而感到有些不适，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寫的一樣，有了一種投身自然懷抱的愉快。在十幾歲時，他幾乎走遍了膠東半島的山區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經曆這裡的山水、文化、民俗，聽到叢林的鳥叫，感受山風以及海風的氣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在《融入野地》中，他熱切地寫道：“一個人隻要歸來就會尋找，隻要尋找就會如願。多麼奇怪又多麼素樸的一條原理，我一彎腰将它揀了起來。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紮根的樹——這種欲求多次被鹦鹉學舌者給弄髒。我要将其還回原來。我心靈裡那個需求正像童年一樣熱切純潔。”
這一年的年底，他來到龍口市——曆史上素有“金黃縣”之稱的富裕地區。在本應是家家戶戶備年貨過春節的熱鬧時候，在連接配接膠東屋脊的南部山區，他卻親眼見到一戶農民家徒四壁的貧困和窘迫：炕上隻有一條藍色的被子，磨得發亮，彈一下即發出金屬般的聲音；屋梁上架着一根木棍，吊着一包鼓鼓囊囊的東西，裡面是種子，因為害怕老鼠才這樣懸起來。
連自己最熟悉的“金黃縣”都有這樣陌生的角落，更何況其他地區？張炜說，這就意味着我們離真正了解生活還有遙遠的距離，僅從媒體上了解生活也是遠遠不夠的。而在一個地方常住的好處，就是有足夠的耐心在周圍一片土地上細細地走過，打破過去形成的生存概念。
挂職前後的四處遊走，使他積累了豐厚紮實的創作素材。更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職業寫作的習慣。“不論是挂職還是其他，隻要有機會走出去就可以，探險也可以，打漁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關在書齋裡，而要設法把職業寫作的習慣破壞掉。”在他看來，職業寫作自帶書卷氣，有熟練流暢的文筆，但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沖動卻會減少。“從堆書的窩裡走出去，收獲會更多。”
康德說，震撼他的最大的奇迹，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作家的“深入生活”，應該是深入天地之間，真正感受這兩種最大的奇迹。張炜認為如果本質上是個詩人，就應該具有天然的敏感，變成自然之子，恢複童年的好奇和驚訝、浪漫之心，一有機會就要把過去的朋友一一訪遍，這些朋友可能除了人還有植物和動物。
一個優秀作家必須有個性
身為作家，張炜算得上“勞動模範”。40多年裡，一共創作了1800多萬字的作品，平均每天寫千餘字，而且不借助電腦，完全手寫。他取之不竭的創造力就像一個謎，讓讀者不自覺去尋訪張炜的底氣和耐力到底來自哪裡。
“寫作如日常勞動，人們對日複一日在田裡勞動的人，并不會覺得奇怪。這對我是很自然的事。”他幾十年如一日寫作，固然有對文學的摯愛，也有他性格中堅定倔強的一面。
張炜認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是有個性的。“如果作家沒有在一路湧動的大潮流裡立住，沒有自己的思考發現，也就失去了自我。”張炜認為，時間是無情的，幾十年過去，曆史還是要記住“大個性”，而不會太在意僅有一點靈性、聰明、愛狂歡會頑皮、花花哨哨的東西。人們總在譴責快餐文化、快餐作品，實際上不少作家就是一道快餐，了解問題、表達思路，哪有什麼大眼光，基本上沉不住氣。他對自己置身其中的作家群有這樣一個認定：缺乏“小個性”不會成為作家；而沒有了“大個性”，什麼優秀、傑出、偉大，壓根都是不成立的。
在張炜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溢着對大自然的敬重甚至近乎虔誠的崇拜，同時也表達着城市化程序中快速發展帶來種種危害的擔憂。他不止一次直言不諱地提出城市化掠奪與急劇膨脹将帶來的後果。“影響我們當代人類幸福的，對大自然的破壞是一個重要方面，但卻與人性的惡化深深地連在一起。人心變壞，大自然就變壞。這裡面不是單純的環保問題。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問題，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問題。”他認為，物質主義對人的傷害不是某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普遍的狀況。社會的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一些問題，物質主義扭曲了我們人類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創傷。
從1973年的《木頭車》開始，張炜在漫長的文學道路上奔走了47年。他的全部著作加起來已近兩千萬字，包括二十餘部長篇、11部中篇、130多個短篇和300多萬字的散文文論以及兩本詩集。《古船》被海外譽為“五四以來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被評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亞洲周刊)，被評為“金石堂選票最受歡迎的長篇小說”，還被法國教育部和科學中心确定為高等考試教材。世界最大的出版機構哈柏·柯林公司向全球推出現當代中國文學時，《古船》是惟一入選的中國當代作品。《九月寓言》與作者張炜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
最近，漓江出版社出版了50卷的《張炜文集》。他倒看得很淡然：一個寫作者工作了很長時間，比如說有近50年的創作曆史，就希望把自己的文字集中到一起。這是一次重要的檢討和總結的機會。每個階段都會有一些總結，但是把不同階段連接配接在一起，就更容易發現自己的短處。對于寫作者來說，這種盤點的方式、這種機會，也不是很多，是以會格外珍惜。“這個時刻覺悟的東西是非常寶貴的，這将促使他好好打量自己，彌補不足，然後翻開新的一頁。”
（原标題：張炜：作家應該是自然之子）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林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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