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被譽為20世紀最傑出的導演之一，伍迪·艾倫稱他為“最偉大的導師”，維姆·文德斯稱他為“巨大的燈塔”，其作品往往以冷峻的影像風格、啟示性的哲理反思探索生與死、愛與恨、精神與存在等問題。他是第一位将電影上升到哲學層面的導演，而1957年的《第七封印》無疑是他職業生涯中裡程碑式的藝術品，至今都散發着迷人的光輝。
這部作品僅用35天即告完成，裡面涉及了無數的宗教隐喻和人生哲理，很多人在初次觀看時會不知所雲，尤其涉及死神的出現到離開，似乎預示着整部電影是一場鬧劇，人生如同一場遊戲。但如果觀衆能夠靜下心來看第二遍、第三遍，則會被其中精妙的語言、形象的人物、反諷的幽默和樂觀的精神所折服，這部影片凝聚了伯格曼自小到大的人生經曆體驗和生命哲理思考。我把它歸納為四點：家是永恒的避難所；在死亡和瘟疫面前上帝往往無所适從，死神卻會如影随形；末日降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不古，人性毀滅；隻有愛和真誠才能實作自我救贖。
今天，我就從上面四點内容出發，為觀衆揭開伯格曼心中長久以來的哲學困惑，讀懂伯格曼的内心，這部影片那些晦澀難懂的意義變會迎刃而解。
伯格曼的童年是悲慘孤獨的，他渴望體會親情的關懷，可是卻從童年開始便目睹了滿目瘡痍的戰亂和瘟疫，那些關于罪惡、死亡、痛苦的回憶一直苦苦地折磨着他，在思維印記中銘刻了關于上帝、死亡、人性等等深刻的宗教哲學命題。
自古以來，瑞典所處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短暫宜人的夏季和漫長寂寞的冬季孕育了本地居民剛強熾烈的性格血統，那些維京海盜雖然兇猛狠毒，卻成為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伯格曼作為當地牧師的兒子，父親一天到晚都在講述着關于上帝和死亡的故事，而那些嚴苛的宗教觀念無時無刻都在灌輸進伯格曼的腦中，一個案例便是犯錯的孩子不僅會被處以宗教懲罰，比如鞭打和關進黑暗的壁櫥，還必須為自己所犯的過錯接受上帝的原諒。
在伯格曼自傳《魔燈》中曾提到過他對死亡的恐懼：舅舅慘死在車輪之下，哥哥在20歲時企圖自殺、家中女仆未婚先孕投河自殺、第三任妻子在車禍中喪生，每一次死亡都為哲學命題的思考增添砝碼，更會通過伯格曼炙熱的電影形式得到呈現。
《第七封印》故事來源于《啟示錄》中神的寓言，當羔羊揭開羊皮卷時的第七個封印時，七位天使便會帶來末日審判，人的原罪也會在此時得到懲罰。盡管影片充斥着關于宗教的起源和發展，但不了解其中的宗教隐喻并不妨礙觀衆了解故事内涵，尤其是作為東方觀衆，采用直覺式的解讀方法反而會對影片的主旨有所裨益。
影片的故事脈絡是參加十字軍東征近10年的騎士布洛克與仆人瓊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死神，騎士與死神進行約定，下棋勝負決定他是否可以繼續存活。一路上，布洛克遇到了小醜演員、鐵匠夫婦等人物，他們的人生都經受着關于信仰與現實的雙重壓力，将人物命運、哲理反思融入到一個淺顯易懂的回家之旅中，蘊意明顯：溫馨親情與冷酷死亡的強烈對比引發觀衆思考。
之是以影片晦澀難懂在于語言内容的深刻以及表現方式的超現實。看得見的死神和看不見的瘟疫、上帝總是如影随形，深刻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人們對信仰的不斷诘責正是心中對于宗教化解不開的疑問。在西方，沒有人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将對宗教的思考通過如此誇張的手法進行呈現，更沒有人不斷質疑上帝和死神的存在。由此也曾引發西方媒體對于伯格曼電影的争議，但時間能夠證明一切，這種疑慮至今仍然存在，并未随着時間的推移發生絲毫的改變，這便是本片表現手法與思考深度的超前性，伯格曼從未停止過思考，正如那句經典話語所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伯格曼将虛無缥缈的死神形象具象化，他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一直等待着布洛克棋局的認輸，這與影片中從未出現的上帝形象相輔相成。上帝往往散發着拯救世人的光輝，可在人們的口中，上帝并未拯救數以萬計的人們死于瘟疫，究竟上帝和死神是否存在，他們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人的行為和思想，這便是伯格曼對宗教思索的本源。
需要明确的是，盡管伯格曼對宗教理念深惡痛絕，但他既無法證明他們的存在，又不能否認宗教在影響着人們的生活，由此，他曾說“對我來說，宗教問題始終伴随着我。對它，我從來沒有不曾關切的時刻。每日每時都是如此，上帝既是一種資源，又是一個障礙”。
正因如此，伯格曼給出的答案都是開放性的，其中既有客觀事實，也有主觀思考。比如死神突如其來降臨，審視着衆人的命運，在鐵匠妻子偷情時，他會果斷鋸斷樹木懲罰小醜，參與到世人命運的審判之中；瘟疫的來臨讓無辜女子受難，在痛苦與掙紮中死去，人們對于疾病的恐懼與其說在質疑上帝，不如說是對自身世界未知的恐懼；上帝沒有将恩澤灑滿人間是否意味着世人罪孽的深重，亦或者采用極端的形式讓群眾加深對宗教的虔誠，上帝的博愛？影片可以從一千個角度進行解讀，但歸根結底在于觀者自身價值體系的認可。
死亡與生存的二進制對立在趣味化的故事走向中呈現出幽默的戲劇張力，布洛克敢于挑戰死神的權威，在過程中說”我還未曾輸過一棋”，“我的雙手能幹很多事情”，與死神談判、與死神博弈、與死共舞，死神的形象成為親力親為的死亡踐行者，既不神秘，也不高大，反而具有了人性化的象征隐喻，與随時到來的瘟疫和很多人口中念到的“主”相比，死亡不再可怕、未知，回家的過程伴随着死亡的發生，卻在結尾處成為了死神引領大家“回家”，面對末日降臨的預言，究竟是疾病可怕，人性可怕，還是死亡可怕，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影片數次提到了末日降臨的概念，末日審判伴随着第七封印的揭開降臨人間，所有人都要接受神的宣判，伯格曼沒有給末日冠以具體的時間，末日更像是考驗人性的利器，見證着每個人心中蠢蠢欲動的欲望。
在末日審判即将開始之時，影片中那些貪婪、自私、邪惡的人性讓末日來臨具有了強大的警醒世人的效果。布洛克的視角更像末世審判的親曆者和見證者。他在神學士雷維爾的慫恿下離開家園，在外征戰十年，原來妻子凱琳和幸福的生活，瓊斯曾經開玩笑的戲谑“這不過是當權者的欲望”，百姓成為砧闆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在十年間，布洛克和瓊斯的靈魂受到不斷的叩問，影片沒有去直面戰争的殘酷，而是用戰後歸家之旅中所見所聞的人和事表達對人性的思考。
布洛克和瓊斯擁有純淨的心靈，但久經沙場的經曆讓他們看淡了生死，瓊斯見到受難的女子會施以援手，并以“我救了你，你欠我的”來“脅迫”女子成為他們的管家；鐵匠夫人本擁有美滿的生活，卻仍然因内心的欲望勾引小醜演員喬納斯，造成喬納斯生命被死神奪走；小醜約瑟夫在看到死神和布洛克對弈時，帶着妻兒趁機跑走；雷維爾從一位信奉上帝的教徒成為了偷盜财物的盜賊。在災難面前，人性脆弱的不堪一擊，或者說趨利避害是人類求生的本能。
在末日來臨之前，救贖是否還有必要呢?這是伯格曼最想探究的一個問題。布洛克的掙紮，瓊斯的決絕、雷維爾的堕落、約瑟夫的抛棄，鐵匠夫人的偷奸，人性的自私和欲望是否會導緻心靈之花的枯萎？無法排遣的絕望對于生活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自我救贖到底是否有存在的意義？在伯格曼心中，他利用幽默的态度給予了解答。
救贖意味着肉體的死亡和精神的重生。盡管每個人都會恐懼死亡，但我們并不能阻止它的到來，正如布洛克面對死神說的“我的肉體怕你，但我的精神不怕你”。對生命意義的探究才是布洛克最為關注的，為此他可以問正在被審判的“女巫”，原因是魔鬼知道上帝的真相。而當稚氣未脫的“女巫”面臨死亡時，審判者竟然是僞裝的死神，肉體的摧殘永遠不會消磨掉一個人的精神之火，死亡和重生成為一個周而複始的循環過程。
影片末尾時死神帶走了布洛克一行，卻唯獨留下了布洛克的妻子，所有影評家都目瞪口呆無法解答。在我看來，布洛克妻子正是希望的化身，她代表着人類追求幸福的勇氣和擔當。而死神帶領衆人離去就一定象征着死亡嗎？我看也未必見得，沒有人能說清上帝和死神的關系，有可能他們正在踏入極樂世界、也可能他們在毀滅中得到了重生。
影片淡化了時代背景元素，比如同時期的越南抗法戰争、北韓戰争、第二次中東戰争，而用形象生動的人物形象和富含深意的哲理對話讓觀衆體會到戰亂、死亡帶來的精神困境。布洛克一生都在尋求生命真谛，直到遇見約瑟夫一家，當他看到約瑟夫妻子教育兒子走路，他體會到人間的美好和家庭的幸福，由此化解了心中的絕望和抑郁，所表達的正是自我救贖的方法：愛與真誠。
當約瑟夫和妻子拿出新鮮的野草莓招待布洛克和瓊斯時，布洛克“當我和你、你的丈夫坐在這裡時，信仰忽然變得無關緊要了，我将記住這一刻，這祥和的黃昏、野草莓和牛奶，你暮色中的臉龐、邁克爾在安睡，約瑟夫在彈琴”，生命因為愛而變得光彩熠熠，因為珍惜而變得彌足珍貴。
真誠是自我救贖的另一方式，真誠意味着人與人之間保持親密無間的關系和良好的相處心态，隻有誠以待人、遠離邪念才能淨化心靈，獲得内心平和的精神世界。約瑟夫就是真誠的化身。他在夢中會見到“聖母瑪利亞”，卻說“魔鬼的故事”來逗笑妻子，他會享受簡單極緻的家庭生活，卻絲毫不在乎自己的目的地是“瘟疫之城”；他追求小醜事業逗笑他人的單純快樂，卻絲毫不在意别人對他的冷嘲熱諷；他想要兒子成為小醜事業的繼承人，卻在兒子每一次歡笑中體會到親情的可貴和幸福的韻味。
最終使布洛克解脫的并不是信仰上帝，而是對愛的關懷和濃濃的溫情，在愛和真誠面前，信仰已經不再重要，探索上帝和死神存在成為精神迷思的無解答案。面對苦難與罪惡，這種單純的快樂與溫暖讓觀衆獲得了靈魂上的釋懷，曆經千辛萬苦的磨難歸于和平與甯靜。我們追求生命的意義，神迹的存在，不正是為了得到這種内心的救贖嗎？
伯格曼曾表達過對愛的看法，“當我編寫完第一部劇本時, 我懷疑自己己經找到上帝存在的理由,也許上帝就是愛,各種各樣的愛,于是我就讓整個故事在這個大前題下發展。但是,當故事結束時,我的信心又開始動搖,我無法刻畫出一個心目中的上帝,難道上帝永遠那麼沉默嗎?”
《第七封印》根植于伯格曼的家庭環境與西方文化傳統，揭示生命意義求索過程中向死而生的精神本源，這些振聾發聩的聲音就如當年尼采說“上帝死了”一樣震撼。宗教困境并不是上帝與死神在與不在的争論，而是現代人内在宗教需求與實際存在的宗教觀的抵牾。在末日危機的警世訴說中，彰顯出愛與真誠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