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皇帝對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識分子，向來不會手軟。罵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頭的有之，誅十族的有之，腰斬的也有之。但把一個柔弱的文人“截為八段”的腰斬方式，卻隻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并做得出來。明代大詩人高啟就是這樣死的。
高啟（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長洲縣（今蘇州市）人，元末明初詩人。高啟出身富家，童年時父母雙亡，生性警敏，讀書過目成誦，久而不忘，尤精曆史，嗜好詩歌，與張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經常在一起切磋詩文，人稱“北郭十才子”。同時，他還與楊基、張羽、徐贲被譽為“吳中四傑”，也稱作“明初四傑”。雖然同為“十才子”，雖然并列“四傑”，但高啟的文學成就要遠遠超過其他人。
翻閱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其對高啟的綜合評價是"抒寫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孤吟者"，而一"孤"字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肯綮，恰道出了詩人不與世俗暗合的性格和旨趣，以及在群雄紛争、強權壓制下奉"無用"為精神哲學的理想幻滅，這對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論析高啟詩文的主流思想，研究其人之衰、其人之死的内外因素，進而着重思考時代與文士之關系無疑具有輔助作用。
高啟于亂世之下的孤吟，契合儒家"仁政愛民"思想，而觀其一生之成敗，倒有陶淵明"五柳先生"的影子，更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沉潛。詩人奉"無用"為其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哲學信仰，高呼"無用得以閑、得以避禍"，理念的本質卻在于"無小用而有大用"，這又不免贻人口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修身處事原則，被曆代儒人雅士奉至圭臬，趨之若骛者不少，而真正能于"窮達"二極之間左右逢源、縱橫捭阖的實在寥寥無幾。很多時候，理想與現實間的傾斜如何均衡成了擺在那些皓首窮經的封建文人士大夫面前幾近無法遁隐的話題。高啟選擇了退隐，故而以一"窮"字概之未有不适，然"獨善其身"反倒徒有虛名，其賭博式的心理愈發嚴重化了。洪武六年（1373年），高啟、魏觀等人因《郡治上梁文》中"虎踞龍盤"等字眼觸怒朱元璋，終于引發了文字獄史上又一次浩劫。凡此種種，俱成往事，然而詩人不谙世道而至于悲劇的過失足以發人深省。南京被腰斬處死，高啟被腰斬後，并沒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鮮血，一連寫了三個鮮紅而又刺眼的“慘”字，表達了對眼前這個當過放牛娃、和尚的農民皇帝的強烈蔑視。絕不隻是一個一般意義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個政治事件。這是朱元 璋向延續着元末自由蓬勃的生活和創作方式的士人發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壓警告。空前的嚴酷專制，使整個社會充滿戾氣，成了僵屍的社會（趙園語），正是高啟被 腰斬這一慘劇，切實加速了明初士風的轉變。
有學者将高啟個人悲劇的根本原因偏向歸結于朱明王朝封建專制的迫害，這樣未免有些籠統和倉促。朱元璋對詩人的器重有目共睹，太祖聞問高啟才名，延為上賓，獎掖品第，可謂皇恩浩蕩。然而，秉附吳中文人不受限制的風格、生性亦加多疑的高啟卻不領情，心理上始終無法逾越朱元璋濫殺吳中士子的這道鴻溝，懼憚禍連個人。另一方面，據《明史·高啟本傳》載言："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古語有雲：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孤傲的高啟在背後有意或無意對他人的諷刺與挖苦，是不忠不義之舉。詩人有入仕的決心，卻無入世的能力。對于一位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來說，似乎沒有什麼比安定的統治更加迎合此時的心理需要。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朱元璋除殺高啟，如果定義為詩人的悲哀，倒不如說是時代的大幸。當然，這也并非是絕對之所言！
士習的變遷，肇因于“世變“也！朱洪武弑殺成瘾，不僅是殺，而且是殘殺。除了對那些幫他打天下的功臣進行花樣百 出的肉體消滅外，他還特别熱衷于用貓戲鼠的方式虐殺文人。“明初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贲無一幸免地死于非命，楊基被莫名其妙的罰作苦工，最後死在工 所；張羽被糊裡糊塗的綁起來扔到長江喂了魚，屍骨無存；徐贲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緻死；高啟則被活活的腰斬成八段，死得慘絕。朱元璋仇視吳中，視蘇州 為要害之地，設蘇州衛指揮使，派心腹駐重兵于此，但是他的疑心病并未是以治愈。朱踞帝座31年，蘇州知府竟換了30人，他對蘇州官吏的警覺豈止達到了神經 質的地步。
洪武七年（公元1373年）的高啟之死，拉開了明初江南衆多文禍的序幕。名目繁雜的專制制度頻繁出台，文禍、黨禍如癫痫發作，成為恐怖 大帝朱元璋着力中央集權并将之發展到頂峰的顯著标志。這些幾乎不喘氣兒一個接一個、株連廣泛的巨案，不僅動辄數萬頭顱落地，死者的親族妻兒弱小的下場更是 慘絕人寰。由此和其它專制政策構成的高壓政治環境和殘暴不仁的精神恐怖，對習慣了元朝閑散生活的明初文人的生活和心态産生了不可逆轉的毀滅，對于士人的文 學文風、精神空間乃至世界觀、價值觀的解構重組，危害深遠。以恐怖主義開道，明初強力推崇理學思想并“創新”地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政治化，對群眾從“靈 魂深處“進行徹底改造。思想文化經過統治者的幹預，被納入政治思想體系，以達到在精神上根本控制臣民的目的。由此，士人不僅言論上不敢造次，更在思想上自 我審查，杜絕禍患的根源。就這樣，士人的獨立人格終于逐漸被官方定義的标準所取代，千餘年來士人生存及安身立命之本被深刻改變和颠覆了。明初的文人心态和 士氣的轉向，不僅熏染明初文學、社會、政治發展生态和後世的演變格局，還在知識階層進而到社會文化的精神力量裡紮下了深入心肺的緻命一刀。一個令人瞠目結 舌的，因為對臣民的嚴重不信任感，而以龐大的秘密警察力量對整個社會的進行最嚴密監視的獨夫統治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