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识分子，向来不会手软。骂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头的有之，诛十族的有之，腰斩的也有之。但把一个柔弱的文人“截为八段”的腰斩方式，却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并做得出来。明代大诗人高启就是这样死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他还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也称作“明初四杰”。虽然同为“十才子”，虽然并列“四杰”，但高启的文学成就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翻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对高启的综合评价是"抒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而一"孤"字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肯綮，恰道出了诗人不与世俗暗合的性格和旨趣，以及在群雄纷争、强权压制下奉"无用"为精神哲学的理想幻灭，这对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论析高启诗文的主流思想，研究其人之衰、其人之死的内外因素，进而着重思考时代与文士之关系无疑具有辅助作用。
高启于乱世之下的孤吟，契合儒家"仁政爱民"思想，而观其一生之成败，倒有陶渊明"五柳先生"的影子，更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沉潜。诗人奉"无用"为其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哲学信仰，高呼"无用得以闲、得以避祸"，理念的本质却在于"无小用而有大用"，这又不免贻人口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身处事原则，被历代儒人雅士奉至圭臬，趋之若骛者不少，而真正能于"穷达"二极之间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实在寥寥无几。很多时候，理想与现实间的倾斜如何均衡成了摆在那些皓首穷经的封建文人士大夫面前几近无法遁隐的话题。高启选择了退隐，故而以一"穷"字概之未有不适，然"独善其身"反倒徒有虚名，其赌博式的心理愈发严重化了。洪武六年（1373年），高启、魏观等人因《郡治上梁文》中"虎踞龙盘"等字眼触怒朱元璋，终于引发了文字狱史上又一次浩劫。凡此种种，俱成往事，然而诗人不谙世道而至于悲剧的过失足以发人深省。南京被腰斩处死，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表达了对眼前这个当过放牛娃、和尚的农民皇帝的强烈蔑视。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 璋向延续着元末自由蓬勃的生活和创作方式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空前的严酷专制，使整个社会充满戾气，成了僵尸的社会（赵园语），正是高启被 腰斩这一惨剧，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有学者将高启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偏向归结于朱明王朝封建专制的迫害，这样未免有些笼统和仓促。朱元璋对诗人的器重有目共睹，太祖闻问高启才名，延为上宾，奖掖品第，可谓皇恩浩荡。然而，秉附吴中文人不受约束的风格、生性亦加多疑的高启却不领情，心理上始终无法逾越朱元璋滥杀吴中士子的这道鸿沟，惧惮祸连个人。另一方面，据《明史·高启本传》载言："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古语有云：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孤傲的高启在背后有意或无意对他人的讽刺与挖苦，是不忠不义之举。诗人有入仕的决心，却无入世的能力。对于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安定的统治更加迎合此时的心理需要。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朱元璋除杀高启，如果定义为诗人的悲哀，倒不如说是时代的大幸。当然，这也并非是绝对之所言！
士习的变迁，肇因于“世变“也！朱洪武弑杀成瘾，不仅是杀，而且是残杀。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进行花样百 出的肉体消灭外，他还特别热衷于用猫戏鼠的方式虐杀文人。“明初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无一幸免地死于非命，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 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惨绝。朱元璋仇视吴中，视苏州 为要害之地，设苏州卫指挥使，派心腹驻重兵于此，但是他的疑心病并未因此治愈。朱踞帝座31年，苏州知府竟换了30人，他对苏州官吏的警觉岂止达到了神经 质的地步。
洪武七年（公元1373年）的高启之死，拉开了明初江南众多文祸的序幕。名目繁杂的专制制度频繁出台，文祸、党祸如癫痫发作，成为恐怖 大帝朱元璋着力中央集权并将之发展到顶峰的显著标志。这些几乎不喘气儿一个接一个、株连广泛的巨案，不仅动辄数万头颅落地，死者的亲族妻儿弱小的下场更是 惨绝人寰。由此和其它专制政策构成的高压政治环境和残暴不仁的精神恐怖，对习惯了元朝闲散生活的明初文人的生活和心态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毁灭，对于士人的文 学文风、精神空间乃至世界观、价值观的解构重组，危害深远。以恐怖主义开道，明初强力推崇理学思想并“创新”地对儒、释、道思想进行政治化，对民众从“灵 魂深处“进行彻底改造。思想文化经过统治者的干预，被纳入政治思想体系，以达到在精神上根本控制臣民的目的。由此，士人不仅言论上不敢造次，更在思想上自 我审查，杜绝祸患的根源。就这样，士人的独立人格终于逐渐被官方定义的标准所取代，千余年来士人生存及安身立命之本被深刻改变和颠覆了。明初的文人心态和 士气的转向，不仅熏染明初文学、社会、政治发展生态和后世的演变格局，还在知识阶层进而到社会文化的精神力量里扎下了深入心肺的致命一刀。一个令人瞠目结 舌的，因为对臣民的严重不信任感，而以庞大的秘密警察力量对整个社会的进行最严密监视的独夫统治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