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史景遷先生的博士畢業論文，通過對曹寅家族的研究呈現了康熙年間的社會政治形态一隅，也讓讀者對紅樓夢的寫作背景更加了解。
曹寅家族是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清朝早期戰争中俘獲的漢人奴隸，後來編入漢軍八旗，成為“旗人”，兩黃旗和正白旗在順治時代以後成為皇帝的直屬旗籍，是以，曹寅家族也就成為皇帝個人的奴隸。包衣家族會選拔成年女性入皇宮成為宮女，25歲前若為成為妃嫔則可出宮婚嫁，成年男性則由内務府選拔為宗室服務，其中優秀的可成為皇家侍衛，有機會陪同皇帝。曹寅的曾祖父是第一代被俘獲的包衣，到曹寅的祖父曹振彥時，家族開始崛起，曾任知府、鹽運史等職務，曹寅的父親曹玺1663年就任江甯織造，開啟了曹家對這一職務的長期壟斷，曹寅的母親孫氏是幼年康熙的保姆，憑借父母與康熙的特殊關系，曹寅與康熙皇帝建立了某種聯系。
曹寅在青年時代與其他包衣一樣，在内務府任職，參與維護皇帝的出行儀仗，後則成為皇家侍衛、包衣佐領、慎刑司郎中，有機會與康熙皇帝直接接觸。曹寅的滿漢雙重身份使他同時受到滿漢兩種教育，既重視儒家文化教育，也精通騎射。加上兩代積累的家族财富，曹寅能夠跻身上層階級，并且憑借自身的交流能力，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系，他的朋友包括納蘭性德以及多為進階文人，其中包括清初幾位狀元和著名文人。
曹寅的父親曹玺擔任江甯織造21年，死在任上。曹玺去世後，曹寅組織文人為其父編寫紀念書畫集，在孝道為先的儒家社會，曹寅的這一舉動既風雅，也為自己博得孝順的美名，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1690年，曹寅被派駐蘇州織造，3年後，正式接替其父成為江甯織造。
江甯織造名義上的主要職務是負責皇家使用織物的生産，實際上有更多的使命。清初的政治生态依然緊張，皇帝不敢任命漢人擔任地方督撫，任命滿人又怕激起地方反抗，是以，折中任命大量漢軍旗人為地方督撫。曹寅作為皇室包衣，兼具滿漢民族特質，也成為外任官員的優選人群。江甯織造不參與地方政務，但作為皇帝的直接派駐機構駐紮在最富庶的江浙地區，實際上肩負了對該地區官僚和社會生态進行監督的重要職責。康熙創造性地建立了密折制度，曹寅與康熙之間的通信絕對保密，不委托任何人代筆，并由曹寅的親信家仆作為信件傳遞者。曹寅對康熙的報告内容包羅萬象，包括官員的動态，商品價格波動，社會輿論走向，甚至是各種謠言。除了為皇帝供給織物，曹寅也負責為皇室采購各種稀有商品，如西洋商品，制作樂器使用的絲竹等。
但江甯織造的賬目核算卻非常混亂，皇室不負責給江甯織造固定撥款，而是從地方稅務中分撥，如地方政府的捐贈，運河的通行稅，同時，也從一些商業途徑擷取利潤，如銅等貴金屬買賣等，甚至通過高利貸盈利。出于信任，康熙皇帝甚至将兩淮巡鹽禦史這一存在巨大腐敗風險的職務直接交由織造兼任。由于這一職務涉及重大利益，通常一年一換，并且很少重複擔任，而曹寅與其内兄李煦（同樣身為正白旗包衣，長期擔任蘇州織造）兩人輪替擔任這一職務長達十餘年，獲得了巨大利益。曹寅和李煦由此可以直接挪用鹽稅作為織造開銷，盈餘則中飽私囊成為個人财産。
曹寅在江甯織造任上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成為康熙在江南地區最信任的奴仆，康熙六次南巡，四次在曹寅府中居住，可見其關系之親密。康熙皇帝也經常關心曹寅的個人健康及家庭狀況，在曹寅病重、病危時多次予以關切并贈予藥物，甚至親自注明藥物用法用量。這與曹寅的個人經營能力和對皇帝心思的揣摩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而到他的下一代，當個人能力明顯不符合康熙皇帝的期望時，其家族就立刻走向衰退。
曹寅擔任江甯織造長達20年，與其父一樣死在江甯織造任上。為表示對曹寅的優待，康熙皇帝即命曹寅之子曹颙擔任這一職務。然而曹颙在擔任江甯織造僅3年後便死在任上，此時曹寅已無成年男性繼承人，康熙皇帝欽命曹颙族弟曹頫成為曹寅的嗣子，并接任江甯織造職務。然而曹頫的個人能力與曹寅相去甚遠，逐漸失去康熙的信任，到雍正即位後，即因其造成的大量虧空而獲罪，去職抄家。
曹寅家族的盛衰榮寵是清初包衣階層的縮影。政權不穩之時，皇族依賴兼具滿漢身份的包衣為其提供消息來源，同時不激起漢族反抗，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包衣家族，憑借對重要稅收來源的把控，這些包衣家族累計了巨量資産，一般官僚家族的财富難以望其項背。政權穩固後，高層官員，包括重要的監察職務便能夠向滿人貴族過渡，而包衣階層的曆史使命随之結束，走向衰落。僅憑皇帝一聲令下，再龐大的家業也會頃刻化為烏有。
據推測，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曹颙的兒子，通過對曹寅家族的了解，我們也更能體會曹雪芹在家族衰落以後的巨大落差，紅樓夢中描述的種種，應是清代最鼎盛家族的樣本，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