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個故鄉楊家村

我所說的楊家村位于西安市環城東路，朝陽門外，西安供電局的背後。改革開放後，楊家成為典型的城中村。幾乎所有的院子都變成了“一線天”，房子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摞在一起，鴿子籠似地。居民來自全國各地，操天南地北的口音。竟很少聽到道地的西安話了。如今的楊家村的整體拆遷令已下達數年，村子拆的七零八落，住戶早就遷完了。但新項目好像還沒有頭緒。

當年這裡可是典型地關中農村。我從1957年到1961年大約在那裡住了三四年。那是我的少年時代。

楊家村隻有一條街，端南正北，但是是一條死巷子，從南頭進村，右側住的多半是楊姓，左側住的大部分是劉姓，頂頭是楊家村國小。也就是數十戶人家。是以，凡進村的人，都是住戶或住戶的客人及國小校的學生。少有路人。

我家最初搬來的時候村裡還不通電，也沒有自來水。我們租住路西劉家的房，一間十多平米的小屋，月租5元。這價格在當時十分昂貴。如果是租住公房，同等面積絕對不超過一進制錢。但是公房（房地局的房）一般人是租不到的。不過房東對房客非常友好，稱房客為他們家的“客”，如果你在外面和誰發生了什麼糾紛，房東聽見了會立馬趕過去，勸解說，這是我屋的客，有啥事擔待點兒。絕對沒有欺生的現象。那時候我家點的煤油燈是用墨水瓶做的。房東家用的是罩子燈，就是燈芯可以撚大或撚小，還有一個肚大兩頭窄的圓形玻璃罩子。亮度好，不易被風吹滅，也美觀。我很羨慕。後來我家終于也購置了一個。了卻了我的心願。村裡沒有自來水，吃水要到現在的朝陽門外，環城路東側的一個公用水龍頭處。房東家有勾擔和水桶，可以借用。我去挑水時，因為個子小，挑不起勾擔，就把兩頭的鐵鈎繞過扁擔，兩個鈎朝相反的方向繞，可以保持平衡。我每次挑半桶水，路上要歇幾次才能到家。那時把吃的水叫甜水。既然有甜水，當然就有苦水了。村裡幾乎家家有井，井上有辘轳，打水很友善，但是水是苦水，不是真的味苦，是鹹澀。不能飲用。隻能用來洗衣服或是灑地。

楊家村幾乎家家都有前後院。我們的後院和供電局的禮堂僅一牆之隔。但是你想進到禮堂，卻要走出楊家村，繞道環城路，從大門進去，再左拐右轉地走好久才到。每到周六晚上禮堂都舉辦舞會，站在後院，音樂聲缭繞耳邊，喧鬧聲也依稀可辯。雖然近在咫尺，我卻覺得供電局和我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那時楊家村的農民還是以種莊稼為生。出租房屋的不多。也就是說村裡的“客”不多，總共有多少戶是個人就能數得過來。後來城區不斷擴充，楊家村的地便随之減少，所種之地離家越來越遠。不過他們下地幹活的狀态讓我非常羨慕。因為路遠，要坐馬車去，一夥人說說笑笑地不緊不慢地提着熱水瓶，拿着茶杯，帶着小馬紮，挎個小籃籃，你推我搡地上了車，太陽已經半杆子高了。更可笑地是幹活的器具，鋤柄有一尺多長，小鋤頭沒有手巴掌大。原來她們是坐在小馬紮上鋤草的。想到在老家看到的鋤頭，立起來絕對比一個大漢高。十來歲的小孩子根本扛不起來。相比之下，這裡下地幹活在我看來比較輕松，接近于玩。不等太陽落山，下地的人就回來了。小籃籃裡裝着或苜蓿或芨芨菜等野菜，也或許是栽種的青菜豆角蕃茄。好心的房東常常分給我們一些。據我的伯父講，（他是三十年代初來陝），那時候這裡的農民才舒服呢，根本不用耕作，到時候把麥種朝地裡一撒，來年之等收割了。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否真實。可是關中的土地肥沃莊稼長勢好是事實。

我們住到楊家村不久，就有了電燈，還在村子中段接了自來水龍頭。全村的人用這一個水管，并不擁擠。可見那時人口不多。村裡有兩個小商店。一個在村内，南口的路西。店面連着住室，僅開了一個視窗。賣的多半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售價都是以分計。村口外面路東的那一家鋪面比較大，有玻璃櫃台，商品為油鹽醬醋一類的日常生活用品，兼賣作業本等文化用品。當時村裡許多人家都從事一種兼職的手工勞作，就是糊火柴盒。因為離中南火柴廠很近，村裡有一位老先生成為廠方代理，人們到他那裡去領原材料，糊好了以後，再送到他那裡，經他驗收交貨。一月結一次賬。那時幾乎所有院子裡的牆根下都晾着火柴盒的成品半成品。因為糊好的火柴盒最忌暴曬，怕起皺，要陰幹才好。這個活給當時的普通收入家庭幫了大忙。我的一位同學，她和姐姐母親三人全憑糊火柴盒為生。姐妹倆放了學，就急忙幫媽糊火柴盒。糊得又快又好。他們家的産品那位收貨的老先生從不檢驗，成為少有地免檢産品。勞作并沒有影響姐妹倆的學習成績，她們都是好學生，都讀了高中。要不是文革，她們很有可能讀大學。

1961年下半年我家搬離了楊家村。數十年過去了，在我心裡，那裡是我不是故鄉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