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北魏的滅亡是從六鎮起義開始的，那北魏的衰弱便是從宣武帝元恪開始的。正是由于宣武帝重用國舅高肇，縱容其把持朝政，誅殺宗王，才拉開了北魏門閥士族内鬥的序幕，激化了朝廷和六鎮的沖突，導緻國家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對于高肇利用自己信任把持朝政和誅殺宗王，元恪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但沒有制止，還縱容其所為，甚至為高肇把持朝政大開綠燈，使朝廷内部的沖突到了不可控的地步。他的去世使這個沖突集體爆發，于是引發了一系列朝政動蕩。那麼問題來了，元恪明知縱容高肇于國有害，那他為何還要這麼做呢？
從北魏曆史來看，元恪這麼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卻選擇了錯誤的方法。從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後，便拉開了漢化改革的序幕。這次漢化改革使得北魏國力發展到巅峰，再次壓過了南朝，史稱“孝文中興”。可是拓跋宏的漢化改革存在很大的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對漢族文化的全盤吸收。
這種做法雖然幫助鮮卑族和其它北方少數民族快速地融入了漢族，學習了漢族先進的生産技術，讓國力突飛猛進，但也吸收了不少漢族文化中的糟粕，為國家發展埋下隐患。其中自魏晉以來漢族士大夫集團建立的門閥政治制度，便是漢族文化糟粕中影響力最大的，也是對國家危害最大的。
前文講過門閥政治制度的危害，及其造成魏晉南北朝四百餘年時間内短命王朝頻出的原因，這裡不再贅述。這種危害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行漢化改革時也被繼承了下來，并深深地刻在了改革後的北魏制度當中。拓跋宏時期建立了北魏的門閥制度，将鮮卑族八大姓氏和漢族四大姓氏作為頂級門閥，下面的各級門閥依次排列，享有不同的政治特權。如此一來門閥之間的鬥争無法避免，而鬥争的擴大化直接影響到皇權對國家的統治。元恪即位後，門閥勢力在朝廷處于壟斷地位，為了強化皇權和加強中央集權，他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當時的門閥勢力中，以元禧等宗王為代表的顧命大臣勢力最大，下面便是鮮卑門閥和漢族門閥的勢力。這樣的勢力結成聯盟，把持了朝政和國家資源，使得剛登基的元恪無法親政，皇帝之位徒有虛名。是以他采取了奪回皇權的措施，一方面是聯合皇族以外的鮮卑族門閥，另一方面是在漢族門閥中尋求支援。在這個過程中鮮卑族門閥的代表便是八大家族中的于氏，其中被重用的便是禁軍統領于烈和于忠父子，而漢族門閥的代表則是外戚高肇。元恪對高肇的信任還超過了于烈父子，将其作為除掉皇族宗王勢力的重要幫手。
高肇嚴格說來并不是中原門閥士族，但由于是外戚的緣故，而得到元恪毫無保留的信任。高肇其實是高麗人，據說祖上是渤海高氏的高顧，為了躲避魏晉時期的戰亂才逃到高麗，成為了高麗高氏的代表。現代有學者考據出，高麗高氏和渤海高氏并非一家，是以高肇其實是冒充了渤海高氏的名聲才進入了北魏門閥士族圈子。渤海高氏在中國曆史上名聲很響，雖然不在北魏四大漢族門閥之内，但也有着天下高氏出渤海的說法，地位非常顯赫。因為這個原因，拓跋宏便娶了高肇之妹高照容為妃，生下了次子元恪。
是以從私人關系上講，高肇是元恪的舅舅，受到了元恪的信任。可是從曆史材料來看，元恪縱容的高肇的原因遠不止此，他有着更深層次的考慮。元恪信任高肇的基礎基于舅父之家的親密，這與他的母親高照容早逝的原因是密不可分。由于元恪不是拓跋宏唯一的皇太子，是以在當太子之前于高麗高氏是走得很近的，這使得兩家關系極好。在嫡長子元恂因反對漢化和引發叛亂被拓跋宏廢殺之後，元恪才以次子的身份成為皇太子。可是他不像元恂有着鮮卑保守就貴族的支援，也不像元禧等宗王與門閥士族走得很近，是以政治上隻能依靠高氏。
即位後，元恪面臨宗王勢力和門閥士族聯合把持朝政的困局，隻能選擇從低層次門閥打開缺口。他選擇的于烈父子在鮮卑族八大家族中并不是上等家族，勢力上比較受到排擠。高肇所在的高麗高氏明面上雖然與渤海高氏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但實際上大家都不承認，在漢族門閥圈中也是被歧視的狀态。這兩個家族在宗王勢力把持朝政的背景下撈不到政治利益，便先後投入到元恪的陣營，這為元恪打擊宗王勢力和奪回皇權奠定了基礎。可以說他們在元恪親政的過程中立下大功，是以成為元恪執政的股肱之臣。
除了家族勢力上與鮮卑和漢族的上等門閥對立以外，高肇受到元恪寵信的還有個原因便是來自于高麗。高麗不是中原王朝的傳統的勢力範圍，被認為是蠻夷之地。雖然高麗高氏給家族貼上了渤海高氏分支的标簽，但在門閥圈子中人家還是把他們當作蠻夷來對待。這種排斥和打壓讓這個家族生存非常困難，不得不依靠皇權才能在洛陽站住腳跟。而高肇家族在中原又沒有廣泛聯姻的基礎，與别的門閥家族來往很少，是以政治結構比較單純。元恪重用高肇，既可以打擊鮮卑和漢族門閥勢力，也不用擔心高肇與别的門閥家族結黨營私。
為了強化高麗高氏的影響力，元恪縱容高肇逼死了來自于氏的皇後，改立高肇的侄女高英為皇後。這使得高麗高氏在朝廷中獨樹一幟，勢力上力壓各大門閥家族。有了高麗高氏的幫助，反對的宗王勢力都被清除，元詳等主要宗王還給構陷罪名并處死。元恪通過這一系列手段打壓了宗王勢力、鮮卑和漢族門閥士族，從中奪回了北魏的皇權。史書上常常以高肇為權臣奸臣，實際上高肇是元恪的工具人。高肇把持朝政，打壓冤殺宗王等事情，都是在元恪的指使下完成的。元恪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自然會對高肇進行無限制的縱容。
元恪的這種操作暫時穩定了北魏的朝政局面，卻也為國家埋下大患。他活着的時候宗王勢力和門閥士族不敢挑戰皇權，自然無法反抗高肇把持朝政的行為。可是元恪去世後，高肇以高麗高氏的薄弱勢力根本無法與宗王、中原門閥對抗，這成為國家内亂的直接原因。高麗高氏雖然在元恪執政時期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但這個家族畢竟是外來戶，在中原根基很淺，這是其緻命缺陷所在。沒有了皇權的支援，别說和宗王勢力鬥，随便一個中原門閥都能滅了他們。從這個角度看，元恪的中央集權是極不穩定的，天生就無法長期統治國家。
一旦高氏被滅，那為了搶奪高氏的地位，各大門閥家族自然大打出手，這就使得國家内亂的風險加劇。正是因為出現這樣的情況，北魏在元恪去世後迅速陷入亂局之中，混亂的朝政根本無法控制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再爆發六鎮起義，這對國家的傷害就更大了，也讓北魏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綜上所述，元恪縱容高肇奪取皇權的操作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讓高肇去把持朝政，甚至去統領鮮卑和漢族的門閥士族是大錯特錯的。高肇既沒有這個能力，高麗高氏也沒有相比對的資源和威望。他們掌控政權隻能成為各大家族争相哄搶的目标，也會成為國家動亂之源，讓北魏走上滅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