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是1949年7月中國美術家協會（原稱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成立以來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女性主席，很多人自然而然地用女性藝術家來評價何香凝，表面上這是當然的。但是，我堅持認為“女性”并不是何香凝先生的藝術标簽，她藝術創作的核心敏感因素是革命家。民主革命家的理想抱負、初心使命、奉獻犧牲精神決定了她的人生格局和境界追求，她把社會主體的“匹夫之責”融于靈魂，以女性之身而又超越性别界限，在做人、做事、藝術創作中展現出獨特的精神風骨、文化修養和藝術風格，走向了大寫的“人”的共性特征，而成就了何香凝先生20世紀偉大女性的名諱。
她身為女性，出生于封建時代的富裕家庭卻不信“女子無才便是德”那一套，自小酷愛讀書、知書達禮，追求獨立人格。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後，她“夫人學婢子”“亦樂之不疲”，全情投入，顯現出向死而生的革命氣概。為了革命需要學習藝術後，不僅把藝術變成了真正的革命武器，還發展為自己的謀生手段和興趣愛好，藝術自然而然地成為她在艱難困苦中抵禦“國仇家恨”“詩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園。她關心、體恤中國婦女“牛馬不如”的現實狀況，總是盡力為改善她們的處境奔走，鼓勵婦女“邁出大門”承擔社會責任、創造社會價值、提高自立意識和能力。她以“先知先覺”的新女性成為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和領袖。
1909年，廖仲恺、何香凝攜女兒廖夢醒（前右一）、兒子廖承志（前左二）赴東京留學
她身為人妻，19歲與廖仲恺結下“天足緣”，以秀外慧中得到丈夫的愛護與尊重，不僅在詩文、繪畫學習上得到丈夫指導，還對社會政治狀況有所了解，原來大門不出的何家“九小姐”在成為廖家“少奶奶”後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國家民族意識。她為丈夫的遠大理想抱負、有所作為的内在品質而傾心，“先結婚後戀愛”，婚姻生活“過得很好”。在丈夫需要時，她傾其所有全力支援，甚至沖破傳統偏見拿出私蓄、變賣嫁妝珠玉助丈夫東渡日本留學、探索救國真理，雙雙“故國經年别，求學走他邦”，一起結識孫中山、走上追随孫中山的民主革命道路。她由孫中山親自介紹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信任和倚重的同志。她與丈夫并肩攜手，分擔丈夫的責任和煩惱，成了著名的革命伴侶。在正值盛年的丈夫犧牲後，她毅然決然地接過他的“未竟偉業”，更加努力工作，為紀念丈夫、懷抱教育救國的理想，發起創辦“仲恺農工學校”，幾十年克服千難萬險繼續革命。何香凝是丈夫心目中的“女中豪”。
展覽現場
她身為人母，言傳身教、關愛兒女、百般呵護其周全，把一雙兒女培養成了“熱忱的革命者”，廖承志、廖夢醒在白色恐怖最盛行的年代，毅然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民族危亡、國難當頭時，她“訓子殺敵”，勉勵兒子“努力奮鬥禦敵”，其愛國之情令人感佩，“有母性如此，中國不可亡也”！廖承志幾度身陷囹圄仍初心不改，在獄中寫給母親、妻子、周恩來的幾封信中，都表示敵人逼迫他投降，必要時将甯死不辱沒光榮的傳統。女婿李少石最終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明明高官厚祿唾手可得，卻為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何香凝是一位堅強的“革命母親”。
總之，借用作家冰心的說法，何香凝正是給這個世界呈現了“五分的美麗、六分的溫柔、七分的愛和八分的堅強”的女人。
何香凝信念堅定的精神風骨和不斷奮鬥奉獻的革命家氣質，來自于她對民族、人民命運的關切。她以實作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抱負為己任，站在愛國救民這樣的“至高點”上，決定了她的人生格局和生命寬度。她革命近七十年，始終堅守信念，聽從内心的召喚，在不斷出發中實作自我超越、與時俱進、獲得新生，即使新中國成立時已過古稀之年仍不知老之将至，以旺盛的生命力愉快地投身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進行藝術創作，勤奮工作，為建設新中國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毛澤東主席曾贊歎她“十年不見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則年青，這是大家覺得的”。鄧穎超對她的革命生涯有精辟的概括：“一個閃耀着愛國與革命的光輝名字，每一提到她、想到她，就引起我深切的緬懷和崇高的敬意。她的名字和她的一生，就同從舊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抗戰時期田漢在《救亡日報》撰文評價兩位偉大女性何香凝和宋慶齡時這樣說：“廖夫人何香凝女士與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在巨星隕落之後，仍不墜其萬丈之光芒，于愛國救亡及一切為自由與光明而戰鬥之舉，兩夫人常為其最忠誠熱心之贊助者，推動振勵，不遺餘力，亦不知老之将至，真女中之瑞也。”盛贊她們“皎然如寒夜雙星，以其艱苦卓絕之精神，從事于民族解放鬥争，為我新中國之曆史，揮灑其光輝無限之筆者”。她身上有種常青的力量融入了她的人格，是有穿透力的思想和情懷，清晰而深刻，具有鑿穿時代隔膜的能量和時代價值，如今依然鮮活。
總之，何香凝是一位大寫的“人”，她“立德立功立言”。用通俗話說，長得漂亮是幸運，活得漂亮是本事。
上海婦女抗敵後援會的緊張工作，何香凝主持會務
因為信念，她堅強以對。身處風雨如晦、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淩的舊時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舊中國，何香凝與丈夫攜手走上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的革命道路時，就意味着要奮鬥、奉獻、犧牲，她十厘清楚，但，毫不畏懼，堅信一往無前、堅守理想，“前者犧牲後者繼，今朝死了再胚胎”，革命定有成功之日。正如孫中山所說“……一敗再敗，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是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将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她在青年時代就勉勵丈夫“勸君莫惜頭顱貴，留取中華史上名”，丈夫在她眼前中槍倒地使她頓感天地失去了顔色，他的犧牲使她心如刀絞、悲痛萬分，但她仍然保持着革命者的理性與清醒，所憂慮的還是黨的事業和革命的前途，她說：“吾人做革命事業，生死本置諸度外。今廖先生被人狙擊逝世，吾家屬損失猶小，所難堪者吾黨矣！”她把對丈夫的深情思念寫成“哀思惟奮酬君願，報國何時盡此心”的詩句，表示“苟利于國，則吾舉家以殉亦所不惜”！因為廖先生拼上性命去實作的目标——求民族解放，是值得的！她說：“我流着感動興奮的熱淚，我好像望見了革命勝利的前途”，慶幸于“廖先生的赤血，已變作了革命的火花”……
面對孫中山革命路線的背叛者，她與之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何香凝一生堅持真理，堅持與人民站在一起。孫中山逝世、廖仲恺犧牲後，面對先後背叛三大政策的蔣介石、汪精衛等，反複與他們講堅持孫中山革命路線對于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鬥争勝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責罵他們。但無論是責罵蔣介石，還是看到汪精衛陽奉陰違又“勃然把武漢當局責罵了一頓”，都是意圖導正他們，回到孫中山的革命路線上來。可惜，最終他們還是“聽不進”“無效”，自己“唇焦舌爛，不下數十餘次。可惜功效甚微，他們未有采納過半句。” 她斷定這樣蔣、汪之流“将來一定要失敗”。她自己決定辭職，主動放棄别人豔羨的名利、地位，在政治上“退隐”，卻以“民十三年黨員”和國民資格繼續“進擊”，為了堅守理想，為了堅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的革命政策，她說：“我雖老病，雖然屢次力辭此爛羊頭的中委，但不自甘暴棄，将誓以國民一分子資格，以最後的生命之力、之血，與我革命群眾與青年，為民族國家前途而犧牲。”嚴正聲明自己的立場：“你們這樣反蘇反共，我要辭去國民黨内一切的職務，我要繼續與共産黨、蘇聯人來往，國民黨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總理的遺言，蔣介石也無權制裁我……”
在漫長的黑暗歲月裡，無論她身在上海，還是在巴黎，或者是别的地方，無論是汪精衛改組派、還是蔣介石黃埔系，屢屢派人來請她加入他們的集團，衆多國民黨老友也不時勸說她到南京去，她不為所動，往往以“革命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不參加，你們淘汰我好了”予以拒絕。因為，“你們這些主張，外無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内無農工大衆的支援，是行不通的。我不參加了，我不願開你們的會，你們淘汰我好了。”現實磨難試圖馴服她，她卻總是智慧地與之周旋，她視名利為身外之物，淡泊以對，實際上卻一直活躍在各種革命鬥争舞台上，坐言起行，以至經年别離的廖承志，三十年代常常依靠新聞報道就可以了解到母親的行程、活動狀況。她一直“忘我”地堅持下去、抗争到底……她說：“我身患重病，兼以精神受大打擊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我決不自甘暴棄，仍奮力支援下去，與蔣匪反動派作鬥争，繼續不息。”
總之，何香凝以“革命者為革命犧牲是他的夙願”的透徹與堅定，把信念解讀為堅守、不能退讓的笃定堅持，就無須時時處處裝成彬彬有禮的爛好人了，該慈愛時慈愛，該責罵時從來都不忍着，她有着剛直、率性、正氣、真誠、坦蕩的精神風骨。
面對中國婦女“牛馬不如”的處境，她痛心疾首又充滿憐惜，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何香凝把對中國婦女處境現狀的了解、了解和同情之心，把對民主革命前途的憂慮，轉化為幫助婦女解放、推進反帝反封建革命程序實實在在的行動。
她1903年發表的處女作《敬告我同胞姊妹》一文，就指出婦女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的觀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女子應與男子一起擔負責任，婦女解放也意味着社會的真正文明與健全，她對女同胞“猶墨守無才是德之謬說”甚是不滿，強調女人也是人啊，她質問道：“然與男子同視聽、同官骸之女子獨非人類乎？然則天下興亡，吾二萬萬同胞安能漠視哉！覆巢之上，甯有幸乎？”“籲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數千年之黑暗地獄，共謀社會之幸福，以光複我古國之聲名。”她反複強調“國民革命是婦女的唯一生路”這個基本觀點，說：“婦女界應該大家起來，共同奮鬥，為救危難之祖國，相信中國民族一定複興，成為一個世界上健全國家”，占同胞半數之婦女“關系于民族存亡之大，不亞于其他諸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後，她第一時間組建“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動員婦女“和男子們共同負起平等的責任”，以求國家獨立平等、人民恢複自由：“本人敢代表婦女慰勞會及全國婦女界，向華僑諸公緻謝之外，并盼繼續努力，使國家得到獨立與平等，使人民恢複自由。”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蘇》1903年第4期
何香凝《國民革命是婦女唯一的生路》，《人民周刊》1926年第3期
幾千年受封建禮教束縛和被奴役的中國婦女，“……肚子裡懷了八九月的胎，背上掮着小孩子，還在田間作工，或者推車挑東西”，她常常為中國勞動婦女這種“牛馬不如”的“慘苦”狀況而痛心疾首，因為任誰也從來沒有見過牛懷了胎，還要背着小牛耕田的情形，是以說中國婦女處境“牛馬不如”。要實作婦女解放，自身要努力，在戰鬥中學習，在投身社會活動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各種能力，何香凝教導說：“在婦女本身，應該學會生活技能，習于吃苦耐勞，要過問國家社會的事，也不要把個人的事交給别人來管。而國家對于婦女呢，應以男女平等為原則，使婦女和男子一樣受同等的教育。使他們養成充分有從事社會活動和各種職業的能力。硬把婦女困在廚房或關在家庭裡，在我國幾十年前已經不行了——我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中國革命無一役沒有女子參加的。然而到現在，尚不能獲得真正平等的待遇，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希望将來參加國民大會制憲的人，萬萬不要再忽略全體女同胞所應得的利益——詳訂男女一律平等的條文！我們當着解救國難的生死關頭，不該使整個民族老是半身不遂的！”後來，何香凝還有幸成為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為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貢獻自己的智慧，她為《憲法》中“充分表現了我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而由衷地高興。
總之 ，何香凝是把上司勞動婦女成長成才貢獻于社會和民族解放事業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又是緊密結合時代課題投身近代婦女運動的實幹家。
何香凝緻廖夢醒信件，廖仲恺何香凝紀念館藏
君子有所不為有所為，尼采說過無需時刻保持敏感，遲鈍有時即為美德，甚至“無動于衷”成了何香凝抵抗命運擊打的最好武器。她憂思民族前途和人民命運，凝視自己的内心，保持對現實險惡的達觀，因為除了信念堅定、相信“力可回天尚有人”，“生死不顧之後無所畏懼”外，她幸運地擁有藝術。她沉湎于藝術世界，既表達了她的愛恨情愁，又升華了她的痛苦與磨難，還實作了她的特立獨行，“我隻借賣畫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獨向天涯尋畫本，不知人世幾升沉”，“河山不複頭甯斷，逆水行舟勇向前”，“但得軍民同禦敵，爛船飄泊也風流”……她常常“以畫畫讀書度日”，“以寫畫自遣”，“以讀書畫畫為樂”，“甯以畫筆栖遲，維持清苦的生活，不願同流合污，作國家民族的罪人”，淡然地強調我“每天隻想在家中繪畫寫字，極少出外參加集會。政治活動，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了，中國未來的前途，責任都落在青年人的雙肩”……
“繪畫是有情緒的線條和色彩”，這“情緒”二字，于何香凝的創作最為突出，就是叙述人性、表達情感，她的畫具有人性之美和情感的真摯。無論是在人們的直覺還是想象之中，何香凝大半生奔走革命，颠沛流離、艱難頓挫，痛失丈夫、兒女經年别離、不斷涉險，人生應該是很苦的。但是，她說過：“我的個人生活，在父母面前，可以做小姐，到了社會可以做勞工。在家庭可以燒飯做菜管理一切瑣事，出了廚房就可以幹起政治活動，山珍海味并不是吃不來的，粗茶淡飯我也一樣過得慣。清靜安閑的歲月我能過，艱難困苦的日子，我也是不怕的。”從她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她品嘗到了最高境界的精神快樂，獅虎的雄強剛健、梅枝的挺拔昂揚、山水的壯闊深幽、雪景的靜穆蕭殺、花鳥的悠然清雅……都有她獨特的人格境界和情懷修養執拗地存在于作品中，成了她獨特的文化符号，“畫品如人品”。又比如線條，中國畫極講究線條之美，黃賓虹自述學畫經曆時就曾強調最重要是“筆筆分明，筆筆都平”，哲學家康德也說過線條比色彩更具審美性質、更能表達人的“情緒”。何香凝筆下動物毛發的細膩、山峰的棱角、梅枝的筆直……特别是她的梅花新枝，線條無論長短，無論向上還是斜出，都一氣呵成，沒有停頓，挺拔昂揚，情緒飽滿，展現出線條之美和力。
總之，生活中遭遇的各種好萬種難，何香凝都當成了豐富人生的養分，成就了她的美德和精神氣質。她用一生诠釋了這個道理，一個人立足于堅守信仰、不懈奮鬥，盡了最大努力去争取改善現狀、朝着目标接近，帶來精神笃定與富足，就是一種成功。
（作者蔡瑞燕系廖仲恺何香凝紀念館館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