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32年4月20日，紅1軍團攻克漳州。上午8時，大批紅軍排着整齊的隊伍入城。有的團還将司号員集中起來，一邊在隊伍前面先進，一邊鳴号以壯我軍威。主席身穿紅軍服，頭戴一頂草帽，騎着一匹黃馬，也随隊伍入城。第二天，主席即在城中主持召開了紅1軍團師長、師政委以上幹部會議，讨論下一步工作。
會議決定，紅15軍在南靖至天寶一線，紅3、紅4軍在漳州附近大力收集戰利品，搜查敵人，重點搜查敵人的機關、住所和地主豪紳的住宅，同時分發谷物給貧苦百姓，擴大紅軍影響，并向地主豪紳籌款。主席特别強調，各部隊一定要嚴格執行入城紀律，不許拿非公用品，不許随意打破東西，同時還必須做好随時打擊援閩粵軍的準備。
當時的漳州是福建第二大城市，是十年土地革命期間，紅軍攻下的為數不多的中等以上城市之一。這一次，紅軍進入漳州城，對部隊的入城紀律、政策都是個考驗。紅軍在漳州城中執行紀律的好壞，其影響的輻射範圍将遠超閩南一隅。
有鑒于此，紅軍在漳州的入城紀律都是由主席親自主持會議拟定的。此前，他曾于1930年親自指揮紅軍攻克吉安，并制訂了一些入城紀律和政策。這次攻下漳州，主席根據在吉安取得的經驗，結合漳州地區的具體情況，又作了進一步的調整充實和細化。他特别強調，紅軍進漳州後可以打土豪，可以沒收敵産，但對一般的工商業則要加以保護，要讓大小商店照常營業，紅軍隻是通過商會向他們籌款。
當時，入城的紅軍除了宣傳隊可以上街，調查敵産的工作隊和秩序市面秩序的巡邏隊能出動外，其他部隊都集中在指定地區休整待命。城外的部隊未拿到軍團首長簽名的許可證，也一律不許進城，以盡可能降低對城中百姓生活的幹擾。
當時，著名南洋僑領陳嘉庚先生出資，在漳州開了一家鋪面較大的商店。紅軍按政策，通過商會向這家商店派了款。不過該店負責人聯系不上陳嘉庚先生，自己不敢做主，于是逾期未交款。結果紅軍工作隊派人進入商店，取走了總價相當于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部隊用得上的物資，而且給店方開具了收條，仍讓其繼續營業。
全面抗戰期間，陳嘉庚先生造訪延安，與主席促膝談心時，還特意提及這件陳年往事。陳嘉庚先生說：“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這要是換成其它舊軍隊，進店席卷一空那還是輕的，搞不好還會砸店示威，綁架店員勒索贖金。後來我知道此事，從此便不相信别人對紅軍的說三道四了。”
當然，雖然紅軍嚴格執行紀律是主流，但萬事不可能盡善盡美。當時，沒入城的紅3軍在漳浦一帶發動群衆打土豪、擴紅、籌糧籌款、做群衆工作時，對相關政策把握得不是很到位。對一些拒不交糧交款的老财，有些性急的紅軍指戰員便直接綁了拷打。這些問題反映到林彪那裡，林彪沒吭氣，實際上就是默許和縱容的态度。身為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在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步，與林彪大吵了一架，堅決主張糾偏。自知不占理的林彪在此問題上，沒再固執己見，紅3軍被聶榮臻批評教育後及時整改，糾正了隻顧籌錢而不講政策的錯誤傾向。
除此之外，紅軍指戰員大都來自贛、湘、閩三省較為偏遠的農村地區，因見識不多，也有人無意間觸犯紀律。漳州商業較為發達，僑眷很多，人們的衣着比内地要闊氣得多。結果剛入城那會兒，有些紅軍指戰員見到穿毛料西裝的，穿綢緞長袍的，拿着文明棍的，甚至戴眼鏡的，都認為他們是逃入城中的土豪，于是見一個逮一個。主席聞訊，立即訓示部隊詳加清查，将誤捉的人全部釋放，并誠摯地給對方賠禮道歉，進而避免造成壞的影響。
漳州解放，紅軍上下都興高采烈，但主席卻清醒地認識到，這一帶隻能算是我們剛開辟的新區。紅軍畢竟力量有限，要想長久地占領這麼重要的城市是不大可能的，是以他規定在這個新區的工作方針是“公開宣傳，秘密組織”。隻在原先有一定遊擊武裝基礎的地區開展武裝鬥争，即“以尤溪為中心，向南靖、雲霄、平和、漳湧等五縣擴大遊擊戰争，創造地方紅軍，建立小蘇區”。而在漳州，則隻對貧苦百姓分發谷物，不公開建立組織，不分土地。
雖說紅軍在漳州沒像在蘇區那樣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但他們通過廣泛宣傳政策，發動群衆打土豪，廢除苛捐雜稅，開糧倉救濟貧苦百姓，依然得到了廣大群衆的熱烈擁護和支援。在短短1個多月時間裡，有大批群衆報名參加紅軍，甚至有7位南山寺的和尚也在紅軍的感召下，毅然脫去袈裟，還俗加入紅軍。除了正規紅軍，紅軍還在當地組織起450餘人的遊擊隊。漳州的勞工中，有3000餘人加入了秘密工會和地下組織。
事後統計，紅軍在此一地即籌款100餘萬元，還得到了大量的布匹、糧食和食鹽。這些蘇區急需的物資和錢款，絕大多數都運回了長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蘇區的困難。
5月28日，紅1軍團和紅5軍團奉令回師贛南，與紅3軍團會合。漳州群衆冒着綿綿細雨夾道歡送，向着結下深厚情誼的紅軍指戰員呼喊：“你們可要快些回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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