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32年4月20日，红1军团攻克漳州。上午8时，大批红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城。有的团还将司号员集中起来，一边在队伍前面先进，一边鸣号以壮我军威。主席身穿红军服，头戴一顶草帽，骑着一匹黄马，也随队伍入城。第二天，主席即在城中主持召开了红1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
会议决定，红15军在南靖至天宝一线，红3、红4军在漳州附近大力收集战利品，搜查敌人，重点搜查敌人的机关、住所和地主豪绅的住宅，同时分发谷物给贫苦百姓，扩大红军影响，并向地主豪绅筹款。主席特别强调，各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随意打破东西，同时还必须做好随时打击援闽粤军的准备。
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第二大城市，是十年土地革命期间，红军攻下的为数不多的中等以上城市之一。这一次，红军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都是个考验。红军在漳州城中执行纪律的好坏，其影响的辐射范围将远超闽南一隅。
有鉴于此，红军在漳州的入城纪律都是由主席亲自主持会议拟定的。此前，他曾于1930年亲自指挥红军攻克吉安，并制订了一些入城纪律和政策。这次攻下漳州，主席根据在吉安取得的经验，结合漳州地区的具体情况，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充实和细化。他特别强调，红军进漳州后可以打土豪，可以没收敌产，但对一般的工商业则要加以保护，要让大小商店照常营业，红军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
当时，入城的红军除了宣传队可以上街，调查敌产的工作队和秩序市面秩序的巡逻队能出动外，其他部队都集中在指定地区休整待命。城外的部队未拿到军团首长签名的许可证，也一律不许进城，以尽可能降低对城中百姓生活的干扰。
当时，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在漳州开了一家铺面较大的商店。红军按政策，通过商会向这家商店派了款。不过该店负责人联系不上陈嘉庚先生，自己不敢做主，于是逾期未交款。结果红军工作队派人进入商店，取走了总价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部队用得上的物资，而且给店方开具了收条，仍让其继续营业。
全面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造访延安，与主席促膝谈心时，还特意提及这件陈年往事。陈嘉庚先生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这要是换成其它旧军队，进店席卷一空那还是轻的，搞不好还会砸店示威，绑架店员勒索赎金。后来我知道此事，从此便不相信别人对红军的说三道四了。”
当然，虽然红军严格执行纪律是主流，但万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当时，没入城的红3军在漳浦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时，对相关政策把握得不是很到位。对一些拒不交粮交款的老财，有些性急的红军指战员便直接绑了拷打。这些问题反映到林彪那里，林彪没吭气，实际上就是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身为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与林彪大吵了一架，坚决主张纠偏。自知不占理的林彪在此问题上，没再固执己见，红3军被聂荣臻批评教育后及时整改，纠正了只顾筹钱而不讲政策的错误倾向。
除此之外，红军指战员大都来自赣、湘、闽三省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因见识不多，也有人无意间触犯纪律。漳州商业较为发达，侨眷很多，人们的衣着比内地要阔气得多。结果刚入城那会儿，有些红军指战员见到穿毛料西装的，穿绸缎长袍的，拿着文明棍的，甚至戴眼镜的，都认为他们是逃入城中的土豪，于是见一个逮一个。主席闻讯，立即指示部队详加清查，将误捉的人全部释放，并诚挚地给对方赔礼道歉，从而避免造成坏的影响。
漳州解放，红军上下都兴高采烈，但主席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带只能算是我们刚开辟的新区。红军毕竟力量有限，要想长久地占领这么重要的城市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规定在这个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在原先有一定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尤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涌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地方红军，建立小苏区”。而在漳州，则只对贫苦百姓分发谷物，不公开建立组织，不分土地。
虽说红军在漳州没像在苏区那样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但他们通过广泛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废除苛捐杂税，开粮仓救济贫苦百姓，依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里，有大批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甚至有7位南山寺的和尚也在红军的感召下，毅然脱去袈裟，还俗加入红军。除了正规红军，红军还在当地组织起450余人的游击队。漳州的工人中，有3000余人加入了秘密工会和地下组织。
事后统计，红军在此一地即筹款100余万元，还得到了大量的布匹、粮食和食盐。这些苏区急需的物资和钱款，绝大多数都运回了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苏区的困难。
5月28日，红1军团和红5军团奉令回师赣南，与红3军团会合。漳州群众冒着绵绵细雨夹道欢送，向着结下深厚情谊的红军指战员呼喊：“你们可要快些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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