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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聽慣了刻意歪曲的宣傳,問店主:延安有共産黨大官的産業嗎陳嘉庚回國初衷陳嘉庚的重慶之行陳嘉庚的延安之行中國的希望不在重慶,而在延安

作者:竹昂
陳嘉庚聽慣了刻意歪曲的宣傳,問店主:延安有共産黨大官的産業嗎陳嘉庚回國初衷陳嘉庚的重慶之行陳嘉庚的延安之行中國的希望不在重慶,而在延安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長達6周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讓這個昔日的六朝古都、繁華金陵變成了人間地獄!南京的慘案震驚了整個世界。也打破了國民政府某些人對日和談的幻想,堅定了抗日的決心。

日軍本打算通過對南京屠城來恫吓中國人,瓦解國人抗戰意志和決心,不料全中國人民不僅沒有被日軍的獸行吓倒。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抗日熱情,舉國空前團結,共赴國難。

這件事同樣也激起了遠在南洋各國華僑極大憤慨,雖然他們身在異邦,但他們也心懷祖國安危。他們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以下簡稱難民總會),而著名的愛國商人陳嘉庚被推選為該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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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總會”一邊向世界揭露日軍的殘暴,以獲得南洋各國政府對中國抗日的支援,一邊号召更多的華僑和愛國人士、團體為祖國抗日捐款捐物。僅在1939年一年,“難民總會”就向中國彙款4億多元,從全面抗戰到太平洋戰争爆發4年多的時間裡一共捐款15億元,這些款項都直接彙給了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

1940年3月,為聲援祖國,也為了向世界宣傳中國抗日之決心,陳嘉庚個人及“難民總會”組成“慰勞考察團”。決定回國進行慰問與考察。

回國前陳嘉庚先生對考察團的成員說:“國難當頭,我輩同仁盡量不要擾民。不給祖國增加負擔。衣食舟車,一切從簡”。所有的考察團成員深表了解也做好了吃苦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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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第一站是就是抗戰的大後方也是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1940年3月26日,當南陽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率領的回國慰問團一共五十多人乘飛機抵達重慶珊瑚壩機場後,受到了當地200多個團體上千人的熱烈歡迎。

當他們走下飛機看到如此盛況,心裡很受感動,覺得這一趟來的很值,也看到了國民抗日之決心,可是随後将近兩個月的行程卻讓這次考察與慰問變了味兒!慰問團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了當時重慶最豪華的飯店“嘉陵飯店”。

這裡設施之高雅,物品之齊備比起沒有被戰火波及的國家來也毫不遜色。陳嘉庚無意中得知,這竟是蔣介石的連襟,國民黨要員孔祥熙的私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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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當面問及孔祥熙此事是否屬實,孔祥熙竟大方承認,絲毫沒有愧疚之色。陳嘉庚在他當晚的日記中寫下了他當時錯愕的心情。但這僅僅是個開頭,接下來的情況更讓他瞠目結舌。

陳嘉庚在重慶60多天可謂天天在“忙”,每一天都被不同的政府部門或重要将領、政府官員以不同的名目邀請去赴宴,每天莺歌燕舞,杯觥交錯。一天要趕兩場,迎來送往,讓這位已66歲的老人疲于奔命,大呼“吃不消”,發出了“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感慨。

如果不是日軍的飛機常常飛臨重慶上空,陳嘉庚幾乎認為祖國正處于和平年代呢!看到他們每日的鋪張陳設,陳嘉庚心痛如刀絞,因為他們的每一筆捐款中的每一分錢都是那些千千萬萬個華僑節衣縮食省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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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他們的捐款到了這裡,沒有變成殺敵的子彈,沒有變成戰士們身上禦寒的棉衣,卻以這種方式消耗掉了。這怎能讓他不痛心!忍無可忍的陳嘉庚先生連着三日在中央日報上刊登“罷宴”公告,在公告中他說:“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望政府及群眾實踐節約,切勿消耗物力!”

事後陳嘉庚才知道,為了迎接他的到來,蔣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做好接待工作,一定要讓他“滿意”。按照蔣的訓示,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歡迎委員會”,在抗戰如此吃緊的情況下,列支接待他“專款”,僅設招待宴會一項就8萬塊錢。

而這8萬塊錢能一個滿員的軍級作戰機關(約一萬多人)每人都穿上一件新棉衣。

難道國民政府已經如此“富有”了嗎?可他在街頭巷尾卻常常見到普通百姓面有饑色,衣衫褴褛,甚至有的人為了吃一口飽飯,賣兒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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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還聽說政府對四川農民所征的稅賦竟然已經征到了民國70年,也就是公元1981年;所遇到的每個國民政府的大員言必稱抗日到底,可行動卻萎靡不振,不禁大感荒唐。

有的人每日裡醉生夢死;有的盜賣軍火,借抗日之便利走私緊俏物資,埋頭發着國難财,這一切都令他産生了極大的懷疑,每逢他把心中的這些疑問向有關人士詢問,對方卻顧左右而言,含糊其辭。

這讓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在重慶他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陳嘉庚覺得對不起那些信任他的南洋華僑同胞。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陳嘉庚才把目光看向了遠在西北邊陲的共産黨上司的根據地。

5月底他婉言謝絕了國民政府對他的“善意”勸告,要去看一看共産黨在幹些什麼,于是一路風塵來到了陝西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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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延安以後,他受到了與重慶同樣熱烈的歡迎,中國共産黨上司人毛主席與中共高層全部出面接待了慰問團,他心中又升起了一種失望的感覺,認為共産黨與國民政府會一樣虛于形式。

首先來到下榻的地方,是一孔看起來還算齊整的窯洞,至少窗戶上糊着較新的麻紙。窯内還算幹淨。沒有再被安排住豪華飯店,陳嘉庚的心才有些放下來,至少面子上的節儉還是做到了。

毛主席用自己親手種的菜,為他們一行人設了“招待宴”。就在毛主席住的院子裡,一張小破桌子上面看起來盤子碟子也不少,滿當當擺了一桌子,走近一看,白菜、豆角、洋芋......清一色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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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起來,這好像是共産黨能拿得出手最好的飯菜了,最奢侈的是宴後每人一小碗雞湯。清得幾乎連肉絲也撈不出幾條,但所有的人都喝得很香。席間,毛主席多次為陳嘉庚夾菜,讓他嘗嘗陝北的風味。

兩個月來,陳嘉庚第一次踏踏實實地吃了一頓飯。毛主席告訴他,早在1939年,陝甘甯邊區政府就展開大生産運動,減輕農民負擔,積極自救。延安的黨政軍學各界人士都行動起來,種田的種田,紡線的紡線,人人都有事情做。

這下子讓陳嘉庚驚訝得嘴都合不上了。飯後,毛主席親自陪着他走到田野去看,一派繁忙耕作的景象,毛主席把朱德的菜園還有别的上司的自種田都指給他看。走到毛主席自己的田裡,種得最多的就是紅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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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好意思地說:“我最愛吃辣椒,最近又開出一塊地,準備種一點西紅杮”。當天晚上躺在窯洞中的陳嘉庚又睡不着了,他在想,這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怎麼和蔣介石告訴他的不一樣呢!

當時國内外新聞界聽慣了蔣介石對對中國共産黨和他的部隊的刻意歪曲的宣傳,來到這裡看到的一切都讓陳嘉庚覺得感到好奇和神秘,他決心要在延安多走走、多看看,他一共呆了7天,看得十分仔細,特别是關于經商方面。

他在想,共産黨的上司會不會在延安也有自己的産業呢?延安城外有一條大約百米長的小街,當地老百姓叫做新市,這是延安唯一的商業街,陳嘉庚就和人過去看,這裡倒還興旺,經營的種類也還齊全,想不到還有一家照相館,在這裡就顯得有些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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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試控性問一個店主:“這裡有沒有共産黨大官的産業”。店主很意外地看着他,表示不了解,他說:“共産黨裡沒有什麼大官啊!看起來都很普通。别說有産業,共産黨有些上司的生活水準還不如我們這些做買賣的呢”!

陳嘉庚還是不死心,偷偷向一個從南洋歸國來到延安的女學生,這裡到底有沒有共産黨經營的店鋪,女學生肯定地回答沒有,這裡所有的店鋪都是老百姓自主經營的。

陳嘉庚想起毛主席曾對他說的話,有一次他問毛主席,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什麼樣子。毛主席回答:“上司和老百姓穿得沒有分别,大家都一樣。沒有A錢腐敗,沒有人發國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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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親眼看到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雖然沒有人大富大貴,但是街上也沒有乞讨者。大家好像都一樣,能快快樂樂地生活。也沒有上司與百姓的區分。他親眼看到身為總司令的朱德和一群勤務兵坐在一起端着粗瓷碗大口大口吃飯,碗裡和老百姓碗裡一樣都是粗糧。

有一次他與毛主席坐在院子裡閑聊,很多當地老百姓都跑到院子裡來看他這個下過南洋的大老闆,滿滿圍了幾圈,連闆凳都不夠坐了,一個勤務兵就幹脆往毛主席所坐的闆凳上擠,毛主席也就下意識地往旁邊挪一挪,兩個人的動作非常自然,看起來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根本沒影響到和陳嘉庚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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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陳嘉庚來說不啻于腦子中有一堵牆崩塌了,他想到在重慶看到的一切,就連一個小小的政府辦事員架子都大得不得了。這強烈的對比不由他不感慨地說:“毛主席所說的理想社會,現在的延安不就是麼”!

陳嘉庚這才明白,當他剛落地延安時,讓他住窯洞,吃全菜宴真的不是專門做給他看,而是共産黨人在延安的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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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行後,陳嘉庚對國共兩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得出這樣的一結論:中國的希望不在重慶,而在延安。回到南洋以後,就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請求,發動商人捐了一大批藥材和醫用器械,輾轉運到了延安。

陳嘉庚先生的預言沒有錯,僅僅九年後,這個當初看起來土裡土裡的政黨就奪取了全國的政權,把全中國帶上一個嶄新的道路。他還受邀參加了1949年的開國大典,當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極目向南眺望時,那個昔日中國第一大黨——國民黨已經寄身在台灣一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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