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執政後，就着力推行其新思維改革。他1987年，将自己的“新思維”改革編輯成書，得名得利。一個實際掌權才不到一年的元首，緣何能有自己改革經驗？戈爾巴喬夫被忽悠，在他眼裡改革就是要向西方看齊，本來蘇聯體制與西方就是不同的體制，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都是忽悠戈爾巴喬夫而已。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是其“新思維”改革的目标，在他眼裡蘇聯不能像以前那樣太封閉，太壓制群眾言論自由。但言論是有法律界限，否定蘇聯體制的那就是反蘇蘇聯了，但戈爾巴喬夫卻對此縱容、寬容，最終出現問題。
有人說戈爾巴喬夫改革太急了，而且沒有一個具體目标，什麼應該改，什麼不應該改，在戈爾巴喬夫心裡根本沒有數，再加之他手下幕僚瞎參謀的多，真正為蘇聯前途命運考慮的少。這便導緻了改革出現很多難控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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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國内搞民主化、公開性後，蘇聯就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式社會團體，據蘇聯有關資料顯示，1989年初，蘇聯有4萬多個這樣的組織。1989年2月，蘇聯《真理報》報道稱，蘇聯出現6萬多個非政府團體。到了1990年8月10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稱，蘇聯非正式組織達到9萬多個。而且人數不知道有多少，但形式多樣，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其中有些人打着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獻計獻策的，還有些則是年輕人，他們西方價值觀滲透下，虛無主義嚴重，思想混亂。還有些人打着支援改革之名，做着反社會反政府的活動。
當時在蘇聯社會中，有一些團體要求參加蘇聯國家事務和社會改造。據說這樣的團體很多，他們對蘇聯的政經及法律問題提出批評，并提出建議。
當時有一個叫“俱樂部聯合會”的組織，甚至要求蘇聯給予獨立組織和運動合法地位，還要有權推薦蘇維埃代表，也有權對蘇聯官員提出控告，要求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還要求減少官僚機構，國有企業要求自負盈虧等一系列主張。
當時蘇聯有影響力的學者們組成了“莫斯科論壇”，對蘇聯憲法修改草案提出批評，甚至希望成為改革的智囊團。
民族主義色彩的團體也出現了，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拉脫維、立陶宛成立“人民陣線”、“争取改革運動”等組織，這些組織對外稱是支援開放及公開性政策的積極力量，成員有蘇G成員及一些非黨派人士，有神論的和無神論都有，但這些組織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比如愛沙尼亞的“人民陣線”，甚至要求該加盟共和國經濟獨立，還要把愛沙尼亞語作為國語，甚至國防和外交權力也由共和國所有。
拉脫維亞的“人民陣線”的人員有80%以上是拉脫維亞人，這個組織排斥其他民族，讓其他民族感覺不安。在這些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推動下，波羅的海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這些組織後來都成為民族分立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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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時候，蘇聯竟然出現了“反對派”，比如“民主聯盟”組織，居然不怕蘇g，直接攻擊其是獨裁統治，而且是人民痛苦的根源，甚至叫嚷着他們才是“反對現秩序的反對派政黨”，要求蘇聯政府發展混合經濟，要求實行多黨制，還要求成立獨立工會。還要求辦的報紙合法化，甚至讓蘇聯實行“無黨制”，甚至要求蘇G快點結束對政權的壟斷。
1988年12月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1989年2月在聖彼得堡成立的“社會民主黨”，這些“反對派組織”，都得到美國支援，他們後來都成為蘇聯現政權的掘墓人。
有些地方更厲害，居然出現新的納粹組織，比如“元首”協會、“俄羅斯社會勞工黨”等組織，這些組織有武器裝備，還進行軍訓，甚至發動恐怖襲擊。有的還與意大利黑手黨有聯系。據說這些組織控制着蘇聯國内毒品、酒業及賣淫等，這些組織實際上就是蘇聯黑社會組織。
當然蘇聯也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社會團體，比如“森林組織”，要求人們不要亂伐樹木，“紀念協會”要求群眾愛護文物古迹。還有一些生态環保組織，這些成員都是些内心空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建立，他們對現實社會極度不滿，主張“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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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蘇聯出現的這些不同種類的團體組織來看，都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緻的。蘇聯對出現這些問題也很重視，也采取了措施，但由于引導不力，甚至打擊不力，有的甚至認為這就是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對一些組織放任自流，這就導緻蘇聯社會亂象。
蘇聯執法部門也出手懲治了一些組織和個人，但由于非政府組織太多了，根本打不過來，也無法震懾。特别是蘇聯對于波羅的海三國出現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組織，雖然批評過，但在管理上甚至不敢管，但就給這些民族主義組織發展的機會。
戈爾巴喬夫普稱：“不能容忍危險的民族主義政治過激文化，絕不允許民族主義分子在蘇維埃聰明的大問題上挑撥沖突”。但戈爾巴喬夫隻是對外說，他沒有出重拳進行治理，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對戈爾巴喬夫也不怕，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背後吹喇叭，要求戈爾巴喬夫要給予這些地區“民主自由”，然後再鼓動一些民族地區的民族主義分子搗亂。
戈爾巴喬夫的軟弱，造成非政府組織無序發展，産生了不可逆轉的結果。戈爾巴喬夫卻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得不說是個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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