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孤煙
網上一直流傳着一個說法：在1955年大授銜時，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的王必成對自己被授予中将軍銜感到不滿，于是請自己的老上司譚震林出面，向上級反映情況，結果遭到一頓狠批。王必成知道後很是愧疚，還專門去給譚震林道了歉。
這一說法傳遞出的資訊導向，就是王必成嫌中将軍銜授低了，按他的戰功和在軍中的威望，應該授上将才更加合理。事實果真如此嗎？
1955年授銜儀式
首先要明确，王必成因授銜而鬧情緒的事原本就是空穴來風。這一說法最早是上海某雜志在上世紀90年代披露的，描述非常細緻具體，許多人看了之後都覺得真有其事，之後在軍史愛好者中影響很大，流傳很廣。但王必成的親屬和不少老部下對此不以為然，以他們對王司令的了解，争銜一事絕無可能。
首先，據王必成的家人回憶，1955年授銜時，是劉伯承和陳毅在南京代表主席給華東軍區的進階将領授銜的。王必成回到上海的家中後，曾興緻勃勃地穿上新軍服，佩戴中将軍銜，和家人以及從業人員合影留念。這說明他對自己所授的軍銜是滿意的，他的家人及身邊從業人員也從未聽說他有過什麼情緒。
王必成中将
其次，從井岡山下來的譚震林和來自紅四方面軍的王必成其實相識很晚，直到1945年11月成立華中野戰軍時，兩人才成為直接上下級關系。當時隸屬華中軍區的6、8兩個縱隊分别改為華中野戰軍第1師、第6師。1師師長由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兼任，陶勇是副師長；6師師長由野戰軍政委譚震林兼任，王必成是副師長，實際主持工作的是王必成。
1953年4月，王必成奉命入朝作戰，任志願軍第9兵團副司令，次年回國後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從此，他與譚震林就沒有直接上下級關系了。而譚震林也于1954年由浙江調北京工作，在軍隊沒有職務。1955年在對華東軍區進階幹部授銜時，譚震林在北京，王必成在南京，何以有王必成找譚震林提意見一事？就算王必成有意見要反映，那也應該去找陳毅才是啊。
抗戰時期的王必成
再者，據華野部隊的老人回憶，王必成胸懷坦蕩，嚴于律己，生活簡樸，組織紀律觀念極強，從不給組織找麻煩，向來是工作配置設定到哪裡就到哪裡。況且他這個人性格内向，平時少言寡語，從不議論他人是非。這樣的人怎麼會向上級伸手，去争權要地位呢？
1955年的授銜是極為慎重的，要根據一個人的資曆、戰功、曆史貢獻，以及"山頭"平衡的諸多因素進行綜合評價。王必成在紅軍時代末期最高當到副師長，抗戰初期是新四軍團參謀長、團長，職務不算高。皖南事變後，王擔任新四軍1師2旅旅長，地位與八路軍團長大體相當。在這一時期的新四軍旅級幹部中，日後走出了葉飛、韋國清、張愛萍、劉震4位上将，但包括梁興初在内的更多的旅級幹部還是授了中将。
新四軍向江南進軍
通常認為，紅軍時期是正師職、抗戰時期是八路軍正團職、解放戰争時期是正兵團職，這樣的資曆才是開國上将的标配。當然，其中某個時期資曆略為欠缺，但其他時期資曆達到了标準，比如紅軍時期是師長、紅軍改編八路軍時是團長、解放戰争時期是兵團副司令員，也完全可以授銜上将。例如張愛萍、洪學智等人均是如此。
反觀王必成，各時期的資曆都夠不上上将的标準資曆，綜合下來，授上将就很勉強了。
繳獲大批日軍裝備的新四軍某部
按當時授銜的規定，正兵團級一般評為上将，極個别授大将；副兵團級一般評為中将，個别授上将。在粟裕手下的三員虎将"葉王陶"中，葉飛是兵團司令評為上将，王必成、陶勇是副兵團評為中将，是符合授銜原則的。
1937年改編新四軍時，長江以南的紅軍遊擊隊部隊共編為6個團，葉飛為6團團長，王必成、陶勇是從紅四方面軍調來的，王必成為2團參謀長，後提為團長，陶勇為4團副團長，後提為團長。在抗日戰争時期，葉飛、王必成、陶勇雖然同為新四軍第1師第1、2、3旅旅長，但在抗戰後期，葉飛升為1師副師長，為王必成、陶勇的上級。
王必成和粟裕在一起
在解放戰争中，"葉王陶"雖均為華野縱隊司令員，但三個縱隊集中行動時，一直是由葉飛統一指揮，例如在孟良崮戰役和睢杞戰役中，葉飛均受命擔任前敵總指揮，事實上一直是王、陶二人的上級。是以葉飛評為上将，王必成、陶勇評為中将，無論從曆史任職，還是從現實職務來看，都是完全合理的、正确的、公道的。
在出自華野的上将裡面，陳士渠、唐亮、張愛萍是紅一方面軍出來的；許世友是紅四方面軍的代表；葉飛是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的代表；韋國清是百色起義部隊的代表。和他們相比，王必成在資曆和職務上都沒有可比性。
不過，要單論戰功而言，被群衆譽為"王老虎"的王必成超過了很多上将，這也是不争的事實。網上流傳的王必成"争銜"之說，其實是民間對他輝煌戰功的一種認可，認為他應當授上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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