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有這麼一個怪現象。大多數的君王，特别是亡國之君或者由盛轉衰的節點上，這個時候的皇帝基本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多才多藝但治國不行。李後主、宋徽宗都是如此。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位運氣沒那麼差，不是亡國之君。但同樣讓人惋惜，因為在他手上，西漢王朝正式由全盛轉向衰弱。他便是西漢第十一位皇帝-漢元帝劉奭。
那麼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強大的西漢拖入泥潭的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好音律，多才藝且尊儒術</h1>
俗話說的好：“虎父無犬子”。但曆史一次次證明虎父多為犬子。在父親漢宣帝的多年經營下，西漢的國力到達巅峰，本想着自己的兒子繼承大業再接再厲。可是知子莫若父，要不是念及自己和許皇後的深情，早把劉奭廢了。
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漢書》
吹拉彈唱樣樣精通，唯獨不評價劉奭的治國之道，這就很說明問題。
從小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劉奭，被冠以“柔仁好儒”的稱謂。對于父親漢宣帝的許多做法都深感不屑。漢宣帝善于用法家刑罰來治國，而劉奭則善于儒道。每次看到父親用刑罰來懲治下屬時，劉奭在旁邊經常對父親說：父親你對這些人的懲罰太重了，沒必要這樣，不要動不動用嚴刑峻法。應該順應儒道，以德服人。
漢宣帝則回答：大漢有道，兩法并用，刑儒結合，才是上策，至于周朝的德政，早就過時了。随後深深歎息：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對這位兒子的點評實在過于精準，從結果論看，在漢元帝一朝出現了宦官專政，外戚擅權，為西漢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儒家思想中，講求忠孝節義。忠誠被放在了首位。話說漢元帝在太子時候，自己最寵愛的一位妃子司馬良娣病重，彌留之際說：我一生隻忠于太子，我生病隻不過是其他良良娣嫉妒我受到太子寵愛進而詛咒我。話剛說完，司馬良娣馬上死去。而司馬良娣這番話也對漢元帝帶來了極大影響。那句“我隻忠于太子”在漢元帝看來是他堅持儒術的必然結果。因為自己平日以德服人，是以司馬良娣才極為忠誠，從此更加堅定自己往後的執政方針。
<h1 class="pgc-h-arrow-right">軟弱無能，賞罰不明</h1>
作為皇帝最重要的是恩威并施，對大臣既要賞罰分明又要禮賢下士。過度“威”隻能讓大臣懼怕而不服氣，同理過于“恩”也會讓大臣有恃無恐。
我們來看看漢宣帝駕崩後留給漢元帝的三位輔政大臣。儒臣蕭望之、史高和周堪。按理說，三位大臣之間需要互相平衡，不可厚此薄彼。但是漢元帝由于本身就是儒學推崇者，故而對同為儒臣的蕭望之格外器重，冷落了其他輔臣。
另一位輔臣史高不滿，就聯合宦官石顯對于蕭望之的改革主張一律反對。
蕭望之立馬上柬：
“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于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漢書》
結果漢元帝對于這些改革放任不管。沉迷于書畫音律中。間接導緻蕭望之是以得罪宦官。被史高聯手殘害。查明真相後本該對史高等人進行按律嚴懲，可誰知道漢元帝居然放過了他們，還加以重用。
作為帝國的終極執法者，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任由小人搞黨争，迫害忠良，自己卻不聞不問。非但不懲罰，反而重用。這樣的君王，怎麼會治理的好國家？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就談到：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也是這個道理。
<h1 class="pgc-h-arrow-right">信任宦官，放縱社稷</h1>
其實宦官幹政，不僅僅是明朝，早在漢朝時期就有了。根據史書記載：漢元帝病重時候，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就把國家大事交給石顯處理。漢元帝嘗到了甜頭，自己不需要處理國家大事，交給石顯就好。反而樂得輕松，可以玩玩樂器。也正因為此，石顯的權勢越來越大，到處為非作歹。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于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漢書》
上文中我們說過，蕭望之早就上書說過，中書令這個職位不能讓宦官執掌。不符合制度也後患無窮。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但是漢元帝還是在弘恭去世後，任命石顯作為中書令，還讓他處理國家大事。讓一個宦官執掌國柄，還沒有任何限制他的力量。皇權旁落，國家就會陷入危機。這種皇帝，怎麼看都不像明君。
“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資治通鑒》
生動形象，漢元帝好騙而自己難領悟。宦官都掌權了，還不知道去制止，依舊我行我素。正如明明知道要改革，要處理殺害蕭望之的人，卻遲遲不肯下手，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西漢強盛因漢元帝而終，泱泱大漢吹響亡國喪曲，始作俑者，非漢元帝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