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1934年，知名報人、《申報》館主史量才突然在由杭州傳回上海途中被刺殺。
據說，史量才的遇刺，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也有着莫大的關系，楊杏佛之死即為前車之鑒。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系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于1932年在上海發起成立，史量才雖未加入，但指定了兩名《申報》記者以個人名義加入，并親自出席了同盟成立大會。
民權保障同盟主張保障維護民權，同時又主張“停止内戰、一緻對外”，這與國民黨的統治尤其是蔣介石當時力推的“剿匪安内”政策背道而馳，深為蔣氏所忌刻。
作為同盟的核心人物，宋慶齡的一舉一動尤為特務所關注。而在《國民黨不再是革命集團》的宣言發表後，史量才與宋慶齡的交往頻繁，關系日益密切。
據錢芝生所說，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楊杏佛曾陪同宋慶齡拜訪過史量才，後者向十九路軍捐出巨款，為蔣所不滿。
關于發表宋慶齡宣言一事，錢芝生也提供了另一種說法。
據其所言，宋慶齡在得知鄧演達被殺後，即以“民權保障同盟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該文由“民權保障同盟會”秘書長楊杏佛翻譯成中文并秘密送至《申報》館史量才手中。
不過，當時《申報》并未刊登，而是通過史量才的關系在某通訊社發出。
錢芝生還說，史量才與楊杏佛搞在一起，又是發表反蔣殺鄧宣言的實際指揮者，“蔣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孫夫人和另一‘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蔡元培；一方面想鎮壓史量才以劫奪《申報》。于是一九三三年楊杏佛被暗殺，一年以後，史量才也就死在特務之手了。”
楊杏佛當時是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但如此名望的人物仍被軍統特務暗殺，而且作案情形極其猖狂。
據沈醉回憶，蔣介石訓示刺殺楊杏佛主要是為了恐吓宋慶齡，為此其特别指定在法租界宋慶齡宅附近執行暗殺，以起到恐吓作用。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剛出中央研究院，由軍統老派特務趙理君帶隊的特工小組即攔車掃射，在此光天化日之下，楊杏佛和司機被當場打死，其子楊小佛受傷。
以史量才與宋慶齡、楊杏佛的關系，加之其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深度介入，史量才想不被國民黨特務注意也難。
此外，《申報》大量報道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各種消息，即便在楊杏佛遇刺後，《申報》仍有詳細的後續報道。
種種因素加起來，為強人所忌的史量才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這似乎也完全符合邏輯。
關于史量才被刺一案，号稱民國“報業枭雄”的龔德柏提供了有另一種說法，姑錄如下：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執行，并即電告在杭之執行人員，暫緩執行。
然而，該執行人于先一晚飲酒大醉，當晚未能譯電，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國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車經過。亦未暇看電報。待其執行回來再看電報，而史已死，無法挽救了這是一說。
又據與執行人員有關者告我，執行人員于就道時，始接電報，認為執行指令事大，看電報事小，故将來電置之衣袋内，即乘車而去。待其執行回來再行譯電時，已無法挽救了。”
這種說法，幾同兒戲，隻能說是特務們放出來的另一個煙霧彈罷了。
對此，倒是《東南日報》說了實話，其雲：
盡管“蔣委員長再電嚴緝兇手”，并“懸賞一萬元”，但“此種有龐大組織之暗殺團體，其實際參加行刺之暴徒，對于暗殺之動機，往往亦不能知悉。故此後縱有兇犯獲緝，對于此案之背景，一時恐亦難查明雲。”
委員長的再三嚴令及重金懸賞，對破獲史案本身毫無意義，不過是做做文章、當遮羞布一用而已。
竊以為，蔣介石本以暗殺起家，其執掌權柄後仍不忘故伎，此種作為，既非政治家所應取，亦可見其器量之窄小、手段之拙劣。
如是，其在大陸的失敗也就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