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34年，知名报人、《申报》馆主史量才突然在由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刺杀。
据说，史量才的遇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杨杏佛之死即为前车之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系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于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史量才虽未加入，但指定了两名《申报》记者以个人名义加入，并亲自出席了同盟成立大会。
民权保障同盟主张保障维护民权，同时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与国民党的统治尤其是蒋介石当时力推的“剿匪安内”政策背道而驰，深为蒋氏所忌刻。
作为同盟的核心人物，宋庆龄的一举一动尤为特务所关注。而在《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的宣言发表后，史量才与宋庆龄的交往频繁，关系日益密切。
据钱芝生所说，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杨杏佛曾陪同宋庆龄拜访过史量才，后者向十九路军捐出巨款，为蒋所不满。
关于发表宋庆龄宣言一事，钱芝生也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据其所言，宋庆龄在得知邓演达被杀后，即以“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该文由“民权保障同盟会”秘书长杨杏佛翻译成中文并秘密送至《申报》馆史量才手中。
不过，当时《申报》并未刊登，而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在某通讯社发出。
钱芝生还说，史量才与杨杏佛搞在一起，又是发表反蒋杀邓宣言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于是一九三三年杨杏佛被暗杀，一年以后，史量才也就死在特务之手了。”
杨杏佛当时是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但如此名望的人物仍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且作案情形极其猖狂。
据沈醉回忆，蒋介石指示刺杀杨杏佛主要是为了恐吓宋庆龄，为此其特别指定在法租界宋庆龄宅附近执行暗杀，以起到恐吓作用。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出中央研究院，由军统老派特务赵理君带队的特工小组即拦车扫射，在此光天化日之下，杨杏佛和司机被当场打死，其子杨小佛受伤。
以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的关系，加之其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深度介入，史量才想不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也难。
此外，《申报》大量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各种消息，即便在杨杏佛遇刺后，《申报》仍有详细的后续报道。
种种因素加起来，为强人所忌的史量才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这似乎也完全符合逻辑。
关于史量才被刺一案，号称民国“报业枭雄”的龚德柏提供了有另一种说法，姑录如下：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
然而，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
这种说法，几同儿戏，只能说是特务们放出来的另一个烟雾弹罢了。
对此，倒是《东南日报》说了实话，其云：
尽管“蒋委员长再电严缉凶手”，并“悬赏一万元”，但“此种有庞大组织之暗杀团体，其实际参加行刺之暴徒，对于暗杀之动机，往往亦不能知悉。故此后纵有凶犯获缉，对于此案之背景，一时恐亦难查明云。”
委员长的再三严令及重金悬赏，对破获史案本身毫无意义，不过是做做文章、当遮羞布一用而已。
窃以为，蒋介石本以暗杀起家，其执掌权柄后仍不忘故伎，此种作为，既非政治家所应取，亦可见其器量之窄小、手段之拙劣。
如是，其在大陆的失败也就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