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蒙宇 整理
本文選摘自“曆史下的危機與危機中的曆史”暢談會錄音記錄稿，十餘位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學者在會上作了發言并展開了跨學科讨論。與會者有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曆史政治與地理系副教授、河南大學文學院兼職講座教授陳丹丹，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亞分校曆史系副教授範鑫，多倫多大學曆史系教授陳利，特拉華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王元崇，馬裡蘭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助理教授張楊，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曉宏，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戰洋，愛荷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陳爽，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泰蘇，昆山杜克大學曆史系助理教授、杜克大學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朱倩等。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篇刊發，上篇為與會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對曆史與危機展開的探讨，下篇為互相之間的回應與對話。
戰洋：我想回應一下剛才幾位老師的發言。剛才張楊和曉宏的發言，都讓我想起William Sewell。William Sewell說資本主義是“事件性的”（eventful），他也批評沃勒斯坦的曆史觀，說沃勒斯坦的曆史觀太過結構化，把曆史看成是一個“大爆炸”（big bang）。似乎一旦big bang在一個基點發生，就會沖着既定的路線去走。Sewell他認為偶然性（contingency）很重要。Naomi Klein也在著作中談過，說新自由主義是通過“休克原理”（shock doctrine）來實作的，也就是每次的危機和災難，都可能變成拓展既有秩序的時間點。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和剛才曉宏提到的時間序列有關，曉宏剛才質疑說危機可能是一種比較保守的認知架構。我想危機也可能帶來變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我最近和朋友吳一慶微信聊天，聊到巴赫金的曆史觀念。巴赫金是個文學領域的批評理論家，他的曆史觀和對于革命時間的了解，就挺有趣。在他看來，革命和危機都可能帶來突破性。他就不認為時間是序列性的，而是強調它的彌散性。也就是說，重要的曆史革命時刻和曆史時間，不僅發散影響到未來，也影響過去，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價值的。這種時刻，就是革命時刻。也許，他的思路對我們怎麼去了解時間和危機是有幫助的。
2008年，美國紐約百老彙大街上的招商廣告。
張楊：戰洋老師講的這個eventful sociology，大家都知道和芝加哥大學的Sewell有關系。2008年去芝加哥讀書的時候剛好遇到金融危機，2009年春天我跟他上《資本主義的曆史》這門課。那個時候，Sewell就已經開始檢討了，說我講事件性還是太過了。如果我們隻講事件性、偶然性，我們把握不了全局性、結構性，那我們怎麼去了解全球金融危機？是以當時他就希望在結構性和事件性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他後來和Peter Evans合寫了一片文章是反映這個變化的。當然，這種思路試圖調和結構性和事件性，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互相建構；我覺得這種二進制論的思路也有問題，我們要超越這個，我們在找第三條道路的，就這個問題不要老在這種布迪厄式結構的建構或者建構的結構的思路中打轉。
然後回到曉宏這個，很有意思。他批評的有點像所謂的間斷平衡理論，比如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就是這樣一個理論。科學發展分為正常科學和範式革命兩個階段，範式危機連接配接二者。這就是時間上的二進制論：正常科學/革命科學，正常時期/革命時期。但正如曉宏所說，真的是這種二進制型态嗎？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時期不是靜态的，也不是那樣革命的動态，是一種正常的動态、正常的變化。比如說改革開放這麼一個長時段，既不是靜态的，也不是那樣革命性的動态，但每年都有打破傳統的變化。那麼，我們怎麼去定義改革開放這種在靜态和革命動态之間的東西呢？這是一個非常本質的東西。
我接下來想寫一篇文章，《叛亂與科學叛亂》。一方面這兩者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挑戰這種二進制論。在正常到（科學）革命之間有很多（科學）叛亂（rebellions），怎麼去定義這個東西呢？是以我覺得我們要超越這種結構/事件的二進制論以及時間性的二進制論，需要發展出更有生産力的第三種思路。
範鑫：我覺得從剛才這個對話過程中可以看到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于這個問題做出了兩種不同的分析。曆史學家更集中于對事件本身的分析，而社會學家對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理論和範式的思考。我覺得兩者都很好。今天大家既然讨論危機，我作為一個曆史學家，對社會學理論感興趣，是以提出幾個問題。我想可能也許大家可以幫助我回答一下吧。第一個問題就是危機作為一個概念，其中的“機”是什麼意思？剛才有的老師提到過，危機背後醞釀着機遇，就是crisis之後有opportunity。但是呢，我剛剛讀到過一篇文章，應該是賓夕法尼亞大學Victor Mair教授提到的，在古代中文的“危”和“機”其實都是crisis的意思，沒有opportunity。是以當我們去把握這個詞的時候，危機到底是什麼，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這是第一點。第二，危機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獨立事件出現？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危機的時候，我們會提一件事嗎，某一個事情本身就是危機嗎？當然，在外交學上，我們會經常使用這個詞兒，比如說某某危機基本上就是某某事件，對吧。但是如果從社會學、曆史學，從一個大的方向去把握的時候，危機是否曾經獨立出現過？如果要是說而危機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是很多一簇一簇地湧現的時候，這就帶來我的第三個問題，就是說，當我們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們隻是需要尋找危機的因果關系嗎？就是說，一個事件引發另一個事件，然後在接下來再引發下一個事件？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曆史學教科書上常用的方法，但是這個除此之外，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從其他的角度來思考？
徐曉宏：從曆史研究角度來看，不管你怎麼定義“危機”，我們都應該納入人怎麼去主觀的了解危機的時間性的問題。我們任何對時間的體驗裡面，都會有一些是我們覺得是日常生活的時間，有些則是非日常的時間，比如像塗爾幹講的時間的兩重性，冬天是“宗教的季節”（religious season），到了夏天則是“經濟的季節”（economic season），這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說的兩重時間。但是在現代性中，很多時候在我們生活中危機處理的劇碼和手段是不一定完全充足的，有時我們無法判斷我們處理的事情是到底是一種完全新的東西呢，還是我們已經具備劇碼和手段應對的事物，還是它就是個日常的事物。這三種可能，都是曆史個體會碰到需要處理的問題，是以我們研究某一個大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不管這個事件是一場危機還是革命，曆史行動者怎樣去想象時間，都應該是我們研究曆史和研究社會變遷需要納入的東西，而不是把它作為完全不同的外在的次元。
當我們談危機時，我們要知道，危機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日常化的一種手段，這是我之前想講的一個問題，也即是風險（risk）。在現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有大量的人，比如經濟領域中的保險公司還是政治治理領域中的危機管理技術官僚，處理危機是他們的生計來源，也就是說，其實很多危機是profitable和capitalizable的，實際上他們是有大量技術手段來處理這些危機的。這個和我們想要談的一些根本性的uncertainty是不一樣的。
張楊：危機并不一定就是宏觀的，也可能是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裡的。我覺得戰洋今天講的最切題，因為每個人每個時期都可以有危機。如果用我剛才的觀點來分析，那麼就是人生不是面對一個結構性的個人危機，而是一個序列性的危機。你知道随時可以有危機的可能性，處理不好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危機，處理好就暫時壓下去了。用社會學的話就叫repeated problem solving，我們每個人都在重複性的解決問題。我分析個人危機的思路也涉及剛才講的危機的重複性、序列性和遞歸性；這些危機的理論可以用在非常微觀的個人層面的問題。
宋念申：我回應一下張楊和陳利老師的說的這個危機的性質判斷。我覺得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時間性的，我始終認為危機應該被曆史化的，就是我們需要看到對于什麼樣的一個曆史趨勢來講，某一個結構和某一個時間的危機，它不是在當下我們能夠決定的。人生處處有危機，要看你處理得好還是不好，處理得好就可能不是危機，處理得不好就成為危機，但有可能處理得好恰恰變成了後面的一個危機。比如說萬曆十五年，你可以說萬曆十五年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個年份。你可以說當時波瀾不驚，沒有什麼特别的危機，但是恰恰可能是因為這種波瀾不驚，為後面一個更大的政治起伏埋下了一個伏筆。是以我的核心概念還是仍然是說，危機是應該在一個時間次元裡面去認知，而且是應該被曆史地文化地去認知，我們才能更好地談論它的結構性是什麼的，時間性是什麼。
周憶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我想就這個主題提一個問題。我想展開一下剛才張楊和徐曉宏老師講到了“危機這個概念有很明顯的時間性”。時間性展現在不管是宏觀的大危機，比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說是想張楊提到的微觀的個人危機。比如說，Uncoupling這本書寫得非常好，Diane Vaughan的一個觀點是危機的時間性次元一方面展現在我們不斷“通過現在來定義過去”。她的書裡寫到在離婚的時候，夫婦們去見婚姻咨詢師，他們經常會說出“你知道，我從未真正愛過你”這樣話，作為政策改寫整段婚姻的定義。同樣，我們現在研究導緻一戰二戰形成的原因，學者們通過挖掘新的史料來重新定義那段曆史。但問題是“過去”還有一種所謂的“粘性”（stickiness），也就說某些事情确确實實地發生了，再也沒辦法被改變，被重新進行曆史闡釋。是以我想請教一下各位曆史學家，在經驗研究裡，你們是怎麼處理這種張力的？即研究一方面要賦予曆史材料新的意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尊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範鑫：我覺得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比較同意剛才宋老師的看法，但是我也在思考剛才憶粟老師提到的問題，曆史事件已經完成，那麼對我們來說就是已經發生的過去，我們研究曆史事件，應該擁有怎樣的心态，或者是我們可以期待得到什麼。在我來看，曆史事件已經完成，但是塑造曆史事件發生發展的機制仍然存在——這裡面這個機制可以是社會制度，也可以是文化機制，或者是經濟結構。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呢，曆史學家和曆史社會學家在研究曆史事件過程中的确需要回應剛才張老師提到的這種大規模的長時段的曆史延續性（continuity），同時也要處理短時段的曆史偶然性（contingency）。但在這過程中，其實最有意思是，起碼我個人研究興趣最濃厚的就是，如果這種結構出現塌裂怎麼辦？就是說，這種經濟結構、社會制度、文化機制在某個時間段出現塌裂，随之會引發一系列的沖突、突發性事件，也就是剛才張老師提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危機就是一系列事件（sequence）。在這點上來說，我覺得大家的想法是一緻的，表達不一樣，我覺得我更傾向于使用結構性斷裂這個概念。我們隻有處于斷裂層中，才會不斷地全面性地去尋找對于新問題的解決方法。
1968年5月30日，法國巴黎，示威人群。當日，法國總統戴高樂解散了國民議會，推遲了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徐曉宏：憶粟老師這個問題提得特别好。就是行動者自身對他所處的主觀世界、他認識的危機，和我們作為研究者來了解他，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我看來，最好的一種方式，還是布爾迪厄講的，我們要重建行動者所處的這個場域，這個場域的基本的構造是怎麼樣的，他在這個場域裡面的位置（position）是在哪裡，他的position跟誰是相對應的，他的這些慣習從哪裡來。比如他自己研究的法國1968年的危機，他用的也是這樣一種方法。當然可能做得也不那麼成功，但是這個思路應該是我們社會學者的努力方向。因為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去重新勾勒那個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其中可能的場域（fields），因為這些東西是形塑行動者個體行動的一些方式的。我們當然承認，曆史會有很多的偶發性（contingency），比如說費迪南公爵如果沒有被刺殺者準确擊中，那可能就是會有很大的變動；如果日本人在東北挖到了石油，那曆史會很不一樣，這些可能性都會有。但是當我們去研究這個行動者，我們去重構那個社會結構的空間以及個體的曆史，然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史料上能看到的是個體與這樣的社會空間的關系。雖然這麼說有點抽象，不是具體有幫助的方法，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想，是我們社會學者都希望能做到的這樣一個工作。
戰洋：剛才周老師提的那個問題就是曆史事件已經發生，然後我們現在怎麼處理？我在這裡把我的想法抛出來，我特别同意剛才說的曆史化，但同時我們也是生活在曆史中的活人，是以我們的研究實際上也是一種narrative，這一種我們從自身角度出發的叙事。是以我們怎麼去言說，怎麼去看待曆史，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政治化（political）的事情，也是一個跟叙事高度相關的事情。我是這麼了解的。我知道可能很多人會不同意，但我記得我很早受的是文學的訓練，當時讀到海登·懷特講曆史時，他就說文學理論和曆史理論，包括文學文本和曆史文本的界限可能并不是那麼明顯，叙事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陳丹丹：我挺同意戰洋說其實研究也是一種叙事。如之前所說，我覺得對曆史的诠釋來說，也許沒有唯一的真理（這樣說如果太過後現代，那加一句，在基本的事實與真相的基礎上，可能并不是隻有一種絕對正确的诠釋或者說真理性的闡釋），你可以強調曆史程序中的這個因素，我可以強調曆史程序中的那個因素，隻要沒有大的事實歪曲、能自圓其說都可以。這樣在不同人的叙事/诠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拼出一個整體。我也同意戰洋說的研究的背後就是一個political的東西（廣義的the political），研究的背後是我的關懷，我要對這個世界發的言。我覺得學術背後還是有這種終極的關懷和情感，或者說是終極的價值訴求吧。
戰洋：事實上，我們怎麼安排這種不同僚件之間的sequence？我們對于一個危機的了解和解釋，這不是說我們有資料會說把這sequence放到一塊，不管我們用什麼方式安排，這個的了解或者解讀能夠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地達成一緻。雖然我覺得這裡有很多的便利性，當然我不想用這個詞，我們有很多方式的了解、定義危機。例如我們可能對太平天國這同一件事情的了解，對這個事情的本身的叙述（還談不上因果）、描述有很多不同的這個角度。對每個人來說，我們所了解的同一個危機實際上都是不一樣的。
陳爽：我很同意戰洋老師的觀點，就是對曆史事件的叙述其實是受到各人的觀點、立場還有所處的情境的影響的。我也想回應一下剛才陳利老師說的，每個人對危機的了解其實是不一樣的。是以剛才大家就什麼是危機、危機怎麼産生的談了很多。從宏觀的層面來談的話，我很同意範鑫老師說的危機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斷層，也就是說當已有的結構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動，原有的結構已經維持不下去了，那就是一個危機。但是這樣一種宏觀結構上的危機雖然會影響到每個人，但不同的人對危機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會覺得是個機遇，因為一個新的結構即将被建構；有的人會覺得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然後還有些人會有不安全感。我覺得，對個人來說，隻有在個人對結構性的變動産生出不安全感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個人的危機。
朱倩：我們大家都談到了事件是怎麼變成危機的、是誰的危機的問題，然後危機的時間性、空間性，危機的多樣性、多層次性，危機和偶然性（contingency）和連續性（continuity）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來說更看重的是，在哪一個時間點，這個危機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risis）出現了。包括當下的新冠病毒，它作為一個危機的集體意識是怎麼産生的？誰來産生的？它是一個知識生産的過程，它是一個意識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反而比危機本身更能告訴我們，曆史時刻的複雜性在哪裡，它的多元性在哪裡，以及多元的叙述與知識生産怎樣被整合，通過什麼途徑成為一個集體意識。
張楊：我簡單回應一下戰洋老師這個叙事因果性的問題。其實人類學跟我們社會學一部分做叙事的學者差别沒那麼大，大家是一樣的。有一個哲學傳統是法國曆史哲學，從雷蒙·阿隆直到1984年保羅·利科的三卷本《時間與叙事》，然後影響到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Sommers1994年講叙事因果性的文章。是以，我們曆史與社會科學的很多因果性是基于叙事。現在有幾種不同的觀點。第一，保羅·利科和Sommers集大成的編劇理論（emplotment）。他們認為曆史叙事是跟小說家寫小說或者莎士比亞戲劇，本質上有相似性，因果故事都是被我們的叙事編織進來的。當然我們曆史和社會科學要去找證據，而不能瞎編，但是causal emplotment本身是類似的。第二，就像朱倩老師講的，叙事作為對逝去的記憶，本身會給接下來的曆史發展提供因果。這一點不但我們曆史社會科學認識到了，經濟學家也意識到了。大家知道最近有本翻譯的新書，經濟學家希勒的《叙事經濟學》，讨論到比如大蕭條的叙事會影響決策。比如，弗裡德曼寫了一本《美國貨币史》，重新解讀了大蕭條，指出大蕭條其實不是資本主義内在的原因造成的，而更多是後來的政府救市造成的，這就徹底颠覆了對大蕭條的認識。後來弗裡德曼的叙事成為了主流，也成為新自由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知識基礎。第三，叙事作為一種更根本、更深刻的方式在塑造我們對因果的想象。我們從小聽父母講故事，裡面包含因果、時間性。我們從小接受這條時間線和因果性，讓我們從小就在腦海中形成了基于叙事的對于因果的想象，是以後來看曆史事件的時候我們會不自覺的用這套根深蒂固的因果來認識，甚至我們的行動也會去跟随這樣的“因果”節奏。
《美國貨币史》書封
徐曉宏：我想最後接着張楊老師的話茬再說一點，就是叙事和因果的關系。在一個層面上，行動者的叙事對于一個曆史的過程會産生很大的影響，這是所謂的叙事對社會現實的構造性作用（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這是我的前輩同僚Margaret Somers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這個層面，跟我們在研究曆史的時候也在編織叙事，是不同層面上的一個問題。在我們研究曆史的時候，我們當然是需要通過許多不同的證據，來厘清辨識，哪些是史實，哪些不符合史實，并由此勾勒出一個更加好的、在史實層面上能說得更圓的一個叙事。我想強調的就是，這兩個叙事的問題屬于兩個不同的次元。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