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文字談西方哲學

哲學分廣義哲學和狹義哲學；廣義哲學（是指通常指你所讨論的東西不是直覺的東西，而是相對抽象的東西，都可以叫做廣義哲學）而狹義哲學（僅指古希臘“智者”玩弄的特殊的邏輯遊戲）

對中國而言，是缺乏狹義哲學這一脈思路的，中國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比如孔子，老子，莊子，墨子等等，

中國也有學習哲學的大師，教授，但用《圍城》裡一句話說中國從來沒有過“哲學家”，隻有“哲學家學家”（比如尼采專家，康德專家，黑格爾專家 ，這些人一生研究别人的理論，卻沒有研究過哲學，始終沒有自己的理論，他們在哲學上的貢獻始終為0）

是以，我介紹一人：王東嶽

王東嶽，筆名“子非魚”，自由學者。　　獨立于任何黨派和學術機構之外，無固定職業，亦無确定職稱，

先生在太平峪曾為醫學碩士，但研究所學生畢業後即脫離醫界；　　也曾做過西北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以及　　西安交大管理學院的東方文化客座教授，聊以謀生。　　迄有著作三卷兩冊：　　三卷《物演通論》合為一部；　　一冊随筆集《知魚之樂》；　　一冊彙編本《人類的沒落》。

介紹王老師時我想起了錢偉長（三錢之一），世界上總有這麼一類人，一生默默無聞的做學問，直到死後，我們才逐漸了解他。希望王東嶽老師會對喜歡西哲的人有所幫助。

關于什麼叫西哲，在下隻是哲學外行，怕是講不清楚什麼。我想王老師《知魚之樂》第一篇或許能講的更加清楚。

1.無用的哲思

“哲學”是什麼?似乎三言兩語不太能講清。我就聽過很多人講哲學，卻從來沒有聽懂過:，翻開有關詞典，見如是說:哲學(philiosophy)之詞義源自希臘文phileo(愛)和sophia(智慧)的字源合成，哲學史家一般認為畢達哥拉斯首先使用了這個概念，19世紀有日本人依據中國占文獻中“哲，智也”而将其譯為“哲學”，意即智慧之學雲雲······。看罷越發糊塗得緊，于是自忖大約我屬于“不愛智慧”的笨伯。後來漸漸地醒悟過來，方知在中國，吃析學飯的教書光生自己尚且昏昏然，聽哲學課的昭昭學子焉能不被哲學吃了?因而覺得有必要換一個講法試試看。 一般來說，你離什麼東西越遠，你就越不至于變成它的奴隸，這話有一定道理，但全然不懂某樣學問，卻反過來能當那學間的主子，這種情形應該不多見。然而，中國人跟哲學的關系似乎偏偏就是這樣一種局面。據說近些年洋人來華，發現我國有太多的人能大談哲學，很是詫異，因為即使在盛産哲思的西方，哲學也要算是一門比較深奧的學問，一般大概沒有多少人敢在這方面随便賣弄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于哲學本來是毫無用場的東西，故而平日裡也沒有什麼機會提得起它。但在我們這塊兒沃土上，哲學跟蘿蔔白菜一樣遍地開花，無處不在，其政治用途尤為廣泛，這倒讓人懷疑中國人聽謂的“哲學”到底是不是哲學。

哲學舊稱“形而上學”。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活在“形而下”的直覺世界裡，是以不懂哲學應當絲毫無礙于生存。但我以為大概人人都在潛意識中懷揣着一套哲理，問題在于你能否把它打撈出來。通常，凡屬你能在舌尖上随意擺弄的，想必不會是哲學。假如那玩意兒竟然就是你的哲學，則你的淺薄怕是從此無藥可醫了。因為，即便說得通俗一些，哲學對于人的精神，至少也相當于電腦裡的作業系統，沒有這個作業系統，固然一切應用軟體都無從運作，但真正能把這套基礎作業系統調出來加以審視的，似乎并不是玩電腦的人都能做到。想想看，如果你不是一個程式設計老手，你卻能輕而易舉地翻騰你的作業系統，那你電腦裡到底裝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大概很有必要仔細檢讨一下了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說哲學無用呢?哲學的無用就在于它實際上比那個作業系統潛藏得還要深，或者說，它距離精神上或意識上的應用層面更為虛缈遙遠。它是以在精神底層奠定了一個深厚而堅實的基礎，這就好比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它們相距得越遠，那基礎科學就顯得越沒有用處，盡管越沒有用處的基礎科學，最終對應用科學具有越大的奠基作用和指導力度。譬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開創了整個20世紀以來的科學新時代，但起初連他本人也不相信，這套理論可以作為量子力學與核實體應用的基礎。他甚至公然反對量子力學，而且直到英國著名科學家愛丁頓首次為時空引力場彎曲做出觀察證明之後，愛丁頓仍說全世界真正能了解愛因斯坦的僅有兩個半人，而他自己隻算其中的半個人。不僅如此，大概迄今也沒人能夠借助于相對論，弄出點兒什麼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名堂吧。相反，倘若某種作為基礎理論的學說，居然當下就能到處派上用場，則你千萬要小心由于它的短視可能造成的贻害。因為這表明建立在它上面的應用系統一定既.粗糙浮淺，又前途限量，俨如在未經夯實的地基上蓋樓，那樓房蓋到哪一層可能會突然坍塌下來，恐怕真是一件特别值得警惕的事情。

拿東西方思想史作個比較，大約最能說明這類問題。 公元前6世紀左右，理性化的哲思在世界各地分頭萌動，這仿佛是某種自然演化律的觸發機制在起作用。但一開始，它們各自的起點和深度就大相徑庭，進而導緻不同的文明類型最終顯示出截然不同的分化内能和發展前景。古希臘先哲似乎特别缺乏現實感，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距離實用層面很遠，即便在最原始最樸素的自然哲學期，他們也隻一味地追問“存在的本原”或“萬物的動因”，這一問就間到了“物的後面”或“思的深處”，結果馬上引出了畢達哥拉斯要用抽象化的“數”(數學)來淦釋世界，歐幾裡德要用邏輯化的“形”(幾何學)來推導世界，哲學與科學由此在理性的深處打下了第一個扭結。實際的情形是，畢達哥拉斯那僚亮的唯理論先聲，啟發了柏拉圖第一個明确意識到，通常所謂的“外部世界”其實隻能是一個“精神化了的世界”，而歐幾裡德後來著述《幾何原本》，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點、線、面來圖解對象，很大程度上是在為柏拉圖的“理念論”作證—證明隻有理念和邏輯才是永恒而有序的。文藝複興後，以笛卡爾為代表，西方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一起(笛卡爾本人就是一位集數學家、實體學家和生理學家于一身的科學家)，繼續沿着這個邏輯化的思路并肩前進，他們幹脆推開缺乏精神根據的“本體論”，集中力量去探索認知活動的内在規律，哲學從此跨上了“認識論”的新台階。它的道理在于，既然主體隻能借助自身先驗的感覺屬性去捕捉對象，那麼，在尚未搞清“感覺”或“精神”的特性和規定之前，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談論“精神世界”以外的客體呢?

于是，笛卡爾隻能證明“我思故我在”;貝克萊偏要糾察“感覺的限度”;休漠接着發現“歸納思維的無效性”;然後康德才不得不拷問“純粹知性”怎樣造成知識增長......這是一個綿延了上千年的巨大思想工程，它由此鍛造出一脈相當嚴密的邏輯工具和思維方法。其結果是，哥白尼一反感覺上完美的“地心說”，在當時還沒有多少天文觀察證據的情況下給出了合乎理性的“日心說”;伽利略隻在斜面試驗的邏輯運算中就推導出“自由落體定律”，他根本用不着爬到比薩斜塔上抛下兩個大小不等的鐵球;牛頓把他那邏輯，系統格外嚴密的力學著作直接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愛因斯坦則更為明确，他不但坦承自己的第一位科學啟蒙老師就是那位被列甯罵得一塌糊塗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馬赫，而且還反過來批評馬赫對形而上學純思辨邏輯的不恰當攻擊。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很早也已完成了數學上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其後的“祖率”(即祖沖之的圓周率)甚至比當時西方的計算精度還高;再者，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甚至比托勒密更早地做出了“地心說”的模型(即漏水轉動的渾天儀)，但那隻是一個看似優美的實物模型，卻不是一個具備内在緻密性和延展性的邏輯模型。而且，我們這些匠人式的思想家，總是在半途中就急忙把自己浮升到實用的層面上。例如，祖沖之就特别熱心于制造水雄磨和千裡船等，張衡也格外熱衷于研制測地震的方位地動儀和測風向的候天儀，卻從來沒有哪個人甘願沿着繁密的邏輯路徑，去不計功利地畢生深究世界的本原與心智的關系。這也就難怪黑格爾要冷嘲般地貶議“東方無哲學”了。不過，嚴格說來，黑格爾的見解并不正确，因為中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恰恰全都是哲學家，須知正是他們的思想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作業系統，也就是說，他們全都起到了哲學家的精神鋪墊作用和邏輯打造功能。隻可惜，他們太現實了，太注重鼻子跟前的社會憂患和人文關懷了，是以，他們的思路是當下急用的，他們的邏輯是微言大義的。你看，孔老夫子整天忙着遊說列國，相比之下，亞裡士多德卻急于擺脫馬其頓王室的帝師苦差;墨子操心如何用“非攻”和“兼愛”來平息戰争，與此同時，蘇格拉底倒一點兒也不認為他奮勇參加雅典城邦保衛戰與他的哲學有什麼要緊的關系;這邊公孫龍悠然遊戲“白馬非馬”，那邊歐幾裡德潛心編纂幾何十三卷;唯獨老子逍遙世外，似乎大有追問天地之道的雄心，可他又太深刻、太虛無、或者也可以說是太墉懶了，以至于若非函谷關的關長擋駕，他恐怕畢其一生也不肯留下一個字給後世。而且，如果仔細閱讀他的《道德經》，你會發現他的世故一點兒也不遜于其他諸子，反之，其思辨論證之才具卻照例顯得十分蒼白。

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數篇幅都在談論如何做人與如何為君，其實用程度足以讓後來的漢朝帝王直接頒作治國之策，或者，也足以讓芸芸衆生将其蛻變為一宗救民于水火的世俗道教，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它發展成“緻虛”的思維邏輯和“守靜”的科學實驗。

果不其然，實用的哲學很快就會給人帶來實用的效應:政治上，我們古老的社會制度是最完善最穩固的，折騰了兩千年，你也休想徹底拆解它那千絲萬縷的人治紐帶和深人靈魂的專制架構，以至于一門心思信奉辯證運動的馬克思，都隻好無奈地将這個東方怪物稱為“停滞社會”。經濟上，早在唐、宋、元、明的中古時代，尤其是清朝初年的所謂“康乾盛世”時期，我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曾經占到全球總産值的1/3左右，遠遠高于現在美國經濟獨據鳌頭的世界地位(約為21%)，但從這裡卻根本不可能衍生出别具一格的現代商品經濟形态。技術上，我們更是占盡了邏輯省略的便宜，指南針是基于天然磁體傾向地球磁極的偶然發現;火藥是煉丹術士将各類雜物随機配方弄成的意外事故;造紙和活體印刷更是民間生産實踐活動的産物，絲毫不必進行任何繁瑣細密的邏輯運籌;即是說，我們的四大發明無一不是既切近又實用的東西，決不會有哪個傻瓜去鑽研遠在天邊的“日心學說”或一無用途的“自由落體”。到頭來，我們隻好扮演羅德島上的舞蹈家，誇說自己過去跳舞如何精彩，隻是現在底氣不足、衰态畢現，無論怎樣努力掙紮也站不直、跳不高了。

1840年的鴉片戰争，預示了由淺用哲學所構造的精神實體的最後發展界限，1919年的五四運動，标志着我們隻好斷然割舍那個缺乏豐厚底蘊的思想文化傳統—一脈古老的文明枯枝就這樣戛然斷落。可它的禍根卻應該追溯到先秦時代甚或先秦時代以前。想想看，那個發端于黃帝和文王的“陰陽”辯證理論，一開局就足以用來解釋男人和女人的一切玄奧，對于如此貼近我們身體發膚的直覺哲理，你還能指望它産生怎樣長遠的精神效應和邏輯成果呢? 哲學原是極深沉的“務虛”，隻有精于務虛的民族才有望找準“務實”的方向。須知人類就是以“智質虛存”主導“體質實存”的衍存物。是以，哲學的興衰似乎一直與文明的興衰密切相關，西方哲學思潮的漲落與西方曆史氣運的起伏完全吻合，中國亦然。隻是由于中國自古缺乏多向求索的寬松氛圍和深向發掘的邏輯功力，因而也就缺乏廣博填密的哲思體系，文明的張力到底弱一些。

縱觀人類思想史，真正在哲學上有所建樹的人大都是當時的博物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反過來看，在自然科學上做出重大貢獻的人通常也相當谙熟真正的哲學，這是兩條腿撐着一架軀幹的格局，弄成瘸子總不便于走得長遠。是以，切不要以為僅僅學好了數、理、化就必然可以把握未來科學的方向，也不要以為單憑追逐時興的思潮就一定能夠跳到時代的前頭。須知西方的學子即便不是全都精讀柏拉圖或康德的著述，他們的心智深處也濡染着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和氛圍，同樣地，我國的學生即便不太通讀孔夫子或老子的說教，其精神底層也殘留着東方思想的頑固印記和氣息，如果我們真想學習人家的長處，請從這個最深在、也最具決定性的地方着手。牢牢記住，今天的知識照樣有厚薄遠近之分，也照樣有作業系統和應用軟體的差別，由此開始的馬拉松賽跑最終照樣會顯出耐力的高下和氣脈的短長，隻.是不知目前再造的中國文化打算做出怎樣的抉擇?

臨末，讓我借用羅素的說法，對哲學本身做一個最簡要的介紹:人類迄今經曆了神學、哲學和科學三大思想階段，哲學因而成為神學和科學之間的邏輯中介過渡載體。它與神學的共通之點在于，二者都傾向于追究世界的終極原因，并表現出對人類自身的終極關懷;不同之處是，神學.所使用的思想方法乃是“信仰”，哲學所使用的思想工具乃是“理性”。由此不難推斷，它與科學的共通之點在于，二者都是借助于理性方式來探讨問題的學術;但研究目标上的不同也顯而易見，科學更關心具體對象的鑽研，哲學卻保持着它的終極關切形态。如果說，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不能導出我們對自身處境的整體認知，或者，如果說，人類的思維程序傾向于越來越分化、細緻和狹隘，亦即傾向于越來越迫切、實用和輕浮，那麼，站在統一整合的哲學立場上來俯瞰世界和人類的總體狀态和終極關系，難道不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大視野或十分高遠的大境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