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一、 笛卡爾： “ 我思故我在”
當英國經驗論的奠基者培根， 在冰天雪地中為一個實驗而勞碌奔波時； 大陸唯理論的創始人笛卡爾， 卻安坐在溫暖如春的火爐旁凝神沉思。 這個鮮明的對比， 恰好勾勒出經驗論和唯理論南轅北轍的理論特征和學術風格： 前者把知識建築在經驗的大地上， 是以， 注重事實、 推崇實驗； 後者以理性為基礎建構認識的大廈， 是以， 肯定原則、 強調推理。 于是， 我們就很自然地目睹， 培根如何為了自己的信念而在實驗場所鞠躬盡瘁； 下面則讓我們來看看， 笛卡爾先生又是怎樣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頭腦裡抽繭剝絲、 并用之于建造形而上學體系的。笛卡爾（Ｒｅｎ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１５９６—１６５０） 出生于法國外省一個貴族家庭。 他體質嬴弱、 敏感多疑， 這種天生的氣質給他的哲學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耶稣會學校所受到的教育，為他打下了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數學基礎， 并從古典學中了解了以往的主要學問。
後來， 他前往巴黎學習法律， 雖然獲得了碩士學位， 但并沒有從事法律工作， 而且他作出了一個奇怪的決定： 當兵從軍。 理由很簡單， 因為充斥着學術文化界的都是些經院哲學的胡言亂語， 隻會誤人子弟， 要獲得真知， 隻能到世界這本大書去尋找， 而當兵則可以使他周遊列國。 笛卡爾随軍遊曆了荷蘭和德國許多地方。 在服役期間，他的哲學思想漸趨成熟。１６９１ 年冬一個嚴寒的日子， 笛卡爾獨自躲進一間小屋，面對火爐閑适安坐， 爐火烤得人暖烘烘、 懶洋洋的。 他雙眼漫不經心地瞟着火爐， 飄忽跳躍的火苗慢慢地使他進入了一種似睡非睡的出神狀态。 這種凝神沉思的情景， 對他已是家常便飯了。 忽然間， 一個觀念異常清晰地躍上他的腦海： “ 我思故我在！” 他無比興奮地緊緊抓住這一思想， 一步步地推展下去， 把以往零星分散的觀念提綱摯領地串聯起來， 擰成了一個嚴謹的思想體系。
于是， 近代西方哲學終于在這個火爐旁悄悄地誕生了， 而這位老是佩戴着一把長劍、 愛睡懶覺和沉思冥想的笛卡爾先生， 則是以被西方人尊奉為近代哲學之父。為什麼笛卡爾能享有如此殊榮？ 他到底創立了什麼樣的一門哲學學說呢？“ 懷疑一切” ， 這是文藝複興時法國名作家蒙田 （Ｍ ． 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１５３３—１５９２） 的殺手锏， 他祭出這一絕招，用以否定神學和經院哲學， 對後世影響深遠。 往前追溯， 可以在古希臘的智者中找到一批最早的懷疑論者， 他們目空一切、 懷疑一切。 懷疑作為一種方法， 是理性思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但懷疑論者好走極端， 錯将方法當目的， 由懷疑進而否定人類的一切知識。 蒙田雖則未入智者窠臼， 但他卻無力在被他的懷疑方法所掃清的地基上， 重新栽種下新哲學的樹苗。 笛卡爾與培根一樣志存高遠， 決心放倒經院哲學這株老朽的枯樹， 并在新地基上重新樹立新哲學的理性基礎。
他接過懷疑的方法， 作為掃蕩經院哲學和一切舊知識的鐵掃帚。懷疑一切， 便成為他的哲學出發點， 也是他的科學方法的第一步。 小時候， 笛卡爾埋頭研讀各類經典， 誰知越學越糊塗，敏感多疑的他不由得疑窦叢生： 神學是教人練習升天堂的學問， 除了天使和上帝， 誰有能耐去了解和把握？ 哲學呢？ 千百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論之中， 從來就不曾給人任何确定無疑的東西。 至于其他一切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學科， 其可靠性就更不必提了。 他由此聯想到， 我們所有的知識， 無一不是在我們還沒有學會用理性去獨立思考之前， 由别人從外面灌輸給我們的， 而灌輸者也是從别人或前輩那裡接受他們的意見的。 這樣陳陳相因、 代代相傳， 謬種便日漸累積凝固，進而構成我們熟視無睹的所謂知識體系。也許正是那團陪伴着笛卡爾陷入沉思的爐火， 意外地給了他以靈感： 必須在經院哲學和舊知識大廈中放上一把滔天巨火， 讓懷疑的烈焰将它們統統燒成灰燼， 以便騰出空地， 讓位給經過理性反思的新學問。
普遍的懷疑， 是笛卡爾方法論中第一個重要原則， 其目的乃在于， 在尋找确定可靠的知識以前， 首先排除一切武斷、偏見和迷信等錯誤的幹擾， 以便在清晰明白的心境中去鑒别真正的知識。 這就引申出懷疑之後， 确定知識可靠性的四條規則：（１） 除了根本無法懷疑的、 清楚明白的觀念以外， 決不接受任何東西；（２） 将所考察的任何問題， 都按照解決問題的需要而分成最小的部分；（３） 思想必須遵從由簡單到複雜的順序， 即便本身沒有次序， 亦應假定其有次序；（４） 把一切情形盡量完全地列舉出來， 始終進行徹底的審查， 以確定毫無遺留。笛卡爾正是用上述規則把代數運用于幾何學， 進而創立了解析幾何學這門新興學科的。 他希望把這種數學中行之有效的演繹方法， 抽象概括為普遍有效的方法， 用以解決哲學、實體學、 解剖學和天文學等領域中的問題。普遍懷疑和上述四條确定性規定， 是笛卡爾方法論中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兩大部分， 懷疑意在掃除偏見和迷信， 規則旨在确定可靠知識的标準和步驟。
這種方法的關鍵在于， 用理性直覺去尋求清楚明白的原理和進行演繹推理， “ 清楚明白” 是笛卡爾十分強調的可靠知識的唯一标準， 也是哲學研究所必須遵從的一般規則。 所謂“ 清楚明白” 是指， 觀念、 判斷和知識在頭腦和思維中是否清晰有序、 明白無誤、 不自相沖突， 而與具體的經驗證明無關。當笛卡爾用這種方法去審視一切時， 便導緻了系統的懷疑。 什麼東西是清楚明白而無可置疑的呢？ 面前的火爐顯然不是， 因為我的感官可能會欺騙我，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夢境； 也許數學千真萬确， 但沒準上帝或惡魔在捉弄我， 将我引入歧途； 身上的佩劍也許是假的， 停在臉膛上的鼻子恐怕一會兒就會化掉， 連我本人是否真的站在這個地球上， 這些由感官經驗告訴我的一切， 都是值得懷疑的。 然而， 在我對所有事情進行懷疑之時， 卻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 那就是“ 我在懷疑” 這個思維活動。
如果連這也要懷疑， 那世上就沒有懷疑了， 這豈不自相沖突了嗎？ 這就是著名的“ 笛卡爾的懷疑” ， 從這裡就引伸出笛卡爾哲學的第一條原理： “ 我思故我在” 。 我在思想， 即使在想我在做夢、 我被捉弄、 我沒有了身體， 無論我想什麼， 想這件事本身是确鑿無疑的。 笛卡爾認為， 這是最确實可靠的真理， 其他一切原理都可以從它推導出來。就這樣， 笛卡爾通過批判的懷疑方法， 找到了第一個無可懷疑的東西： “ 我” 。 這個“ 我” 并非肉體之“ 我” ， 而是思維者之“ 我” ， 是獨立自存的精神性實體—— 心靈， 其本質就是思想。 事實上， 這個“ 我” 就是作為認識者的主體， 也即與對象客體相對應的人的自我意識。 笛卡爾将自我從客體世界中獨立出來， 并把這個主體作為與客體對立的哲學與認識的出發點， 這種做法對于以認識論為主題的近代認識論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難怪人們毫不猶豫地将笛卡爾視為近代哲學之父。接着， 笛卡爾便從第一原理中推論出上帝。
既然“ 我” 會懷疑， 那就證明“ 我” 是不完滿的， 因為懷疑意味着認識不足， 即不完滿性。 但“ 我” 心中卻清楚明白地感到有一個全知全能無限完滿的上帝觀念， 它從何而來？ 絕不可能從不完全的“ 我” （即心靈） 中産生， 是以上帝觀念必然來自“ 我”之外的一個完滿的實體—— 上帝。 是以， 上帝必定存在。 于是， 上帝成了笛卡爾所證明和推出的第二個不可懷疑的實體。這個證明其實隻是中世紀實在論者安瑟倫本體論證明的一個翻版。然後， 借助于上帝的幫助， 笛卡爾進一步演繹出物質世界的存在。“ 我” 的認識能力既然是上帝賦予的， 那麼它就決不會欺騙我； 隻要“ 我” 的觀念清楚明白， 它就必定真實可靠； 因為“ 我” 清楚明白地意識到外界物質對象的觀念， 是以物質對象一定存在。現在， 我們有了構成世界一切事物的三個實體： 上帝、 物質和心靈， 它們都是笛卡爾從普遍的懷疑、 用清楚明白的原則推導出來的。
笛卡爾就這樣通過理性的思辨和邏輯的演繹，從主體自我這一認識論思路出發， 去解釋世界的存在， 一步步構成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但是， 這個世界體系一開始就存在着分裂。 根據笛卡爾，物質與心靈各自獨立、 互相平行， 誰也不決定誰。 這首先就導緻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理論困境： 怎麼解釋心靈與肉體互相協調的事實？ 例如， 為什麼腦子想去吃飯， 身體卻不會跑去踢球？ 一個人怒火滿腔時， 就不可能滿口甜言蜜語？ 為解決心體協調的問題， 笛卡爾絞盡腦汁， 想出了一個辦法： 靈魂位于大腦的“ 松果腺” 中， 當其受到外物震動時， 靈魂固有的知覺就出現， 并使肉體有适應的反應。 這實際上就承認了靈魂與肉體有一定的聯系， 變得自相沖突了。 後來， 笛卡爾的追随者們設計了一個更為精緻的理論—“ 兩鐘并行論” ： 精神和肉體就像兩個走時一樣準确的鐘那樣， 由上帝上緊發條，各自走着獨立平行的路。 但人們自然會追問： 上帝既然那麼全能， 為什麼會弄出這樣一套笨拙的東西， 而不是将二者合并為一？ 難道上帝有意捉弄人才這麼幹的嗎？ 無論怎麼說， 笛卡爾無法解決他提出來的這一套精神與物質的二進制論， 隻好搬出上帝來調停二者的沖突， 填平心靈與肉體的鴻溝。
但這樣一來， 他就回到了神學的懷抱中去了。依賴上帝， 這對笛卡爾來說， 不僅是出乎理論的要求， 而且也是基于心理的需要。 生性膽小謹慎的笛卡爾， 從軍隊退役後， 隻回巴黎住了兩年， 就發現這個國家令人窒息的氣氛不适宜他的思想， 轉而遷往較為自由的荷蘭， 一住就是２１ 年。他曾寫下一部重要的實體學著作， 書中完全抛開了上帝， 采納哥白尼的學說， 用機械唯物論的方法去讨論物質世界。 可是， 當他知道１６１６ 年伽利略被教廷秘密審判以後， 眼前似乎又浮現起布魯諾被活活燒死的情景， 終于決定将書稿藏而不露。 是以， 他之捧出上帝， 也許是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保護性的神學外衣。 況且， 他的上帝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上、 從自我出發、 通過理性推導而來的， 它作為他的唯理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必要的理念基礎和終極原理， 也是一種理論的需要， 它仿佛是那個人再不能言說的那個思維的極限，那個人類把所有未知的東西都往它身上推的空箱子。
當然， 我們不必為笛卡爾的有神論作辯護， 因為在當時，就像我們今天相信人都有祖先一樣， 信奉上帝乃是一件及其自然的事， 像霍布斯那樣極端的無神論思想家是絕無僅有的，大實體學家牛頓， 在他的機械論宇宙中也恭敬地将上帝尊奉為“ 第一推動者” 。 培根和洛克都是虔誠的教徒， 也是二重真理的信奉者。笛卡爾關于心靈與物質為各自獨立的實體的觀念， 加劇了由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引發的二進制論。 這種理性化的形而上學與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不可同日而語。 經院哲學将理性看作信仰的附庸， 用理性來證明上帝， 進而建立神學的世界觀。笛卡爾則将這一切颠倒了過來， 用理性的懷疑徹底推倒經院哲學的舊建築， 然後從思維者主體—— 即理性的自我意識中推引出整個世界及其上帝。 這樣一種理性形而上學的方法， 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哲學。 在認識論中， 笛卡爾也貫徹了他的理性第一的原則。在火爐旁得出“ 我思故我在” 結論的笛卡爾， 此時端來了一盆蜂蠟， 對着它出神。 感覺告訴我， 它有特定的味道、 氣味、 顔色和形态， 它較脆硬又易于擺弄。
可是， 當我用火來烤它時， 它立刻就融化流動， 然後冷凝成與剛才很不相同的形狀。 不過， 我知道雖然它已面目全非， 但它仍然是原來的那一塊蜂蠟。 為什麼？ 感覺已經告訴我它早已發生變化， 而我卻認定它根本沒變， 可見使我作出這一确認不是感覺， 而隻能是我的思維。 換言之， 是我的理性知道蜂蠟之是以為蜂蠟的本質。 是以我能夠排除感覺的幹擾， 堅持正确的認識。從這個例子， 笛卡爾引申了他的唯理主義認識論。 與經驗論相反， 笛卡爾認識， 感覺經驗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 時常還會騙人， 因而沒有可靠性。 隻有理性的認識才是可靠的，通過理性直覺和演繹推理， 人就能獲得真實可靠的認識。 人心天生具有一些不證自明、 清楚明白的“ 天賦觀念” ， 例如像“ 平面上兩直線不相交必平行” 這樣一些幾何公理， 像“ 全體大于部分” 這類數學原理， 像“ 甲不是非甲” 這種邏輯規律，以及像上帝觀念等等。 人們通過理性的直覺而非感覺經驗發現這些天賦觀念， 并使它們成為進行演繹推理的前提和出發點， 從中推演出一切真實可靠的知識， 建立起全部知識大廈。
當然， 笛卡爾并不把一切觀念看成天賦的。 他将觀念分成三類： 第一是由感覺從外界對象獲得的外來觀念， 其可靠性不高； 第二是人造的觀念， 如美人魚、 飛馬； 第三類是天賦觀念， 最為可靠。如同他的形而上學存在着物質與精神的二進制對立一樣，在認識論上， 笛卡爾也碰到理性認識如何與經驗存在相适應的問題， 由天賦觀念得來的認識如何能應用于經驗世界的問題。 在這裡， 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上帝： 上帝一方面把規律建立于自然之中， 另一方面又把它們的概念印人人的心靈， 當我們認識了它們， 也就同時了解了自然的規律。 這又是一種平行論的論調， 即認為自然 （經驗） 系列與理性系列互相平行、 不謀而合。 這是二進制論所導緻的一個必然的理論結局， 從中透露出一種獨斷主義的味道。 因為人們自然會問： 為什麼兩個毫不相關的領域竟會步調一緻、 互相趨同呢？ 笛卡爾隻能武斷地答道： “ 那是上帝要這麼幹的！”由懷疑到獨斷， 這是笛卡爾哲學所走過的思路曆程。
當所有的一切都遭到懷疑否定之後， 眼前就隻剩下一片空白， 這時， 要在這片空白之區樹立起任何東西來， 都隻能靠一種獨斷專行。 笛卡爾正是這麼做的： 由普遍的懷疑到“ 我思故我在” ， 那個作為思維者的“ 我” 便是一個不依賴任何條件而獨立存在的東西， 甚至連承擔起思維活動的大腦和身體都可以不要。 這還不夠武斷嗎？ 同時， 片面否定感覺經驗， 任意誇大理性認識， 也使笛卡爾陷入某種先驗論的武斷之中。 無可否認， 笛卡爾要求人們憑借理性、 獨立思考， 意識到感性認識的局限性， 而提倡理性演繹法， 以取得普遍必然的知識， 這對于反對經院哲學所宣揚的信仰主義和蒙昧主義， 對于當時科學文化的發展， 尤其對數學和演繹邏輯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正如英國經驗論繼承了中世紀唯名論傳統， 突出個别實在， 否認一般的客觀實在性， 強調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根本作用那樣； 笛卡爾首倡的唯理論也與實在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唯理論因為感覺經驗的個别性而輕視它， 轉而強調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共相， 以為通過理性直覺和理性演繹，可以獲得關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認識。
唯理也就是理性唯一、唯上的意思， 笛卡爾提倡的理性至上主義， 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 一面用于砍劈經院哲學的蒙昧迷信， 一面拿來抵擋經驗論的經驗至上論。 與經驗論相對悲觀的知識論相反， 唯理論對人類知識表現出極度的樂觀情緒， 似乎隻要努力發掘自己心中的“ 天賦觀念” ， 人就可以一步登天， 走上通往終極真理的康莊大道。 這種盲目樂觀與唯理論的思想獨斷相映成趣，并始終随着它。笛卡爾的幾部重要著作《方法談》、《形而上學的沉思》 和《哲學原理》 等， 都是在荷蘭定居期間發表的。 這些作品使笛卡爾聲名遠揚海内外， 也驚動了瑞典女王克裡斯蒂娜， 這位文藝複興式的君主力邀笛卡爾赴瑞典講學。 令人奇怪的是， 這位慣于懷疑一切的法國哲學家， 卻不曾對這次使命的效果産生任何懷疑， 也沒有對自己衰弱的身體能否經受得起北歐的嚴寒有絲毫的憂慮， 便欣然應命， 踏上了斯德哥爾摩。
豈料， 瑞典女王精力充沛得驚人， 堅持要笛卡爾每天淩晨５ 點為她和大臣們講授哲學。 這可難倒了我們這位自由散漫的哲學家。 像許多出色的哲學家一樣， 笛卡爾慣于睡懶覺，每每日上三竿、 太陽曬到屁股的時候， 他仍賴在床上為夜裡過度的玄思而休眠不醒。 但是， 王命不得不從， 笛卡爾隻得勉為其難， 匆匆從床上爬将起來， 草草梳洗完畢， 還忘不了戴上那把形影不離的長佩劍， 揉着腥松的睡眼， 急急忙忙趕往金壁輝煌的皇宮， 一路上北風呼嘯、 寒氣逼人。 當他見到女王不以為然的臉色， 才發覺自己又遲到了！ 難道是因為自己頭腦裡的鐘與自己身體内的鐘走時不同， 還是由于自己寝室的鐘與皇宮的鐘不一緻， 而使自己屢屢遲到的呢？ 對此， 笛卡爾隻好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然而， 他身體内的鐘終究跟不上他靈魂裡那隻急匆匆的鐘的步伐， 而北歐蕭殺的嚴寒又加重了這種身心失調。 不出半年， 哲學家就一病不起， 成了天國的客人了。 這使人想到與本節開頭有關的一個對比： 經驗論的創始人培根也是殒命于嚴寒， 不過他是為了實驗而捐軀； 而唯理論的首倡者笛卡爾， 卻是因為沉思冥想被打斷而喪生的。 莫非二者之間還暗示着一個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結局嗎？ 這， 我們就無從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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