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很多人說福貴是悲劇人物，我不同意
《我在島嶼讀書》劇照。
✎整理 | 張文曦
✎編輯 | 程遲
提到華語虛構類文學作品，相信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餘華的《活着》。距離《活着》首次出版，已經過了30年時間，但這部作品仍舊占據着華國文學各類暢銷書排行榜前列。
在餘華筆下，這兩個充滿堅韌的字眼成了一種以福貴為代表的中國人身上那股“忍受的力量”——“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在很多年輕讀者心中，餘華是一位金句頻出的“段子手”。他曾說過“把悲傷留給讀者，把快樂留給自己”這樣的句子。在文學論壇上發表主題為回答“我為什麼寫作”時，餘華給出的理由是：“不想當牙醫，想睡懶覺，不想上班。”
但如果單純地把餘華當作文學圈的“頂流網紅”來了解，顯然會忽略掉他對人物、文學和生活的深刻認識。
7月22日下午，作家餘華在香港書展的“文學自由談”講座吸引了6000多名讀者前來參加。下午3點開始的講座，中午12點已有讀者在場外等候。
作家餘華。/林澤君 攝
講座上，餘華和講座主持人施志詠（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主持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分享了自己創作多部作品時的寫作思路和狀态，坦言小說和人的經曆一樣，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對讀者們所熟知的角色“福貴”，餘華直言不同意“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這樣的觀點。
即便很多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并不順遂，餘華還是堅信文學能夠傳遞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在被問及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如何在自由和束縛并存的時代中自處時，餘華說，希望年輕人不要去走“窄門”，也千萬不要去走馬克思所說的“崎岖的小路”。“先走寬廣的大路，那條路人越多越好”，等到覺得自己有能力走獨木橋時，再走少人走的路。
作家餘華的“文學自由談”書展講座現場座無虛席。/林澤君 攝
你不知道小說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施志詠：你曾經說自己的創作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成名階段，成名作是《十八歲出門遠行》。你當初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有些什麼樣的想法？
餘華：小說，它就是一個寫作方式，其實它和人的經曆是一樣的，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1986年11月，我要去北京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那時，作為一個還沒出名的青年作者，我處于一個還沒出名，但天天想出名的階段，想帶一篇小說去，趁着《北京文學》筆會的機會能夠發表。
我當時坐在書桌前不知道該寫什麼，我就看到杭州的《錢江晚報》夾縫裡邊有一條新聞，說的是在一個地方，有一輛裝滿蘋果的車，因為出車禍了，是以車上的蘋果都被人搶光了。
我心想，我就寫這個吧。開頭第一句話，我印象很深，我寫“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一下子找到感覺了，很順利地寫完。
《活着》劇照。
施志詠：剛才我想印證的就是“文學源于生活”，因為生活中的一則新聞，就引出了你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當時被稱為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作品。
到了你的第二階段，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被影視化的《活着》。那時，你好像在創作上有一些瓶頸？
餘華：對于《活着》這部作品，我是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一直想寫一個人和他的命運的關系，一直不知道該從哪入手。
我在來香港之前，還回答了一個美國的文學雜志的問題，對方問我靈感是怎麼産生的，我說，靈感其實是每天都會出現的，但關鍵的問題是：你是不是準備好了？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靈感迅速出現，然後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如果準備好了，靈感來了以後才是真正的靈感。像《活着》這部作品，我一直在構思，甚至部分的細節故事都想好了，我想寫一個人和他的命運，但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下手。
結果有一天中午睡了個午覺，醒來以後突然腦子裡邊出現“活着”兩個字，就是這個小說的書名，馬上感覺就來了開始寫。我在北京很順利地寫完解放前的部分，回到浙江寫完解放後的部分，然後我從嘉興跳上火車，直接送到《收獲》編輯部。
《活着》劇照。
施志詠：你們大家有沒有發現餘華老師所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直白，包括他的文字。餘華老師自己調侃說“我認識的字不多，隻有3000字左右”，但是你會發現他所制造的意象和比喻都非常優美，包括寫死亡或者跟死亡相關的東西。
例如《活着》裡邊有一幕就是主角福貴的兒子死了，其實這是一件很悲傷的事，福貴看着自己兒子每天上學的那條小路，你是怎麼形容那條路的？
餘華：當時寫到這裡我停留了幾天，因為我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意象。《活着》的語言是最樸實的。為什麼要樸實？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雖然福貴上過三年私塾，但他還是一個農民。一個農民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你不能用那種深奧的詞彙來書寫。
我記得我原來在先鋒文學時期的一些中短篇裡邊有過一個比喻，我用一種偷換概念的方式比喻月光下的道路，說它像一條河流一樣，泛着蒼白的光芒。但類似的比喻用在一個剛剛失去自己兒子，又把兒子剛剛埋下的父親身上的話，這個比喻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是不恰當的。
然後我尋找到一個“鹽”的意象，因為鹽是白色的，而且鹽對一個農民來說肯定是很熟悉的。另外，鹽和傷口的關系大家也是知道的。
讀過《活着》的讀者朋友肯定都知道，福貴的兒子有慶要割羊草，割完羊草他上學時間來不及了，每天就要跑步去學校，母親家珍給他縫的布鞋跑沒跑幾次就跑壞了。
福貴就罵他：“你這是吃鞋還是穿鞋？”是以後來有慶每次都是把鞋脫下來以後，才赤腳往學校跑的。前面有這樣一個鋪墊。
是以，當福貴把兒子埋了以後，他再看兒子每天都要往學校跑的那條小路的時候，我覺得一定要寫一個準确的比喻。最後寫的比喻是，“我看着那條彎曲着通向城裡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活着》劇照。
施志詠：你的第三個創作階段的代表作是《兄弟》，分成上、下兩部。《兄弟》的時代背景濃縮了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這個很重要的時代。談談當初為什麼寫這個時代？
餘華：1997年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動手寫《兄弟》，因為當時我已經感覺到中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當時沒寫完，我覺得是命運對我的安排。
一直到了2003年，我重新開始寫《兄弟》，《兄弟》的上部和下部分别在2005年和2006年完成。
現在看來，我在1997年的時候感受到的巨大的變化，到了2004年、2005年的時候，就覺得1997年的變化根本不大。是以我覺得我命好，讓我在2003年才開始真正地去寫它，而不是1997年就完成了。
《許三觀》劇照。
施志詠：你的一部作品有時候從構思到完成會花費很長的時間。例如你的長篇小說《文城》，你“拖”了21年。我記得你有一個很精彩的比喻，你說莫言寫小說就像打籃球投籃，轉眼就中了，你自己就像踢足球，踢了一個多小時還是0:0，《文城》算是0:0的成果嗎？
餘華：莫言的一場籃球比賽下來，就像NBA比賽48分鐘，兩個隊加起來200多分。我是一場足球比賽，時間比他長，經常0:0。确實莫言寫作非常快，他經常背着個包回高密，兩個月以後就背個包回來了，包裡面塞了很厚的稿子，讓我很羨慕。
《文城》是一直斷斷續續地寫，本來寫完《許三觀賣血記》就想寫《文城》，後來變成寫《兄弟》，《兄弟》寫完以後回來寫《文城》，結果又放棄了。再去寫《第七天》，寫完之後又去寫另外的沒寫完的，然後再去寫《文城》。這次因為新冠疫情來了之後被隔離了，一咬牙終于把《文城》給寫完了。
答讀者問：
生活屬于自己的感受，不屬于别人
讀者：餘華老師，請問在創作《活着》的過程中，你是如何把握對主人公悲慘遭遇的刻畫的？是更多的源于自身生活，還是來自想象？
餘華：因為我經曆過那個極其貧困的時代，我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活着》這部小說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它代表了我的寫作的一個轉型，另一方面就是讓我對人物有更多的了解。
我最早寫《活着》的時候，是用一個旁觀者的第三人稱視角，還是延續了像《在細雨中呼喊》那種比較優美的一種語言方式。
因為《在細雨中呼喊》裡的孫廣才、孫光林都是農民，要是用第三人稱就寫不下去，後來用了第一人稱之後就很順利地就寫完了。
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福貴的話，他除了苦難以外沒有什麼别的内容。但是你讓他自己來講述他的一生，他認為他是很幸福的：他有過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有過兩個最好的孩子，有過最好的父母，最後晚年的時候回憶起來，覺得自己的一生無悔。
很多人說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就一直不同意，因為福貴是用一種幸福的口吻在講述他悲慘的一生。
當時講到家珍去世的時候，福貴還中斷了，對“我”說，“家珍死得好，你看她一點是非都沒有，你看村裡沒有一個人說她壞話的”。福貴覺得很欣慰，家珍度過了這麼好的一生。
人生是什麼？我說過很多次了，生活是屬于自己的感受的，不屬于别人的看法。别人一看覺得他好像很悲慘，但福貴自己的感受非常好，覺得自己很幸福。
《活着》劇照。
讀者：餘華老師如何看待“把痛苦留給讀者，快樂留給自己”的說法？
餘華：我今年在澳門就已經更正了，我說我是把痛苦留給虛構，把快樂留給現實。當我把痛苦的情感全部在虛構的世界裡邊表現出來之後，在現實中我留給自己的就隻剩下歡樂了。
施志詠：餘華老師有一次回答讀者的提問，問“你最希望做哪一部作品的作者”，你開玩笑地說，“我當然希望做《聖經》的作者，但是再給我一萬年也做不到”。你這麼回答我覺得一定有原因，你會不會在自己的作品裡邊也嘗試，或者已經寫出《聖經》那種格調的作品？會不會是這本《文城》？
餘華：我首先說明一下，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是無神論者，我什麼都不信。我是把《聖經》當文學作品看，它确實是一部非常偉大的文學作品。它裡邊把人的善良寫到一種難以置信的程度。
我始終有個觀念，文學最基本的還是要與人為善，就是我們可以去寫一些醜陋的東西，但是我們也要在裡邊發現一些美好的東西。什麼是人性？什麼是我們的生活？什麼是讓我們賴以生存下來的東西？什麼東西是人所擁有的而動物所沒有的？就是人的同情和憐憫之心。
我們之是以能夠走到今天，是我們人性中美好的東西讓我們走到今天，而不是人生中那種惡的東西、醜陋的東西讓我們走到今天。
作為一個作家，還是應該去描寫那種惡的、醜陋的事物，但是必須要從裡邊寫出美好的東西，哪怕是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他寫得是那麼的黑暗，我依然能夠從裡面讀到希望。
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論他們寫的是醜陋還是消極，最終傳達到我們的感受之中都是一個積極和美好的信号。
在書展閱讀《活着》的讀者。/林澤君 攝
讀者：餘華老師這次演講的主題為“文學自由談”，其實自由是人類社會所必須的一個東西，我想問的是有關年輕人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覺得自己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束縛，你覺得年輕人應該如何在同時充滿束縛和自由的時代去面對這種困境？
餘華：每個人所受到的束縛是不一樣的，有的來自家庭，有的來自機關，有的來自同僚、同學、朋友。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父輩們來指導我的時候，我是很反感的。為什麼？
第一，因為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為什麼說的都不對。因為他們的經曆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曆不一樣，他們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未必有用。
第二，老一代人總喜歡教育年輕的一代人，其實我們不需要他們教育。現在也是一樣，我們這一代人裡邊也有一些人總是想對年輕人做各種各樣的教育，其實我們的經曆和現在年輕人的經曆完全不一樣，你們所經曆的事情我們沒有經曆過，是以我們不應該告訴你們怎麼做，你們最清楚你們該怎麼做。
你們現在是在到處摸索，尋找出路，找到了就出去了，沒找到的就繼續找。
我在《兄弟》的結尾裡邊說到窄門，其實“窄門”這個概念是《聖經》提到的，我們小的時候讀馬克思，他也說要走崎岖的小路才能夠找到真理。
但是我要跟你們說，你們年輕的時候千萬不要去走《聖經》所說的窄門，也千萬不要去走馬克思所說的崎岖的小路。
為什麼呢？因為那條路走過去基本上是走不回來的。先走寬廣的大路，那條路人越多越好，等你們感覺到自己有一定能力了，覺得“我可以去走一走獨木橋了“”我可以去走一走窄門了““我可以去走一走崎岖的山路了”，你再走。
你不要認為，因為餘華沒有上過大學，莫言沒有上過大學，史鐵生沒有上過大學，作家就不用上大學。錯了，我們當年上大學是很難的，沒上大學是因為考不上。不要以為有人沒有上大學，他能獲得成功，你們不上大學也能獲得成功，千萬不要這麼想。
《活着》劇照。
讀者：在讀者看來，福貴、許三觀他們的人生非常悲慘，但作品裡的他們非常幸福。人一生的幸福是可以從苦難中擷取的嗎？
餘華：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其實它裡邊是有幸福的，但是對于苦難，能避開就避開，不要為了追求所謂的成功去經曆苦難，太多的人經曆了苦難以後依然沒有成功。這個時代有很多“雞湯”，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喝得着，那就是假的。
整理丨張文曦
編輯丨程遲
校對丨鄒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