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姚雪垠被打成“右派”，在孤獨中，寫成了《李自成》的上冊。
196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的上冊，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但是，評價，卻是兩極分化。
有人認定，這本小說，是一株大毒草。
是以，在随後的“文革”中，那些發聲肯定過這本小說的人，在被打倒之後，就相對多了一條罪狀：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
可想而知，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在那時候，就是岌岌可危了。
但是，一個意外之喜突然傳來，使得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迅速地轉危為安，免于了滅頂之災。
那是1966年7月，毛主席親自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議中途，毛主席看見了湖北省的省委書記王任重，就将他叫到身邊，訓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兩冊，上冊我已經看了，寫得不錯啊。你趕快通知武漢市，要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下冊寫完嘛！”
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就打電話向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傳達毛主席的訓示。
就這樣，姚雪垠在“文革”中，成了當時的衆多知識分子中的異類——他既不是左派，卻又沒有被抄家批鬥，更沒有被關進“牛棚”。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李自成》下冊，雖然是寫完了，卻也沒有地方出版。
他隻好直接寫信給毛主席，向毛主席說明自己的情況。
于是，毛主席親自對他的來信作出批示，《李自成》下冊，才得以成功出版。
随後，他又寫信給毛主席，要求繼續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主席也對他的信作了批示。
當時，毛主席患病很久，又有眼疾，他看了姚雪垠的信後，立即用鉛筆，在胡喬木轉信的報告上批道:“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那麼，毛主席在那樣的一個曆史年代，為什麼會這麼地關注一個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為什麼會這麼地關注他寫的小說《李自成》呢？
是不是毛主席作為一個上司農民運動而成功的革命家，就特别地喜歡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特别地喜歡宣揚農民起義呢？
當然不是的。
這隻要看一看姚雪垠是怎樣寫《李自成》，怎樣寫李自成上司的農民起義就知道了。
許多人士以為，農民起義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但是，姚雪垠卻不是這樣以為的。
姚雪垠的觀點，是農民起義促進了改朝換代，但是沒有推動曆史前進。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李自成》上冊，才會被一些人，認定為是一株大毒草。
要不是毛主席特别地關照，他和他的《李自成》上冊，在“文革”中，就肯定會被“曆史的車輪碾得粉粹”了，就更别談，讓他繼續寫《李自成》的下冊了。
那麼，到底是“農民起義推動了曆史前進”呢？還是“農民起義沒有推動曆史前進”呢？
毛主席為什麼要在關鍵時刻，保護姚雪垠呢？
很顯然，毛主席是支援姚雪垠的“農民起義沒有推動曆史前進”的觀點，否定“農民起義推動了曆史前進”的觀點的。
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産力，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決定性的動力，而不是農民起義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這一點，我們可以用曆史的事實來說話。
在鐵器沒有産生之前，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之前，中國社會，一直是奴隸社會，其最高形态，也就是分封制，而沒有實行郡縣制，沒有在地方實行軍政分開。
為什麼呢？
因為，鐵器沒有産生，就沒有家庭式自由化小農業生産的條件，就隻能實行奴隸化的大農業生産。
而奴隸化的大農業生産，就必須要有軍隊随時監督奴隸們的勞動，鎮壓奴隸們的反抗。
盡管地方軍隊也有與帝王對抗、威脅帝王之權威的危險因子，但是，因為帝王的軍隊，解決不了奴隸們抗拒勞動的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以，分封制，就取消不了，地方軍隊就取消不了。
而一旦鐵器産生，家庭式自由化小農業生産的生産力，比奴隸化大農業生産的生産力更強，再也不需要地方軍隊去監督奴隸們的勞動生産了，于是，地方軍隊就取消了，分封制，就取消了，郡縣制就推行開了。
這就是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就是生産力推動了曆史的前進。
奴隸們的鬥争，當然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們的鬥争，并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充分條件。
沒有生産力的進步，奴隸們的鬥争，就推動不了曆史的前進。
而農民起義也是一樣。
農民起義，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必要條件，但是，農民起義，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充分條件。
沒有生産力的進步，多少次農民起義，也隻能是改朝換代，而不能推動曆史前進。
家庭式自由化小農業生産的弊端，就是容易造成“自然性”的土地兼并與集中，進而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
但是，這個弊端，依靠農民起義，解決不了，隻有依靠生産力的進步，才能解決。
隻有工商業生産的蓬勃發展，才能夠改變家庭式自由化小農業生産的弊端，避免土地兼并集中所産生的兩極分化。
而建國後的農民互助合作、與人民公社化，隻是一個促進工商業生産發展、實作中國社會工業化的一種特殊手段，絕不是一種成熟的經濟模式與政治模式，絕不能被視為是推動了曆史的前進。
是以，毛主席要支援姚雪垠的觀點，支援姚雪垠繼續創作《李自成》下冊。
其實，姚雪垠的《李自成》中，不隻有這一個觀點。
在肯定李自成上司農民起義的正當性時，作為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自身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保護了姚雪垠時，我們可能都不曾注意到，毛主席也保護了一個更大的大文豪郭沫若。
毛主席在“文革”中（1973年8月5日）曾經寫詩批評郭沫若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但是，在整個“文革”中，郭沫若是一直都被處于保護狀态的，沒有人能夠對他進行面對面的批鬥。
而郭沫若的一篇《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的，就在抗日戰争臨近結束的時候，被毛主席推薦為黨内幹部必讀之物。
那麼，郭沫若的這篇《甲申三百年祭》，又是怎樣寫李自成和他的農民起義的呢？
郭沫若對李自成的評價，就是李自成親民愛民，具有農民階級的立場，也有比較民主的作風，個人品格優良，但是，李自成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是一個具有高超的駕馭能力的政治領袖，他過于倚重劉宗敏和牛金星這兩個觀點激進、品質不純的人，而疏遠李岩和宋獻策那樣的具有傳統士大夫品質的人，導緻農民起義軍在進入北京之後，犯下了一系列的嚴重錯誤，甚至在面臨失敗的重要關頭，還聽信牛金星的讒言，放任牛金星殺掉了李岩兄弟，進而導緻起義軍的内部分裂，緻使起義軍最終的失敗不可挽回。
而郭沫若的文章，畢竟是一篇論述性的文章，隻能在有文化的社會上層發生影響。
如何将類似的思想，傳導到社會的下層，讓衆多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普通群眾，也能夠了解農民起義的缺陷，和農民起義的的領袖們所易犯的錯誤，像姚雪垠的《李自成》這樣的文學作品，無疑就是一個很好的形式。
是以，毛主席保護姚雪垠的目的，其實，就是要開啟民智，就是要讓我們的整個社會，都能夠提高一個文化層次，要讓我們的整個社會，在激情之中，還有一些理性，還有一些冷靜的思考。
往事并不如煙。
今天，我們回憶毛主席當年保護郭沫若，保護姚雪垠的這些“小事”，也許，更能夠了解他老人家，在當年那種環境下的精神狀态，和真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