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姚雪垠被打成“右派”，在孤独中，写成了《李自成》的上册。
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的上册，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是，评价，却是两极分化。
有人认定，这本小说，是一株大毒草。
所以，在随后的“文革”中，那些发声肯定过这本小说的人，在被打倒之后，就相对多了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
可想而知，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在那时候，就是岌岌可危了。
但是，一个意外之喜突然传来，使得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迅速地转危为安，免于了灭顶之灾。
那是1966年7月，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中途，毛主席看见了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啊。你赶快通知武汉市，要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下册写完嘛！”
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就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就这样，姚雪垠在“文革”中，成了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中的异类——他既不是左派，却又没有被抄家批斗，更没有被关进“牛棚”。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李自成》下册，虽然是写完了，却也没有地方出版。
他只好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向毛主席说明自己的情况。
于是，毛主席亲自对他的来信作出批示，《李自成》下册，才得以成功出版。
随后，他又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继续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主席也对他的信作了批示。
当时，毛主席患病很久，又有眼疾，他看了姚雪垠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那么，毛主席在那样的一个历史年代，为什么会这么地关注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为什么会这么地关注他写的小说《李自成》呢？
是不是毛主席作为一个领导农民运动而成功的革命家，就特别地喜欢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特别地喜欢宣扬农民起义呢？
当然不是的。
这只要看一看姚雪垠是怎样写《李自成》，怎样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了。
许多人士以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但是，姚雪垠却不是这样以为的。
姚雪垠的观点，是农民起义促进了改朝换代，但是没有推动历史前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李自成》上册，才会被一些人，认定为是一株大毒草。
要不是毛主席特别地关照，他和他的《李自成》上册，在“文革”中，就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粹”了，就更别谈，让他继续写《李自成》的下册了。
那么，到底是“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呢？还是“农民起义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呢？
毛主席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保护姚雪垠呢？
很显然，毛主席是支持姚雪垠的“农民起义没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观点，否定“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观点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的动力，而不是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历史的事实来说话。
在铁器没有产生之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是奴隶社会，其最高形态，也就是分封制，而没有实行郡县制，没有在地方实行军政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铁器没有产生，就没有家庭式自由化小农业生产的条件，就只能实行奴隶化的大农业生产。
而奴隶化的大农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军队随时监督奴隶们的劳动，镇压奴隶们的反抗。
尽管地方军队也有与帝王对抗、威胁帝王之权威的危险因子，但是，因为帝王的军队，解决不了奴隶们抗拒劳动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分封制，就取消不了，地方军队就取消不了。
而一旦铁器产生，家庭式自由化小农业生产的生产力，比奴隶化大农业生产的生产力更强，再也不需要地方军队去监督奴隶们的劳动生产了，于是，地方军队就取消了，分封制，就取消了，郡县制就推行开了。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生产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奴隶们的斗争，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必要条件；但是，奴隶们的斗争，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充分条件。
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奴隶们的斗争，就推动不了历史的前进。
而农民起义也是一样。
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必要条件，但是，农民起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充分条件。
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多少次农民起义，也只能是改朝换代，而不能推动历史前进。
家庭式自由化小农业生产的弊端，就是容易造成“自然性”的土地兼并与集中，从而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
但是，这个弊端，依靠农民起义，解决不了，只有依靠生产力的进步，才能解决。
只有工商业生产的蓬勃发展，才能够改变家庭式自由化小农业生产的弊端，避免土地兼并集中所产生的两极分化。
而建国后的农民互助合作、与人民公社化，只是一个促进工商业生产发展、实现中国社会工业化的一种特殊手段，绝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绝不能被视为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所以，毛主席要支持姚雪垠的观点，支持姚雪垠继续创作《李自成》下册。
其实，姚雪垠的《李自成》中，不只有这一个观点。
在肯定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正当性时，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自身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保护了姚雪垠时，我们可能都不曾注意到，毛主席也保护了一个更大的大文豪郭沫若。
毛主席在“文革”中（1973年8月5日）曾经写诗批评郭沫若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但是，在整个“文革”中，郭沫若是一直都被处于保护状态的，没有人能够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而郭沫若的一篇《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写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的，就在抗日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被毛主席推荐为党内干部必读之物。
那么，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又是怎样写李自成和他的农民起义的呢？
郭沫若对李自成的评价，就是李自成亲民爱民，具有农民阶级的立场，也有比较民主的作风，个人品格优良，但是，李自成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的政治领袖，他过于倚重刘宗敏和牛金星这两个观点激进、品质不纯的人，而疏远李岩和宋献策那样的具有传统士大夫品质的人，导致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之后，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甚至在面临失败的重要关头，还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放任牛金星杀掉了李岩兄弟，从而导致起义军的内部分裂，致使起义军最终的失败不可挽回。
而郭沫若的文章，毕竟是一篇论述性的文章，只能在有文化的社会上层发生影响。
如何将类似的思想，传导到社会的下层，让众多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普通民众，也能够了解农民起义的缺陷，和农民起义的的领袖们所易犯的错误，像姚雪垠的《李自成》这样的文学作品，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所以，毛主席保护姚雪垠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开启民智，就是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都能够提高一个文化层次，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在激情之中，还有一些理性，还有一些冷静的思考。
往事并不如烟。
今天，我们回忆毛主席当年保护郭沫若，保护姚雪垠的这些“小事”，也许，更能够理解他老人家，在当年那种环境下的精神状态，和真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