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思想家顧炎武在考察明朝的經濟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他在《錢糧論》中說：“夫兇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這說明，明朝經濟出現了新的問題——在荒年之時，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妻子兒女；然而在豐年之時，這種現象依然存在着。按理來說，豐年之時，農民的收成很好，衣食溫飽應該不成問題，為什麼他們還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妻子呢？
其實，這種奇怪的現象在唐朝中期也有人提及過，例如李紳的《憫農》裡就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在統治者勵精圖治、勸課農桑的背景下，全國的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耕種，然而可憐的農夫卻依然會因凍餓而死。一邊是統治者在朱門裡歌頌功德、誇耀産量，另一邊是老百姓挨凍受餓、抛妻棄子，說明這個國家的生産依然正常，但配置設定已經出現了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将目光從生産轉向配置設定，就無法了解這種奇怪現象的成因。
相比于一窮二白的明初來說，在明末之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戶口數也迎來了高峰。然而，經濟繁榮卻掩蓋不住階層的撕裂，在配置設定不均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準已經解決不了社會問題了。無論是荒年還是豐年，老百姓都要遭受同樣的苦難，他們已走投無路。那麼這種配置設定問題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顧炎武的《錢糧論》試圖進行解答。
在豐年之時，農民為什麼依然要面臨被迫出售妻子的困境？
<h1 class="pgc-h-arrow-right">封建社會的财富如何在各階層間配置設定？</h1>
老百姓在豐年時依然一無所得，這說明他們在配置設定中處于不利的地位，而配置設定地位又是由生産關系來決定的，是以要想研究配置設定問題，我們得深入到經濟基礎中去，弄懂封建社會的生産關系。
威廉·配第曾說：“勞動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代表着勞動力，他們跟土地一樣都歸奴隸主所有，那時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到了末期，随着井田制破壞，土地私有被廣泛承認，奴隸們也通過獲得部分土地而解放為農民。秦朝時就實行了“黔首自實田”，不再對勞動力進行直接的剝削，而是放任農民去耕種土地，再通過收租的方式來配置設定其所得。
但這并不意味着全天下的土地都被老百姓所分割，事實上封建統治者依然占有着大量的“官田”。顧炎武在《官田始末考》中總結了古代官田的分類，大緻有：
“世傳之官田”，改朝換代後，從前朝承襲下來的官方田地；
“職官俸祿之田”，朝廷賞賜給官員的田地；
“軍營之田”，劃歸軍隊屯營耕種的田地；
“藉沒之田”，通過查抄貪腐官員的家産所獲得的田地；
“開艮之田”，通過開荒而獲得的田地；
“僧道之田”，寺廟道觀所占有的田地；
此外，家族絕戶後的田地也會被沒入官中。是以，相對于老百姓所分占的私田來說，官田的面積是非常廣大的。官田依然需要老百姓來耕種，在最初的時候，朝廷規定每家每戶的男丁都要服徭役——在官田上進行無償耕種若幹時日，并且不能分享勞動所得，稱為“徭役地租”，屬于公開的剝削形式。
後來，在農民服完徭役之後，如果因家庭人丁過多，私田不足以供給，那麼官府還允許他們通過租用官田來進行耕種，待收成之後，将産品多數輸送給官府，可以留下一部分供自己使用。其中，輸送給官府的那部分産品就被稱“租”；此外，官府對老百姓的私田産品也會進行部分征收，稱為“稅”。故而《金史·食貨志》說：“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與稅屬于隐蔽的剝削形式。
封建社會裡，代表勞動力的農民與土地相結合，生産出産品。統治者裡的宮廷、皇親國戚、官僚貴族以及士大夫通過徭役、“租”與“稅”的形式參與産品的配置設定，當他們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時，農民必然會越來越貧困。
農民耕種土地，統治者再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來參與配置設定
<h1 class="pgc-h-arrow-right">從“征糧”到“征錢”的稅制改革</h1>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這得益于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理想的社會結構。大唐建國之初，除了官田之外，将私田按人口來進行授予，然後再責令老百姓以租、庸、調的形式來回報朝廷。那時候的租稅不以貨币為形式，而是直接征收土産（糧）——從土地産品中征收粟、稻、絹、布、麻等。是以，農民不需要将農産品拿到集市上去賣以換取貨币，然後再用貨币來交租，而是将部分農産品當做租、稅直接輸送給官府，十分便利。初唐的徭役也很輕，規定“正役不過五十日”，故而農民在服完徭役後，還有時間去租用官田來耕種，每年按時交完規定的租稅數額，剩下多少都歸自己所有。
然而，在安史之亂後，朝廷連年用兵，導緻國庫枯竭，于是财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進。許多忠誠的奴才為了讨好宮廷，便極力唆使朝廷進行賦稅改革，用兩稅法取代租庸調制，不再向百姓征收土産，而是要求“以錢為稅”——将産品的銷售環節轉移給了農民，讓他們去承擔糧價波動所帶來的風險，變“征糧”為“征錢”。是以《錢糧論》說：
“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
這一稅制改革在理論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農民一輩子都生活在鄉村，過着自給自足的日子，并不怎麼需要錢币。況且土地隻生出土産，并不産生貨币。為了應對賦稅，他們被迫将産品輸送到城裡去進行交易，承擔農産品價格波動所帶來的影響。
朝廷在名義上并不曾增加租稅的數額，卻通過鹽鐵官營壟斷、禁止民間鑄币、借商進奉獻助等政策來打壓農産品價格，使物輕而錢重；簡單的租稅也變成了名目繁多的青苗錢、地頭錢等等。聚斂之臣們精通經濟學，他們打着稅制改革的幌子來改變了過去的配置設定方式，使官府在不增稅的情況下，通過控制物價來隐蔽地剝奪農民的收入。當時的名臣陸贽就看出了其中的存在某種問題或陰謀，他曾上書唐德宗，力斥兩稅法為害民之策，說：
“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貿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
唐朝中期的稅制改革把實物地租改成了貨币地租，讓農民承擔物價波動的風險。官府壟斷了鑄币權，可以通過增減貨币的流通數量來左右物價。在名義上租稅不曾增加，而實際上農民所配置設定到的産品已經越來越少了。
陸贽、白居易等都反對過“以錢代糧”的稅制改革
<h1 class="pgc-h-arrow-right">明朝“一條鞭法”加劇配置設定的失衡</h1>
兩稅法實行于唐朝，開始向農民征收貨币地租，然而唐宋之時的流通貨币還比較多，載體也不相同。在一些地方朝廷會征布帛、另一些地方則征收銅錢和白銀。
到了明朝時期，白銀逐漸成為上下通行的主流貨币。自中期實行“一條鞭法”之後，官府決定向全國各地的農民無差别的統一征銀，規定“每糧一石編銀若幹，每丁審銀若幹”，要求耕種田地的農民要向官府輸送白銀。這種一刀切的政策實在缺乏經濟學常識，顧炎武在《錢糧論》中就指出“一條鞭法”忽略了兩個重大的問題：
第一，全國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是生産糧食的農民，而不是開采銀礦的礦主。白銀數量少而糧食數量多，不向農民征糧，卻向他們征銀，這是逼迫農民為了交稅而賤賣農産品；
第二，在經濟發達、大城鎮校多的江南地區，農民能夠通過賣糧來獲得白銀；但是在陝北、兩廣、遼東等地，因鄉村僻野衆多，交易不發達，農民根本就沒辦法獲得白銀；
是以，顧炎武認為“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制定政策時為什麼不能因地制宜，對于經濟欠發達、不通商的地方任其繳納實物地租呢？
然而，明朝統治者卻不管那麼多，萬曆帝為了修築宮殿，應付三大征所造成的國庫虧空，依然在全國各地大征礦稅；崇祯時為了抗擊後金，平定流賊，又擴征遼饷、剿饷與練饷，還大搞土地兼并。在這種背景下，即使當時全國的耕地面積已經很大，生産力相比唐宋也很進步，但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他們手握大堆糧食，卻因沒有白銀而交不起租稅。顧炎武在關中地區，親眼看見到處是窮鄉僻野，不曾與沿海通商，導緻乏銀可用，即使“歲甚登，谷甚多”，百姓卻仍要“相率賣其妻子”，宜乎此地成為了李自成農民軍的發源地。
為了解決财政問題，官府從農民身上剝奪得越來越多
<h1 class="pgc-h-arrow-right">明末的社會動蕩有曆史必然性</h1>
明朝末年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經濟發展水準上是屬于領先的。但整個國家都沒有解決好配置設定問題，特别是在白銀成為主流貨币之後，貨币地租的弊端變得越來越嚴重。“錢”相對于“糧”來說越來越貴，農民為了應付官府的“征錢”，隻得将糧食大批賤賣，在整個社會配置設定中所占據的份額越來越少。
正因為糧食不值錢，是以棄本逐末、廢耕從商的潮流也逐漸出現，大批土地因廢耕而被富戶兼并；在江南地區還出現了織戶與織工的階級。然而，大自然很快就懲罰了這種社會風氣，自萬曆末年起，各種自然災害層出不窮，導緻糧食連年欠産，許多地方發生了饑荒，許多地方卻因谷賤傷農而苦惱。
農民在荒年要出售妻子以謀生，在豐年又要出售妻子以交稅，在這種不公正的配置設定制度下，經濟無論如何發展，他們都看不到出路，最後終于揭竿而起，形成明末的農民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