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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

作者:讀史
顧炎武: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

文:趙進斌 (讀史特約作家)

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民得其利,則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财源塞而必損于民。無恥無底線于人心,是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顧炎武

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包含着王朝中國和文化中國,所有的王朝都逃不過興衰更替,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年,而文化中國貫數千年,穿幾百世,綿綿瓜瓞,凝然而成舉世華夏文明江山。

在中華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的封建社會裡,出門遠行,即使有驢馬做腿,滿目荒野和道路崎岖艱難困苦,平民百姓視為畏途,也不是士大夫的生活常态。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窮家富路等俗語的流傳,将旅行之艱辛濃縮其中。中華詩詞文牍中頗多贈别憶往、羁旅懷鄉之作,恰恰是祖輩安土重遷觀念的折映。

當然也有例外,人們熟知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遍遊山川的李太白,寄意河渠、文筆清麗的逦道元,壯遊山野、風神超拔的徐霞客,也熟悉包括辛稼軒、柳子厚、蘇東坡在内的一幹飽學清流之士被流放生涯。他們一生之是以流連寄情于山水,大抵是理想、抱負與現實生活中種種不得志不如意有關。中國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點是一旦理想遭到打擊,就将政治上的失意、幽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人生可謂殊途同歸,然而,人世間還有另一種旅程,它既不是因仕途失意而散發扁舟,也不是因俗務煩惱而醉心林泉;既不是單純、孤立的科學考察,更不能帶來現實的财富、地位以及任何利益——恰恰相反,它往往伴随着難以想象的危險和艱辛,在學術上諄諄苦研,追求文章經世緻用的信念,曆盡艱險但他們卻義無反顧;安貧而樂道,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偉岸的人格、傲然風骨不朽的文章,始終屹立在中華文明的文化史冊中。

這是曆史上名符其實的文化苦旅。中國曆代著名史學家不少,但能矗立于這個行列的卻實在不多。司馬遷是名符其實的一個,再就是顧炎武。

顧炎武: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

封建科舉越千年,貫穿着讀書人光宗耀祖夢。當唐太宗開科舉看到新科舉子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一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興歎,“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天壤轉換,道出了科舉制度的曆史作用真谛。成于科舉能成就皇權的左膀右臂,敗于科舉又能淬煉出文化大師。吳承恩、曹雪芹、徐渭、顧炎武莫不如是。

生于書香門第飽讀詩書的顧炎武14歲考進了昆山縣的官學,取得了秀才的資格。成為秀才後卻屢試不中,被折磨了13年。正是這13年,使顧炎武幡然醒悟,不能再鑽這條死胡同了,由此萌發了他“經學緻世”另辟新徑之思想。後來他在題為《生員論》的文章中指出,科舉制度、八股時文,使讀書人“以有用之歲月,消磨于場屋之中”,這是“敗壞天下之人材”。 “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隻有“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明亡清興的改朝換代,天下大亂,人心惶惶,大有亡天下之勢。漢族士大夫頗有以氣節相尚者,顧炎武是傑出代表。他毅然決然投筆從戎,參加抗清反清,夥同友人轉戰于南京、鎮江、常熟等地。在昆山保衛戰中,顧炎武和好友歸莊、吳其沆等人都直接參戰。昆山城破,吳其沆英勇犧牲,顧炎武的兩個弟弟也遭殺害,顧炎武生母何氏遭清軍斷去右臂,嗣母王氏絕食而亡,遺命顧炎武終身不得事清。親眼目睹如此深重國仇家恨,眼看無力回天,他暗下決心,誓不對清朝屈服,要為抗清而奔走四方,作一個不屈的抵抗者,自我流放于孤寂的旅途中,曆經十多年遊隐抗清艱難險阻而終不悔,這也是他後來屢次三番拒絕清朝召他出仕為官的根本原因。

真是“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鬓向人無再青。”

明王朝的覆滅,催生了一批卓越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并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巨匠。經曆過社會大動蕩,他們沉痛地總結曆史特别是明亡的曆史,得出了發人匮醒的論斷,罪惡源于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當顧炎武義無反顧地踏上騎驢走天下圖謀以文治國大業之後,一路興亡慨歎,一路細考窮研。他痛感明人學風空疏,玄談心性,而不知攻守經略、農桑河漕的弊端,決心為民族複興、為學術發展而身體力行,“生無一錐地,常有四海心”;“天地有肝膽,江山閱鬓華”;“馬背上望夕陽,渡口邊迎曉月”。

顧炎武不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正是要通過在“四海”的實際考察,去探求曆史興亡變遷的原因。他特别留意同曆史、尤其是眼前的社會大變動有關的地方。外出必随身用馬騾子裝書。到了險要的地方,他會向退休的差役詢問這裡的詳細情況。有的與平時聽說的不一樣,就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對着書進行核對校正。有時直接走過平原曠野,沒有值得什麼留意的,就在馬背上默讀各種經典著作的注解疏證。

十幾年間,他獨自一人,考察國計民生狀況,曆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甚至西北等地,“往來曲折二三萬裡,所覽書又得萬餘卷”。“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緻力于學術研究,留心于經世緻用之學。

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須發花白的顧炎武深入地僻人荒,嶺谷交錯,黃土茫茫的西北高原,用馬騾裝馱着書卷,踽踽獨行。年逾六旬的他在山西全面整理了從二十七歲起所辛勤編寫有關經濟和地理方面的史料文稿,以《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為書名,分别歸類,一共編成四十多冊。二十多年來,他刻苦研究古代音韻學的專著《音學五書》,經過曆年來反複認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并開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錄》的撰寫。

該書是顧氏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劄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随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布經世、警世内涵,且新見疊出,發前人未發之覆。顧氏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其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該書影響深遠,确如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評價,“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這部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

顧氏提倡經世緻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為實戰派,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内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在《日知錄》中,他更是明确的宣稱自己的撰寫目的就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複,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文集》卷六),并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顧炎武在“明道救世”這一經世思想的指導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文集》卷一),因而認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卷二),他希望能逐漸改變百姓窮困的境遇,達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錄》卷二)。

他不諱言“财”“利”,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财也。……民得其利,則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财源塞而必損于民。”(《日知錄》卷十二)他認為問題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還是損民,在于“民得其利”還是“官專其利”。他認為自萬曆中期以來,由于“為人上者”隻圖“求利”,以緻造成“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張實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隻有這樣,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錄》卷十二)。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還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的論證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專稱,并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衆治”,所謂“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衆治”的主張,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色彩。更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号。

《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是以,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号,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号,成為數百年來激勵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奮進的精神力量。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在病中,還在呼籲“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達了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情操。“豁然表達了他對整個國家民族懷着高度的摯愛。

定居西北後,顧炎武已年逾七旬,長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的身體日漸衰弱。1681年8月,顧炎武由陝西華陰來到山西曲沃,不幸染病。在病中,他依然“念茲在茲”國計民生。他給在朝中做官的一位友人寫了一封信,如實的介紹了當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建議對陝西一帶的賦稅改征收銀錢為實物,并将征收的糧食存入官倉,待來年青黃不接之時粜給缺糧的人民。他在信中還寫了這麼一段勵志自勉的話:“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指人民)于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顧炎武梳理曆史,認為無恥無底線于人心,是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他确信改良社會,是學者的天職,極力倡導教人豎起極堅強的意志抵抗惡社會,最低限度,要個人不至于與流俗同化,進一步,還要用個人心力改造社會。讀完全篇,深深為之歎服。他一生說行,皆是以此為标準,把這種理想腳踏實地貫穿始終,其人格學問,幾至完美。

顧炎武:曆代王朝滅亡之根源

他曾在《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詩中道:“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這是怎樣令人敬仰腳踏實地史學巨匠苦旅,這該需要何等家國情懷的毅力和信念支撐!“ 清學開山”始祖是這樣煉成!

顧炎武辭世前曾在一首題為《精衛》的詩中,把自己比作銜木填海的精衛鳥。這既表達了他堅持操守,不向清王朝屆服的決心,也宣示了他執着的為謀求經國濟世而努力的志向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将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衆烏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的确,他就象精衛鳥銜木填海直至于死一樣,為了探索經國濟民之道,孜孜以求,“死而後已”。

顧炎武逝去已是400餘年,400年對曆史隻是眨眼瞬間。如今,他所苦苦行走的為之獻身的大地上,早已步入他無法想象的舒适旅行時代,筆者腦海裡卻總是浮現着顧炎武的身影,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苦旅啊!

幾十年的親顧之旅,大半生煉獄般的文化苦旅,面對他的凝重文字,我們除了敬重、驕傲,還應該為自己侈談“文化”“曆史”而汗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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