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國曆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先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殺。就在人們以為這天下從此就是李闖王的時候，李自成卻在山海關大戰中敗給多爾衮。後來就是清軍入關攻占北京。北京城牆上的闖王旗又變成了滿清的黃龍旗，清王朝開始統治中國。
1645年，清王朝坐鎮北京的第二年，多爾衮打算修撰《明史》，這也是他打算開辟思想戰線的一項重要工作，通過《明史》編撰，一方面籠絡人心，一方面又能從思想上對明朝的遺老遺少進行統戰，尤其對于明朝頑固的知識分子，此舉可以讓他們逐漸站隊到清朝這一邊。對于搖搖欲墜立國不久的大清國來說，除了用八旗鐵騎鎮壓之外，這種懷柔政策更是重中之重。
當然，多爾衮的思想統一戰略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明史》的修撰隻是其中之一，也是最緊迫和最重要的工作。為此他專門開設了明史館，并進行組織架構的頂層設計，準備以大清王朝官方名義進行編撰，規格之高，組織之嚴，毫不遜色于一場大規模的陣地戰。
首先是班子成員的標明。這方面不愁沒有人選，當時清朝政府裡的漢人很多，而且都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可靠。于是多爾衮指派馮铨、洪承疇、範文程、李建奉等人為總編輯，又給他們配備了一些文學才俊，開始了《明史》的編撰工作。
但這件事進展并不順利，班子成員尚未開展工作，就被調離崗位，洪承疇去了江南，哪裡的反清運動此起彼伏，多爾衮把他調過去當江南總督，推行招撫政策。其它人也被各種事情纏身，對編撰《明史》的熱情不高。大家都是明朝故人，投降變節做了貳臣，現在編撰《明史》，顔面上覺得愧對故朝，無言以對，隻好一拖再拖。
公元1671年（康熙十年），康熙皇帝又打算編撰《明史》，把這項文化工程繼續做起來。他指派熊賜履主持這項工作。熊賜履是當時的理學大家，名望很高。但這個人對明代曆史史料知之甚少，研究的也不多，自知這項工作自己一人很難獨立完成。于是他就找到對明史研究最有權威的顧炎武，希望顧炎武能加入他的團隊，一起完成康熙皇帝交代的工作。為了說服顧炎武，他還特地找了一家星級飯店，請顧炎武撮了一頓大餐，并且把顧炎武最喜歡的外甥徐乾學也叫來陪酒，想通過這種巧妙安排一舉拿下顧炎武。
吃飯可以，喝酒也成，就是參與編撰《明史》不行。顧炎武立馬放下酒杯喝叫起來：“果有此舉，不為介子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意思我甯願像屈原一樣投江死去，也不會給滿清政府工作。結果《明史》的編撰工作又停了下來。
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又打算再次編撰《明史》，這一次要比上一次隆重，這也是康熙親政後要做的一件大事。為此他專門開了一次博學鴻詞科，招攬人才，儲備文人學士參加編撰《明史》，彙聚了三十幾号人，有名的像李因笃、朱彜尊、毛奇齡、汪琬、陳維崧、史閏章等人。可是這麼多人裡，卻沒有一個挑大梁的人，大家想來想去，編撰《明史》這項文化工程，隻有顧炎武有資格挑這個大梁。可是這個人脾氣有點古怪，性子倔強，這該怎麼辦呢？
這一次，他們又派了一個人叫葉方霭去做工作。這個葉先生是編撰組的成員，也是顧炎武的同鄉，而且要比顧炎武大幾歲，德高望重。讓他出面，顧炎武應該能給個面子，參與這項工作。邀請的理由大家也想了很久，最終确定先讓顧炎武出來應博學鴻詞之試，然後再參加編撰《明史》工作。
準備妥當之後，葉方霭找到顧炎武說明來意，結果六十多歲的顧炎武并未給自己的老鄉留情面，又是一番喝叫：“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脾氣性格和上次一樣倔，十頭牛都拉不動。葉方霭一看一點脾氣都沒有，隻能搖搖頭走人。
顧炎武接二連三的拒絕清政府邀請，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這件事情還得從以下幾個方面說起。
顧炎武從小就開始研究明史，十幾歲時就說“夫史書之作，鑒往是以訓今”，認為學曆史的目的就是為了為了今天。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對曆史特别關注，尤其對明朝曆史更為留心，不僅閱讀了明十三朝的實錄，而且看了近幾十年的邸報，對明代朝野史實、興旺更替、典章制度沿革等方面都做了很多了解。
23歲那年，也就是1644年，清軍入關之後，顧炎武參加抗清複明的工作，在山東、山西、陝西、昆山、蘇州等一帶逃亡。後來清政府統治逐漸穩定，顧炎武遊曆各省，結交有識之士，開始專心讀書寫作。根據自己多年收集的資料，寫成了《明季實錄》、《三朝紀事阙文》、《聖安紀事》、《皇明修文備史》等書，對明代的河渠、賦役、屯田、農事、漕運等諸多領域做了充分的研究和準備，為自己獨立完成《明史》的編著做了大量工作。
結果，在康熙二年，湖州的一個大戶叫莊廷鑨的人，家裡有錢，因本人雙目失明，卻又想流芳百世，想到左丘明失明，因為編著了一部《左傳》而流傳至今，于是尋找機會也想編撰一部史書，讓自己名垂千古。機緣巧合，他得到了一部已故宰相朱國桢所編的《明史》稿本，覺得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自己雙目失明，又沒有太深厚的學問基礎，這項工作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有錢，招募了當時很多江南名士，一起來做這項工作。
參與這項工作的有兩個人跟顧炎武認識，一個叫吳炎，一個叫潘柽杖，都是二十歲出頭的文學青年，也是很有作為的史學家。為了這部《明史》，兩個人下了很多功夫，花錢購買了明代各朝實錄，收集了民間所藏的明代文集奏疏，下功夫進行整理。顧炎武看着青年才俊如此用心，也将自己收集整理的史錄、奏章等一二千本借給他們。
誰知這件事情最後被人誣告，演變成了一個文字慘案，當時莊氏家人及刻書、賣書、雕工、印工、校閱等等很多人受到株連，被殺害的人多大七十二人，發配到邊遠地區的數百人。吳炎和潘柽章二人也被株連殺害，顧炎武借給二人的奏章資料也被焚燒殆盡。顧炎武對此深感痛心，歎息人間失去了兩位青年俊才，專門寫了一首《汾州祭吳炎、潘柽章二節士》的詩：“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這件事也被金庸先生寫進《鹿鼎記》的第一章裡。
此事，對顧炎武打擊很大，後來再也沒有興趣參與《明史》的編著工作。是以對清政府編撰《明史》一事表現出極大的抵觸情緒。
另外，顧炎武對自己的養母王氏特别尊重，一生都為自己有這樣的母親而驕傲。王氏本是顧炎武叔祖顧紹芾的兒媳，但尚未過門，顧紹芾的兒子顧同吉就夭折早逝。王氏得知後不但沒退婚，反而一心嫁入顧家，當起了兒媳婦，對公公婆婆悉心照顧。為了醫治好婆婆的疾病，她割下自己的手指頭熬藥，在昆山當地被傳為佳話。王氏二十八歲時，抱養顧炎武，對他從小嚴格要求，督促學業，教他明事達理。在她五十一歲時，崇祯皇帝為她立了貞孝牌坊，在當時是一項巨大的榮耀。
清軍攻占南京後，王氏把顧炎武叫道身邊說道：“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說完這句話，她就絕世七天七夜，溘然長逝。顧炎武銘記養母遺訓，自然對清政府的邀請不予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