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心靈的痕迹——陳啟壯作品欣賞</h1>
藝術家履歷：
陳啟壯,著名張裕钊研究學者,書法家、收藏家、策展人。中國張裕钊書法研究會會長,冀東書畫藝術館館長,唐山師範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楹聯學會書法藝委會委員。
陳啟壯： 論張裕钊“外方内圓”之碑骨帖姿
張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晚清著名書法家、學者、文學家、教育家，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曾門四士”之一，曆任武昌勺庭、金陵鳳池、保定蓮池、武昌江漢兼經心、襄陽鹿門六大書院山長（院長）兼主講近四十年，弟子三千，名士逾百。尤以“帖姿承雅韻，碑骨任開張”的書法風格在海内外享有盛譽，延綿至今。
筆者緻力于張裕钊書道研究與專題收藏已近三十年，大量的收藏資料讓筆者獲得了第一手資料，也為筆者的張裕钊書道研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直接證據。通過，對其研究，筆者發現：“在張裕钊書法流派中，‘外方内圓’被符号化、技法化、程式化，顯然有失偏駁”。縱觀張裕钊書風的特征，最具辨識度的“外方内圓”，雖然，被大衆津津樂道，然而，單純從技法層面去解讀“外方内圓”，既片面，也是缺乏學術深度。張裕钊“外方内圓”的形成，最初帶有偶發性質，随着年齡增長，他得到了強化和升華，“外方内圓”也從單一的技法演變成一種“碑骨、帖姿”的理念。那麼，筆者從筆法、結體、章法等要素中，論述張裕钊書法之“碑骨、帖姿”的理念。
“外方内圓”——轉折出鈎處之技法
筆法分為執筆法與運筆法。就筆法而言，張裕钊在《張廉卿詩文稿》中明确論述：“名指得力，指能轉筆，落紙輕，注墨辣，發鋒遠，收鋒密，藏鋒深，出鋒烈。”強調“名指得力，指能轉筆”，這可以确定張裕钊執筆采用古人所傳撥燈法。張裕钊長子沆、次子浍撰《哀啟》中記述：“漢人用筆，莫不中鋒，其法至唐尚存宋以後純用偏鋒，失厥旨矣。先嚴苦索冥思數十年，盡得漢魏人之真谛。殆合北朝之高渾，唐人之整肅而為一。”由此可見，張裕钊運筆方面注重中鋒行筆，并通過“指能轉筆”來實作筆劃轉折、出鈎處的“外方内圓”技法。清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書對張裕钊筆法有論述：“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折提頓，以方為圓；落必含蓄，以圓為方。故為銳筆而實留，為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其實，這種“外方内圓”技法在張裕钊早期作品中是沒有的，隻是從轉向碑學探索後才逐漸形成。其中，既以清代“碑學中興”的書學文化大背景相關，又以張裕钊作為學者身份的文化自覺密不可分。
清代“碑學中興”的社會背景
清代“碑學中興”的書學文化背景，伴随着帖學千人一面的衰微而出現，自乾隆、嘉慶時期發轫，至同治、光緒年間達到高峰 。期間出現了諸多成就卓著的碑學書家。張裕钊生于道光三年（1823），逝于光緒廿年（1894），曆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一生處在“碑學中興”大環境中。作為一位虔誠的學者書家，退出仕途後，中年時期開始專心于教育與碑學書法實踐與探索，并逐漸成為“集碑大成”的碑學代表人物。“碑學中興”時代，出土大量碑版石刻，有些碑刻曆經千百年的風化與毀損，筆劃轉折出鈎處石刻内部棱角會逐漸消磨，化方為圓，是以碑版石刻筆劃轉折出鈎處在大自然作用下，便形成了“外方内圓”現象。雖然這種現象出于偶然，但卻展現出了獨特的金石之美，讓人眼前一亮。北碑名作《張猛龍碑》、《吊比幹文》以及隋碑名作《龍藏寺碑》、《張貴男墓志》中，均在筆劃轉折、出鈎處能發現“外方内圓”現象。張裕钊在大量碑學書法研習實踐中，發現了這種獨特之美，而這恰是帖學所沒有的。
張裕钊将這種碑刻中偶然出現的“外方内圓”逐漸進行強化，并變成自己的個性特征。顯然，張裕钊筆法方面的“外方内圓”，就是源自于碑版石刻這種自然形成的偶發現象。
學者身份的文化自覺
張裕钊先生在清代，雖以書法名世，但他首先是位學者。正是因為學者身份的支撐，張公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了解與認知，是有深度與高度的。傳統《四書五經》的學習與老、莊辯證思想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在張裕钊《論學手劄》中有大量記述可為佐證。
張裕钊的學者身份，提升了其在書法碑學探索上的文化自覺。他用“以古為新，古中求新”的治學精神及數十年的“攻苦”書法實踐，不斷從傳統名碑名作中汲取營養，擅于取舍、熔鑄，将“外方内圓”這一偶然現象變為刻意追求的個性之美，并且迅速化為自己的書法語言。這種書法創作風格，甚至是前無古人，充分展現出張裕钊的學者身份對自身書法風格形成的決定作用。當然，此時張裕钊筆法方面的“外方内圓”還僅僅是一種技法，隻不過從技法層面進行了“外方内圓”特征強化。
“外方内圓”——結體方正、筆勢圓渾
書法結體在書法要素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結體是一件書法作品給人的第一整體印象，不同于線條的細節刻劃。曆代書家均重視書法結體的探索與實踐。張裕钊先生晚年的帖學回歸，即是從結體上的回歸，楷書結體回歸唐楷，行書結體回歸二王。形成了結體方正，筆勢圓渾的“外方内圓”特征。筆者對此有專文論述，參見拙著《碑骨帖姿-張裕钊書道研究》理論篇。
結體方正，化扁為長
張裕钊早年寫帖下過苦功，但尚屬學古階段。中年轉向碑學，并進行大量的碑學書法實踐，期間也有許多優秀作品傳世，但中期作品呈現出書風多樣性，結體更是以扁方為主，亦屬探索變化階段。晚年就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後，張裕钊書法發生質的變化，進入成熟期，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結體上的帖學回歸。我們能從諸多張裕钊晚年作品中看到，張裕钊書法的結體，明顯楷書回歸了唐楷，以歐為主，行書回歸了二王。這點可從張裕钊晚年歐體楷書臨作《九成宮》、《皇甫誕》得以驗證。受張裕钊書法影響頗深且交好的清末書家沈曾植也曾專門提及：“翁晚歲深推歐楷”亦是又一證據。以張裕钊晚年楷書為例，結體完全化北碑扁方為唐楷長方。或許張裕钊悟到了唐楷的長方更能展現“外方”的整肅感，也更符合人體美學原理。這樣連同中鋒行筆，筆劃形成了“結體方正，筆勢圓渾”局面。
篆隸之法、筆勢圓渾
在張裕钊看來，“中鋒用筆”是古賢用筆之真谛，宋以後則純用偏鋒，是以他幾乎不在筆法上取法宋以後的書家作品。直追漢唐乃至秦篆，并提出“古人以拙勝，今人以巧敗”的尚古觀念。不過，“中鋒用筆”并非張裕钊首創，而是張裕钊楷書用筆回歸了古法，而這古法，恰恰就是秦漢篆隸時期的中鋒用筆。我們在張裕钊傳世作品，尤其是晚年作品中可以發現大量篆隸中鋒用筆字例與結體方正相對應。張裕钊為強化“筆勢圓渾”，突出了筆劃藏起藏收，甚至是以圓起圓收為主，筆劃出尖部位采取“故為銳筆而實留”，并在筆劃與筆劃之間相交處寫出金石焊接效果以展現筆勢之圓渾。當我們将這筆勢圓渾的線條放在方正的結體中審視，結體方正的外方與筆勢圓渾的内圓，無疑把“外方内圓”推向更高的境界。
“外方内圓”——書法理念之成因
書法章法作為中國書法中最為重要的書法要素，也是最能展現出一個書法家個性特征與風貌。書法章法包含内容也十分豐富，對聯、中堂、橫幅、扇面、條屏的章法幅式作為具象内容屬章法範疇；更有看不見、摸不着，卻能感受到的“氣、勢、神、韻”等抽象内容亦屬章法範疇。尤其是書法章法中的“氣”，在書法中起到統攝全局作用。每位傳世書法名家書法作品辨識度，雖由其結體、筆劃決定形質，卻由其獨特氣息決定其書風高度與内容。正是張裕钊書法晚年最終走向碑帖相融之路的完美實踐，第一眼望去，古厚方峻之碑學氣息極其濃烈；下一眼望去，卻又不失溫潤圓融之帖學姿态與韻味。這恰是張裕钊對書法的認知異于常人之處。無論北碑，還是南帖，都是中國書法兩種重要形式，二者是一枚硬币的兩面，密不可分，不必非此即彼，這才符合老莊思想的陰陽相生，天人合一的辯證思想。
張裕钊晚年60歲以後，書法進入成熟期，而成熟期核心标志就是“碑骨帖姿”特征作為張裕钊書法“外方内圓”理念的升華，更具高度，也更具人生智慧，已經上升到“道”的高度來展現。筆者認為，張裕钊書法“碑骨帖姿”的成功實踐，是從碑學氣息強化與晚年帖學回歸兩方面來完成的。
碑學凸顯堅峻、古拙之貌
張裕钊一生遵循“以古為新、古中求新”治學思想進行書法實踐，尤其晚年名山事業達到頂峰之後，仍然堅持臨寫了大量傳統名家碑帖。作為碑學的積極倡導者與實踐者，張裕钊晚年選擇在筆法及書法氣息上強化碑學特征。筆法上，書法線條的錘煉變得愈發堅峻，硬度在不失彈性的前提下空前強化，古拙生辣的高純度線條，展現出強烈的北碑石刻的金石氣息，這在張裕钊晚年許多書法作品中都有強烈的展現，例如《杜甫詩冊》、《寶劍贊》等作品。特别提出的是，張裕钊不僅在筆劃與筆劃交接處強調金石氣息，還采用“漲墨法”來表現古代碑刻曆經千百年殘損、斑駁的金石殘缺之美，同時也增加書法作品中點、線、面對比關系，豐富其書法表現力與獨特美感。有關“漲墨法”的實踐運用，張裕钊日本弟子宮島詠士在回憶錄明确記述：張裕钊用毛筆飽蘸放置多天的宿墨，然後筆尖再蘸清水書寫。這樣既能做到透過水份暈散展現石碑風化剝落之金石氣息，又能不失筆劃形态，故為“漲墨而實潔”。這也成為張裕钊晚年書法強化碑學特征又一證據。我們在實際觀看那些古老碑刻時，看到剝落殘損處，時常會想象缺少何字内容？殘缺部分書法又是什麼樣子？張裕钊這種漲墨法的巧妙運用，無疑帶給觀者作品以外的空間感、畫面感，進而産生故事感，這恰是作為抽象藝術的書法最難表現之處。
帖學回歸與“二王”情結
張裕钊晚年書法，不僅在筆法氣息方面強化碑學特征，同時辯證且智慧地選擇在結構上進行了帖學回歸，也積聚了濃郁的二王情結。一方面楷書結體回歸唐楷，另一方面行書結體回歸二王。筆者透過大量研究對比發現，這種結構上的帖學回歸不是偶然現象，帶有明顯的主動性與開創性。這點筆者曾有專文論述，不做展開。二王父子作為帖學代表人物，卻被張裕钊将其行書結構巧妙的借用過來，化為已有。可以明顯看出，張裕钊晚年對待碑與帖這對沖突采取了“雙強”态度。正如國術中講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沖突的兩極處理難度極高。但凡事必貴其難，張裕钊知難而上，不僅走上碑帖相融之路，并将碑與帖的探索直取兩極，這正是“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碑學氣息的選擇強化到極緻，同時帖學的結體回歸也是強化到極緻，隻是從不同角度去合而為一，由此張裕钊書法的美學含量得以發揮到極緻，讓人過目不忘，一見鐘情。張裕钊傳世行書作品，尤其是《論學手劄》當中的二王情結可見一斑！
中國書法作為傳統文化精萃，老子“道法自然”與莊子“天人合一”思想對書法影響極為深遠。張裕钊先生應該悟到了碑與帖之相生、相克關系。碑之古拙，可補帖學流媚、靡弱；帖之溫潤，又可去碑學剛狠、生硬。堅峻、古拙之碑學骨氣為“外方”，溫潤、清雅之帖學韻味為“内圓”，碑帖相融之間形成的“碑骨帖姿”特征，才真正成為張裕钊“外方内圓”書法理念之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
古人雲：技道兩進。張裕钊“外方内圓”之書法理念，經曆了早年時期的筆法技法探索，中年時期的碑學悟道實踐，晚年時期書法理念的升華。晚年時期的張裕钊書法，達到“天人合一，人書俱老”之境地，開創了“外方内圓、碑骨帖姿”之風貌。正因如此，張裕钊書法足以開宗立派，成為一代宗師，讓後世書人景仰！
（文/陳啟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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