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法家林立的有清一代，晚清的張裕钊與楊守敬是書法藝術史上兩位傑出的書法家，他們在書法領域均取得了非凡的成績。
張裕钊，字廉卿（1823——1894），湖北武昌人，晚清官員、散文家、書法家。楊守敬，字惺吾，晚号鄰蘇老人（1839——1915），湖北宜都人，清末書法家、金石學家、曆史地理學家。張、楊二人都生活在晚請時期的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之際，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逐漸深化，政治昏庸腐敗，國家外患内憂紛至杳來的時期。
張裕钊比楊守敬大十六歲，兩人都活到七十以上高齡。他們刻苦學習書法，各自成家，對當時和後來的書法都有很大影響。楊守敬四十二歲時，應日本欽使（公使）何子我之招赴日。第二年，清廷又派黎庶昌接任駐日公使。按照官場慣例，何去黎來，使館舊人随之換新。此時楊守敬正愁與黎素不相識，準備回國；忽得故人張裕钊來書，告已主動向黎庶昌（張、黎是兒女親家）力薦事成，楊守敬旅心始安。
因為這對楊守敬繼續留日四年中能夠完成《日本訪書志》，協助黎公使刊印《古逸叢書》，并著《叢書舉要二十卷》起到了支援的作用。使楊守敬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為國家赢得了應有的聲譽。當楊守敬從日本載譽歸來後，張裕钊在緻老友吳摯甫的信中說，從黎庶昌東遊諸君，還有像楊楊守敬那樣飽學之士相助協理沒有？由此可見張對楊的推重和友誼！
張裕钊、楊守敬在“中舉”後，并沒有在“會試”的道路上有所着迷，而是把精力和興趣放在鑽研學問和勤練書法上。張裕钊是古文家，通易經，還對某些水系地理窮源溯流，表現出知識淵博的學者風度。
張裕钊勤習北碑，篆隸皆能，集大成而有所創新，書風雄健，榜書尤為擅長。康有為在名著《廣藝舟雙楫》裡說張書用筆：“轉必提頓，以方為圓；落處含蓄，以圓為方。”康有為又說：張裕钊書“高古渾穆……千年以來無與比。”可說是極盡了贊美之辭。由于書法界長期存在北碑南帖之争：“崇帖輕碑”和“尊碑薄帖”，似乎鴻溝很大。康是“尊碑薄帖”的倡導者，他的議論就難免偏頗不全。張裕钊是“尊碑”的力行者，雖多渾樸雄健之氣，由于帖意不足，故少秀潤奇變之妙。
中國的書法藝術，是一個與整個中國文化的發生和發展密切關聯，如沒有多方面的修養和素質是很難出現書法人才的。楊守敬認為曆代書法名家，必須具備三要：“天分第一，多見次之，多寫又次之，此定論也。”（《梁山舟答張芭堂書》）又說：“而餘又增加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學書迩言》）楊守敬論述《學書迩言》的引論和補充，把學術之道，列成五要是很有見地的。
楊守敬生平勤學實踐，使他成為晚清著名的輿地學家、著名的金石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大家。他善考證、精鑒别、日本人且為之傾倒。他的篆、隸、真、行，皆入佳境。楊守敬四十八歲後，絕意功名，專心著書，寫成著作達數十部之多。他在書法上涉獵之廣，用心之勤，似乎比張裕钊更全面，也更深入。他到了晚年，兩次到上海鬻書，聲譽為之大顯。
張裕钊、楊守敬書法成就影響所及，遠播日本。張裕钊在湖北時，日人宮島誠一遣其子航海西來，從遊求教；楊守敬在上海時，日人水野疏梅來渴獻詩，願為弟子，他們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傳為佳話，可以互相媲美。
張裕钊、楊守敬對書法另一姊妹藝術詩詞方面，一個是諱莫如深，一個是無心及此。其實張能寫詩，楊也能率爾操瓤。如水野向楊守敬索詩時，楊守敬口占兩首為答。其一雲：奇書萬卷冠群倫，愛惜殷勤到外人。遙望煙霧迷蒙裡，哈護猶當有鬼神。在這之前，張裕钊寫了一首偶感的詩。
他在給吳摯甫的信中說：“近事使人憤惹，幽憂無傑，偶成一律，幸無心示人。”偶感詩雲：竟觸涼平抨虎須，咄哉此舉謂良圖，積薪不解先移突，發弩能禁後說弧；豈有療饑餐毒藥，可憐從警問迷途，噬臍他日甯堪說，十萬橫磨一擲輸！這首詩中隐隐地說出了對身居高位者昏庸無能的一種憤債不平溢于言表。
據說張裕钊曾是“曾門”四大弟子之一，論際遇優于楊守敬。但他沒有利用這一關系為自己謀利祿，他為官不過内閣中書，為名不過孝廉。他為人比較澹泊，故能潛心著述，終以書法名家。他在處理與曾國藩的的師生關系中，可能是“學問”服膺，“功業”不能苟同。或許他已察覺到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所謂“中興事業”是大不義；但又沒有采取鄙夷的态度。年齡小于張裕钊的楊守敬，則少了這種心理負擔，倒是潛心在書法與學問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