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憶中的8月總是炎熱的，加爾各答這個時候居然如此涼爽，這是我殊未料及的。夏日的芒果與椰果雖是我日常的必備美物，風中吹動的氣息，卻分明是南中國早秋的意味。此間8月份的西孟加拉，屬于天時中的雨季，落入我目中的一切，無不驚動了深心中最是恬靜和平的夢。這些時候，我除了與自然的詩心為伍外，或可進駐聖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幽深的思想當中。
我是在這樣的時節，通路現代印度的教育與詩的聖地：加爾各答北郊的寂鄉（Santiniketan，桑地尼克坦，意為“和平村”、“沉靜之鄉”），與藏身這個蔥郁林薮中的印度國際大學（Visva Bharati），這是由詩人泰戈爾于1901年開始造夢，直至1921年初步締造完成的和平之鄉。1921年，在遲到的諾貝爾文學獎答謝辭裡，他曾明其初心：
“我決心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令西方和東方的學生可以在彼處相會，分享着共同的精神盛宴。……把這所大學當做東西方文明的共同之橋梁。願他們能夠以自己的生命為之獻策建言，作出貢獻，讓我們一起努力，使它富有生機，以代表這個世界永不可能分割開來的真實人性。”
這次，我為了趕赴寂鄉的國際大學，搭乘了豪拉（Howrah）通往波爾普爾（Bolpur）的第12337号列車。這是較好的選擇了，無論是時間，還是車廂空調的品質。波爾普爾是去往寂鄉的最後一站，保證了和平村的甯靜。一百多公裡，需要運作三個小時，若是不與中國大陸比較的話，在這裡已屬人們的首選了。
由于泰戈爾後半生超過四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寂鄉早就聞名全球，成了世上無數熱愛這位聖詩人的朝觐之地。包括幾代中國人，記住名字最深的，恐怕也是這個地方了。
豪拉通往波爾普爾的第12337号列車——和平鄉特快。
1924年的春天，泰戈爾曾專程拜訪過中國，他說：“趁我暮年的肢體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靈還能感受，決不可錯過這最後唯一的機會，這博大、從容、禮讓的民族，我幼年時便發心朝拜，與其将來在黃昏寂靜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甯利用這夕陽未暝的光芒，了卻我晉香人的心願？”于是，跋涉了一萬裡的海程，抵達了中國。
而自中國回來後，他便念茲在茲，一直謀劃在國際大學建立一所“中國學院”事宜。此後複得中華民國政府的資助，陸續邀請中國的學者訪學、施教。湘人譚雲山，是中國學院于1937年正式創立時的首任院長，至1968年退休，而詩人徐志摩、哲學家徐梵澄、畫家徐悲鴻、佛門大德太虛上人、學者季羨林等，還有周恩來總理，都曾到訪過此所著名的大學。
“Santiniketan”，這個名字取自印度古奧義書中的祝福之語“Santi”（和平），亦有人襲其聲音，稱作“香缇”，其實皆源出古時印度人的森林夢想。這種祝福與夢想，乃是古人從天地自然那裡領受過來的生命啟示：人，不是互競的異族，而是互助的同類。加之人類個體先天的脆弱，無法孤獨如獸、寂寞如神，在關系的隔絕當中，力量、智慧與慈悲，皆會萎縮，故啟之以此種祝福，謀求存在界的大和諧。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辭中說：“人的存在，不是為了與其他族類、其他的個體進行戰鬥，而是藉由他的工作，以實作存在界的和解與和平，重建友誼與愛的紐帶。”
二
我們知道，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不但是一位詩人，同時還是一位靠近精神聖域的社會行動家。在五天竺的漫遊途中，我曾遇見過無數的人，不分僧俗，對他一律充滿敬重，甘地譽之為“聖師”實在并無誇張，允為當之無愧。在印度文化裡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當緻力于兩個使命：第一、自我證悟；第二、服務社會。沒有前者，後者是盲人；沒有後者，前者是瘸子。泰戈爾、斯瓦米•辨喜、室利•阿羅頻多，皆是如此，有趣的是，這三位近代世界最是卓越罕見的印度人傑，他們居然都是加爾各答人，前二人還住在同一條街上！
我們拜訪了國際大學的校園，由中間的一條小路進去，沒轉幾個彎，就到了Cheena Bhavana（中國學院），隔着院牆，遠遠亦可看到學院的院名——“中國學院”四字，由當時的民國政要林森書寫的中文魏碑體，題寫于創立之初的民國二十六年。
泰戈爾國際大學中國學院
我見到學院裡面走動的這些印度學生，手中拿的都是印滿中文的課本，并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心中甚是驚喜。我認識了這裡的印度學生蘇滿與阿布。簡短的中文對話之後，我知道蘇滿下半年正要啟程前往中國，到西南學術重鎮四川大學訪學一年，聽其口風，有攻讀博士的志願。而阿布則是一個伊斯蘭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在這裡學習中國文字與文化。這正是泰戈爾的偉大抱負，不分宗教種姓、國籍男女，盡可“尚亨于野，無吝于宗”地在此求學，用泰戈爾的精神講，就是“世界相會于同一個鳥巢”，梵文則寫作：Yatra Viśvam Bhavatyekanidai。
曆任中國學院院長名字與任期，首任湘人譚雲山。
由印度學生蘇滿的引路，我們很快與院長阿維傑特（Avijit Banerjee）見了面。從2011年9月份上任始，阿維傑特先生已經擔任了将近八年的院長。在他的院長辦公室裡，我看到了挂在牆上，由中國政府于2014年9月19日頒發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獎框，下方還挂着中國的吉祥物：一幅熊貓圖。
我把自己帶來的幾本古書與書法作品，一并贈送給他們學院的圖書館。因受美籍華裔著名學者孫智燊先生之托，我把他剛剛發來的一份重要信物也交給這個學院。這份信物與泰翁的關系甚是密切，緣起于1941年的8月7日，時泰翁于加爾各答的舊家中溘然長世，泰山崩摧，哲人其萎，消息傳到了中國，一代哲人方東美先生代“中國哲學會”作了一首《天竺詩哲泰戈爾挽詞》雲：
東方道種智，證得依林薮。
園丁新月夜，玄覽淨群有。
歸神託性天，博大真人後。
燦爛死中生，發心獅子吼。
逝者全其天，榮名長不朽。
生人綿博愛，萬古以為壽。
不久前，孫智燊先生将該詩譯成了英文。我今天遞交給院長的，便是這首紀念泰戈爾逝世的挽辭原文與譯文。我告訴他：原作者叫做方東美，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在舊時的中國極富盛名與威望。他與泰翁幾乎是同樣的博大傑出。是以，他在1941年代表“中國哲學會”起草的該詩别具意義，正是中國與印度的傳統友誼，在現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希望你們能儲存起來！
泰戈爾國際大學博物館裡陳列的中國演講集，泰翁的中國名字還是梁啟超給取的：竺震旦，含有恒久的和平與友誼的寄托
嗣後，阿維傑特院長安排了學生為導遊，引薦我們參觀諸所，帶我們到詩人居住的房子，詩人冥想的地方，還有大學的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等地一一參觀畢。
而我印象最深的乃是一些供低年級學童與天地自然接觸的露天教室。這些露天教室形狀不一，或方或圓，或構作心形，但在中間都一律留有一個位置，是給老師坐的，學生們則席地圍成一圈，然後再外圍稍遠處，便全都是濃蔭匝地的各式樹木了。
這好一副幕天席地的教室啊！它們也正展現了泰戈爾孜孜以求的師事自然的教育夢想。這塊充滿田園風光的僻靜之地原是詩人的父親代溫德拉納特•泰戈爾選中的，是“作為他的生命與神交流的适宜之所”。而複又作為永久性的捐贈，指定這個地方供給那些為沉思和祈禱而追求甯靜和隐居的人們使用。
最初，即1901年12月，詩人帶着五個孩童（包括他的長子）來到了這裡，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開始展開對教育真谛的探索，直至最後辦成了舉世聞名的國際大學，為印度培養出許多第一流的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哥特曼（Li Gotami）、共和國總理英迪拉•甘地、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等。
學校裡面的露天教室
藉着阿維傑特院長的指津，我們還通路了當地一個著名的手工品集市，一個印度教的神廟，前者顯然與近代印度以來，尤其與甘地、泰戈爾等人的民族自助運動有關。我得突突司機之助，又拜訪了泰戈爾詩中的靈感之源：庫拜河（Kopai River）。
彼時，我是在寂鄉的暮色中拜訪了這條河流的，一路上真是鋪滿了詩人詩歌中的音樂、色彩與韻律，我看到根須匝道的大班楊樹（Banyan）樹，遇見了安靜的蓮花湖，還與鄉間漫步的牛羊陌路相逢，一直乘到了庫拜河的橋上，“在庫拜河河水的潺潺流動當中，有着與我的詩歌類似的一種自然節律”。泰戈爾曾經這樣深情回憶道。我也似乎被寂鄉的這種無盡詩情觸及了深心，如同亘古的殘夢，教人歡喜，複又教人辭窮。
給泰戈爾以靈感的庫拜河與鄉野風情
三
泰戈爾創辦這所學校的初心，是有着印度古老的傳統的啟示的，這古老的傳統來自于《奧義書》聖典的形成。印度人曾經自豪地稱謂他們偉大的《薄伽梵歌》雲，這至高的神聖之甘露《薄伽梵歌》，乃是自一頭神秘的母牛身體内汩汩湧出的牛奶，而那頭母牛，就是古老的諸奧義書。
《奧義書》精神高邁，遠愈塵間種種俗谛，隸屬于四部吠陀（Veda）。吠陀文獻是那些隐居密林之中身披鹿皮、冥思宇宙的森林聖者們的傑作。古典時代的印度人相信這是上帝的呼吸，是永恒的真理，奧義書的數量有一百二十部之多，是印度文化中的核心哲學文獻，在印度傳統中，它們一直被珍視為至高知識的精神寶庫。
而奧義書（Upanishad）一詞的梵文原意，即蘊含着這樣一幅古典的畫面：在無邊寂靜的森林裡面，對至高的真理有着真實渴望的師徒，或靜靜安坐，沉入冥思；或四目相對，口耳相授，于是，真理與新的生命會同時誕生。在印度的文化中，有所謂的“知道真理者，就會成為真理”（Brahmavid brahmaiva bhavati）一說。這樣一種誕生真理與和平的森林所在，就叫做“靜修林”（梵文：Ashram）。泰戈爾說：“在印度，我們至今緬懷那些偉大導師在森林聚居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師徒關系不是浪漫主義的虛構，它為遺迹所證明。我們擁有本土的教育體系，數世紀以來它一緻保持着獨立，最後大概是毀于外國官僚統治之手。”是以，泰戈爾在寂鄉試圖重建的，正是印度這種古老的教育理想，安坐天地之間，重視冥想傳統，并讓學生通過與教師共享高尚的生活，來實踐心目中理想的教育。
和平村的印度榕樹
泰戈爾認為，真正的教育必當是，它不僅給我們以知識與資訊，而且要使我們的生命與萬物的存在獲得最高的和諧、最高的一緻，使此微塵之肉身，獲得了天界不朽之榮光。他說：＂我認為，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要讓我的孩子們完全認識到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存在的系統裡，在那裡，樹木是實體性的事實，不僅僅是産生葉綠素并從空氣中攝取二氧化碳的樹木，而且是活生生的樹木。＂
當我們被自然的力量遣送到這個世間的時候，并沒有同人間的政府，或教育部商量過成長的事情，而自然的聲音卻從來沒有片刻停止過它的耳語。泰戈爾說，成人世界與孩子世界的最大差別就是：孩子是自然本身的造物，而成人已經通過人類社會的塑造，很可能面目已經全非。是以，泰戈爾在《飛鳥集》中說過，＂上帝在期待每一個人從智慧當中重獲童年。＂這或許就是泰戈爾教育理想的終極真谛。
泰戈爾在涉及這種理想時，他确實有過對生命過程與文明之間的考察，他認為，文明隻是中間事物，“它既不是開端，也不是結尾。它的紛繁複雜和禮儀習俗自有其用處。然而，如果把它們作為最終的，并把它作為一種規定，不給人類生命留下一塊綠地，以遠離煙霧和喧鬧的統治，那麼，孩子們就會痛苦，青年們就會陷入厭世，而老年人就會忘卻在安甯和美感中頤養天年，并因年齡之衣的褴褛、滿布破洞和更新檔而羞愧。”是以，在孩子的教育成長中，文明，或知識，僅僅是一個中間階段，絕不可誤為終極的理想，“首先，他們必須通過熱愛生命去搜集知識，然後得抛棄生活去擷取知識，最後，他們将以成熟的智慧，傳回到他們更完全的生命。”
四
在寂鄉的泰戈爾博物館裡面，還有大量的圖檔資料與他的那一次中國之旅有關，表明他對中國的眷戀與祝福。最近，因中印在洞郎的邊界問題，使得兩國上空陰霾深鎖。而作為對和平精神孜孜以求的詩人泰戈爾，此時尤其值得我們來緬懷。1941年2月，已然卧病在床的他，尚念念不忘他在中國的這份記憶，人生最後一個詩集《生辰集》中，專門有詩紀念，現在，這首詩正镌刻在他的故居Rabindra Bharati 的博物館“中國分館”的牆壁上，其大體意義為：
在我生辰的淨瓶裡
盛滿自朝觐途中的聖地采集過來的聖水
猶且記得，我曾通路過中國的土地
遇見從不認識的東道主人
他在我前額的吉祥痣上，留下了這樣的印迹：“你，就是我們中的一員。”
生人的面紗不覺中掉落
心靈密室出現了永恒的人
我們歡喜的相會，意外的親密
我取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裳。
這在我心裡是明白的：
我在哪裡獲得朋友，便在哪裡獲得新生
朋友帶來生命的奇迹
而異鄉，則開着姓名各異的鮮花。
徐悲鴻、譚雲山與泰翁在寂鄉合影的老照片
此詩寫完後不久，病體愈衰。最後，他告别了寂鄉，回到加爾各答不久，便于當年的8月份去世。留下了這個最能夠展現他的世界和平與人類大同思想的地方，他曾如此說過：
“在這個寂鄉的靜修林，人們為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甯之中聚集到一起。在那兒，生命不僅是靜思的，而且是在活動中覺醒的；在那兒，孩子們的心靈不會被強迫去信仰；在那兒，他們要去将人的世界實作為他們渴望成為其居民的天國；在那兒，日出、日落和靜寂的、燦爛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們的重視；在那兒，人們在花兒與果實的盛會中盡情地享受着歡樂；在那兒，年輕人與老年人，教師與學生圍坐同一張桌子，共進他們世俗之餐和永恒的生命之餐。”
就是這樣一個高不可攀的模本，一個純粹的教育理想國，它居然在詩人泰戈爾的手中生成，逐漸變成了印度大地上的一種真現實，延續至今，并蔚為壯大。
我們告别了寂鄉這和平的聖土，踏上了傳回加爾各答豪拉站的第12338号列車，它與我們來時的列車一樣，其名字都叫做：“和平鄉特快”（Santiniktan Express）。我是多麼期待，這趟列車，它就是行程匆匆中的人類曆史的真實隐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