穴攻就是挖道地毀城。穴攻和反穴攻的技術相同，而後者更為複雜。《墨子·備穴》詳述了反穴攻的方法：
在城的高處設暸望哨，嚴密監視敵軍動靜，一旦發現有挖道地的迹象，如反常的土方堆積和濁水流淌等，立刻在城内相應方向緊貼城牆根挖井，五步一井或三丈一井，在井底放置新陶缸，上蒙薄牛皮，使聽力聰敏者伏缸偵聽。敵人開鑿道地發出的音響在地下傳播的速度高，衰減小，容易激起缸體共振，是以用這種方法能夠偵測到道地的方位。
确定敵人道地的方位後，即挖掘反道地相迎，務須截住敵人的道地，辦法仍是從地下監聽，根據敵道地的方位随時校正反道地的方向。同時，在反道地口修建窯爐，裝設鼓風皮囊，每爐四囊。窯爐内充填柴、艾，其排煙口接裝陶質煙管，伸入反道地内，并随反道地的延伸而向前鋪設。
當挖通敵道地後，窯爐急速焚燒，靠皮橐鼓風将濃煙由煙管泵入敵道地内熏敵，配備短矛、短戟、短弩等特制兵器的戰士也投入戰鬥，将敵坑道工兵從道地中趕走或将之消滅。
在坑道戰中，攻守雙方都使用煙熏法。《韓非子・八說》曰：“幹城距沖，不若堙穴伏橐。”《墨子・節用上》曰：“有與侵就僾囊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孫诒讓《墨子閑诂》認為“僾”是“伏”之誤。可見攻城方挖掘道地時，也備有煙熏設施。
《墨子・備穴》說：以煙熏敵時，要預備“連版”，即木條連合成的大闆，高寬與道地相合，用以擋煙；闆上鑿出孔洞，以便矛矢向外擊射，以防敵人阻塞輸煙管；如果敵人塞住了輸煙管，就将闆後的輸煙管鑿開，然後迅速引闆後退。可以想見坑道中的對抗，也相當之激烈。
穴攻和反穴攻技術，與商周時期發達的采礦技術密切相關。挖掘攻城道地或反道地，就是采用了開掘礦道的技術。對江西瑞昌銅嶺商周銅礦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在商代和西周時期，礦道的掘進就有豎井、平巷、斜巷和槽坑等多種形式，住往結合運用；井巷已經有較合理的支護木架，如豎井有井框和背柴，平巷有立柱、頂梁和地栿構成的排架；井巷中已經有疏水溝、排水槽等排水設施；井下運輸已經采用了原始的桔槔和滑車等機械提升裝置。
東周時期，采礦技術更為進步。湖北大冶銅綠山的東周銅礦遺址，礦道縱橫交錯，上下數層，形成了密集複雜的體系，春秋時期最大開掘深度已超過36米，戰國至西漢時期達60餘米，延伸到潛水面以下23米；井巷更為大型，支護木架粗大、密集，普遍采用了榫卯結構，堅固合理，提升運輸采用了大型的辘轳絞車。
中國攻守城戰中的穴攻和反穴攻，顯然受到了發達的采礦技術的啟發，而且運用了開掘礦道的一系列技術，包括井巷掘進、支護、排水和提升運輸的種種工具、裝置、設施和方法。《墨子・備穴》說穴攻的方法是“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可知攻城道地采用了支護木架，當攻方将道地掘進到城牆底部并擴大面積，掏空城牆基礎後，就點火燒毀支護木架，進而使城牆塌陷傾。《墨子·備城門》說：“敵人為穴而來，我亟使穴師選士，迎而穴之。”主持挖掘道地的“穴師”，當是專門的技術人員，多半來自采礦業。
穴攻和反穴攻運用開礦技術還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銅綠山礦冶遺址中曾出土不少大型青銅斧，最大的一件長47厘米，刃寬41厘米，重逾16公斤。這些巨斧顯然是開礦的工具，用法可能是将之裝上長柄，懸吊于立柱或支架上，靠慣性并加力撞擊工作面。
戰國時期，攻守城挖掘道地也采用了這種撞擊式巨斧。《墨子・備穴》說：“穴且遇，以頡臯沖之，疾鼓囊熏之。”又說：“審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材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沖之，灌以不潔十餘石。”墨家所說的裝有利斧的桔槔，就是撞擊式的開礦巨斧。當反道地與敵道地将透未透之際，用這種巨斧猛然撞擊工作面，一下将之打通，繼之以突如其來的各種攻擊手段，使敵猝不及防。
懸吊于立柱或支架上的撞擊式開礦巨斧，平常斧頭下墜，用時抑壓柄尾，斧頭便擡起，這類似于汲水桔槔，是以古人也稱之為“桔槔”。《墨子》用“沖”字描寫這種巨斧的作用方式，這又使人聯想到古人也将攻城槌稱為“沖”，它們的結構和原理，确實很相似。
除了采礦技術，反穴攻還利用了其他方面的技術成果。焚燒柴艾的大型窖爐和鼓風裝置皮囊，是燒陶和冶銅煉鐵技術發展的成果。用作地聽的陶缸和坑道輸煙用的陶管，是制陶業的産品。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的東周陽城遺址中，曾發現一處戰國晚期的大型供水設施。它将城外東、西兩邊的小河上遊之水，通過在地下埋設的輸水管道引入城内使用，十分類似現代城市的輸水裝置。
輸水管道主要由陶直通管組成，每節一般長59-68厘米，粗頭徑17-19厘米，細頭徑12-14厘米，壁厚0.14-0.19厘米。此外還有陶彎頭管、陶三通分支管、陶三通斜支管、陶三通排氣管、陶四通控水管等，以解決管道的拐彎、分叉、排氣、控水等題。這套陶質輸水管道，對于了解穴攻和反穴攻中采用的陶質輸煙管道，是一個形象的參考材料。二者所用的陶管子及其連接配接方式應當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