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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個關于法國社會邊緣的警察暴力和種族緊張關系最終爆發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巴黎城郊，與25年前的電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與導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國主流電影之外為電影創作創造更多空間的。
在導演拉吉·利（Ladj Ly）的電影處女作《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開篇，一架無人機正在飛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費梅爾地區上空翺翔，而觀衆則從它的有利視角向下俯瞰。盡管蒙費梅爾距離巴黎市中心隻有16公裡多，但這裡的生活卻是另一個世界，這個鏡頭讓我們鳥瞰到了這個對大多數人來說隻出現在新聞中的屬于巴黎的地區。
蒙特梅爾，也是1862年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詩般的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反派德納第夫婦（Thénardiers）所經營的客棧所在地，這也是電影片名的來源。從無人機的視角俯瞰這個地區，似乎很平和，麻煩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這部電影會帶我們下降到地面上，去關注街頭發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群眾内部以及他們和警察之間的危機四伏的緊張局勢。
此片将故事設定在令人擔憂的兩天内，提供了一個局内人看待這種緊張關系的視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費梅爾成長的過程中也見證了這種關系，最嚴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亂，最終導緻兩名青少年死亡——而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導演創作《悲慘世界》。
我們很快發現，無人機的駕駛者是一個名叫Buzz（導演的親生兒子阿爾-哈桑·利Al-Hassan Ly飾）的文靜少年，他用無人機來觀察他所在社群街道上的生活。但是，當他的遙控相機無意中拍到了一些畫面時就成了影片叙事的關鍵要素，畫面中，一名年輕男孩Issa（伊薩·佩裡卡 Issa Perica飾）被由頭腦發熱的Chris（亞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飾）帶頭的三名警察攻擊。警察們一直在追捕Issa，因為他從一個叫Zorro（Raymond Lopez飾）的人那裡偷了一隻幼獅，而Zorro是當地一個馬戲團的老闆，警察們的行為加劇了當地不同種族之間的緊張和猜疑。當警察們得知Buzz用無人機記錄下了一切，便瘋狂地試圖找回錄像，以删除影像記錄。
無人機鏡頭是《悲慘世界》的核心，很明顯也是對馬修·卡索維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鏡頭的緻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為背景的電影都不可避免地會被與之做對比。在那部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電影中，在無人機還沒有成為輕易即可擷取的電影制作工具的年代，為了拍攝一個俯瞰廣場的驚人鏡頭，導演卡索維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簡陋的迷你直升機，畫面中，孩子們在廣場上聽着從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音響裡傳出的音樂，要麼是經典的香頌女歌手伊迪絲·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說唱歌手KRS-One。《怒火青春》一經推出就引起了轟動，讓許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現狀，那裡充斥着無處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25年後的今天，拉吉·利的電影在法國也産生了影響，揭露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反映出這25年來情況并沒有發生多少變化。
去年5月，當《悲慘世界》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時，在很多人看來，拉吉·利仿佛憑空出現，從來沒聽過的一個人，竟然作品已經如此成熟。但其實他在過去的十年裡積累了大量的作品經驗，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語“短片”）的藝術團體中執導并參與表演了一系列短片。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慘世界》，由同樣的演員主演，在克萊蒙-費朗國際短片節（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獲得認可，并獲得凱撒獎提名。Kourtrajmé團體成員出品的短片繞過了通常的發行管道，經常通過網絡管道直接釋出，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國主流電影圈之外。
事實上，Kourtrajmé團體曆史悠久，它創立于90年代中期，與拉吉·利一起創作的還有一些比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電影傑作。其中一位是電影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兒子羅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為多名藝人執導暴力MV而聞名，還拍過同樣以巴黎城郊為背景的喜劇片《世界屬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這部電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爾（Vincent Cassel，法國著名演員讓-皮埃爾·卡塞爾Jean-Pierre Cassel的兒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現過。金·查普龍（Kim Chapiron）是團體創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設計師Kiki Picasso的兒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惡狗幫》（Dog Pound ，2010）和《超級精英》（Smart Ass，2014）聞名。如今，Kourtrajmé團體擁有135名成員，活躍在多個領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馬裡，與加夫拉斯和查普龍一樣，他也熱衷于在法國那些通常與外界隔絕的主流管道之外為法國電影創作創造空間。這個團體也試圖挑戰人們的期望：Kourtrajmé團體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滿幽默和熱情，在法國媒體上放映時，觀衆很難把這麼高品質的影片與巴黎城郊聯系在一起。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導演諷刺了對巴黎城郊的新聞報道中極端嚴肅的語氣，那些新聞将巴黎城郊描繪成少數族裔居住的堡壘，外部的人想進去的話就要後果自負。十年後，《悲慘世界》是對新聞報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數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糾正，展示了對“他者”（the Other）的恐懼是一個從根本上已經毀壞了的制度的核心。這部電影是計劃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創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簡稱EL）：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悲慘世界》發現你的，但你拍電影已經很久了。能否介紹一下你在Kourtrajmé團體創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簡稱LL）：别的不說，Kourtrajmé團體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們都是一起長大的，我們從幼稚園或國小時就認識了。這個團體成立于1994年，當時我們抱着拍自己的電影的野心。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龍從小就是好朋友。我一開始做演員就是在他的電影裡，然後在17歲的時候，我買了第一台攝影機，開始拍攝我所生活的街區。
EL：Kourtrajmé團體的其他一些成員已經轉向拍攝MV或者離開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紀實風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為什麼會這麼想留下來？
LL：因為那是我的故鄉。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們，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費梅爾長大的。那裡對我來說非常親切，可以講述的故事非常多，是以在某種程度上，我把講述那裡的故事作為我的特長，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而且也有一種緊迫感，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處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關于巴黎城郊的電影。
EL：你在Kourtrajmé團體拍攝的短片被釋出到網上，這是你們有意做出的選擇，還是迫不得已？
LL：一種電影總得出現在某個地方，因為我們不在制片人的關注清單上，也不受任何機構的資助，就迎來了必須自己做這一切的時刻。Kourtrajmé團體的誕生是因為我們不覺得自己屬于法國主流電影圈，是以我們決定拍自己的電影，用我們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員。
恰好，當我們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正是數位時代的開始。當時數位相機剛剛出現，人們第一次在家裡可以上網。我們意識到，網際網路是一個可以用來播放我們電影的不錯空間。那時Dailymotion 和YouTube還不存在，我們有一個Kourtrajmé官網，我們會在那裡釋出視訊，挺成功的。我一直堅持着獨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紀錄片，也總是被電視訊道審查，他們不想要我拍成的那個樣子，是以我就把它們免費放到網上。我從來沒通過拍電影賺過錢，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EL：為什麼決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從警察的視角出發去講述故事？
LL：我想給觀衆一個驚喜。我拍了這麼多作品，沒人想到我會以警察的視角來講述這個故事，觀衆會驚訝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評判、隻盡可能公正地呈現一個場景的電影。這也是這部電影的強大之處：它所描述的是現實。創作這部電影的初衷是我們想表達每個人都可能是悲慘的——群眾、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慘的。
EL：你是如何在抨擊現實和開啟對話之間取得平衡的？
LL：這是一部政治性電影，我有話要說：我不是為了拍電影而拍電影，而是因為我想改變界線。這部電影開放式結局背後的想法是，它可能會讓人們思考并引發一場辯論，而這就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部電影是一個工具，它讓人們開口說話，改變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這部電影在法國有200多萬觀衆觀看。政府說，看了這部電影後，他們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條件。雖然還隻停留在口頭未落實行動，但事情就是這樣有了轉變的機會。
EL：很有意思的是，這部電影給了我們一個來自外省的警察的視角——一個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時候，來到這些社群的警察都是剛從學校畢業，或者沒有什麼經驗，他們大多來自外省。我想，從這個人的角度來講述這個故事會很有意思，他将和觀衆同時一起去了解眼前的這個社會。不幸的是，外面的人隻能通過媒體和政治來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數人都沒有去過。重要的是要讓人們了解到這個城郊的真實情況，這樣當聽到巴黎城郊時他們就不會立刻陷入刻闆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攝了現實中發生的抗議活動，這也是你的短篇紀錄片《克利希-蒙費爾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你認為虛構電影和紀錄片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LL：我并沒有把這兩者分開。如果我拍一部電影，那是因為我有話要說。幾年前，我發現自己拍攝了一個警察施暴的瞬間——我親眼目睹了所有的後果。我想把它拍成虛構劇情片的話會很有趣。雖然《悲慘世界》是虛構的，但它的影響仍然很強。不管是紀錄片還是虛構電影，它所傳遞的資訊都是真實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還拍了一部紀錄片《在馬裡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說過想在非洲拍電影。現在你還想這麼做嗎？
LL：是的，這是我很久以來的一個願望。我們将于9月在塞内加爾成立一個Kourtrajmé電影學校。我們希望在達喀爾建立存在，培養這一代電影人，并在那裡發展項目。
EL：你們也在蒙費梅爾開設了一所Kourtrajmé電影學校。
LL：是的。如果我們希望法國電影能夠改變，變得更加多元化，我們就必須自己去改變這一切。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就沒人會去做。是以，我和這所學校一起決定給多元化的機會——文化的多元化，社會背景的多元化……我們給每個人機會。這所學校是免費的，對所有人開放，申請者不需要有文憑。今年是學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順利。看到所有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創造力驚人的年輕人，真是太棒了。接下來的幾年，肯定會有很多事情發生，這是肯定的，不僅僅是我和我的事業，我和Kourtrajmé團體一起發展，我們總是一起做任何事情，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我希望所有的學生都能從我所擁有的和我所創造的資源網絡中受益。我們所有的學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沒有一個學生會被落下。
｜翻譯：小雙 @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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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英國倫敦的法國自由影評人、作家和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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